1898年4月美西空战后，阿瑟•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从此，他时来运转，渐入佳境。他坚信，战争一定会成为自己一展身手、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

　　果然，随着奥蒂斯的去职、局势日益恶化、几乎不可收拾之际，麦克阿瑟自然而然地登上了驻菲美军司令官的宝座。他一上台，便采取了与奥蒂斯截然不同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来对付游击队。

　　1900年12月，麦克阿瑟宣布实施“第100号通令”，规定：战争应当以常规形式在身着军装的部队之间进行；但游击队不值得怜悯，应把他们送入集中营、流放或处死；如果指挥官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实施“报复”。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为了弥补美国人在当地语言、习俗和地形方面的先天不足，大量招募亲美的菲律宾人，充当供之驱使的耳目和走狗。到1901年6月，他已拥有5400名菲律宾侦察兵和6000名执行准军事任务的菲律宾警察。在他亲手主持下，陆军成立了一个军事情报处，以增进对游击队活动方式的了解并及时传递情报数据。他还请求海军加强巡逻，千方百计地切断起义军在岛屿之间的通信联络和海外武器输入的途径。

　　身为一名晓古通今的法律博士，麦克阿瑟深知仅靠武力推行其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政治上的“攻心战术”。因此，除了继续强调进行所谓“亲善”活动外，他还授意一批亲美分子组成了菲律宾联邦党。该党成立后，与占领军当局密切配合，成了阿吉纳尔多领导的独立运动的死对头。

　　麦克阿瑟抛出的这几手“杀手锏”果然厉害，确实给各地菲律宾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带来了巨大困难。一时间，华盛顿方面连电嘉奖，颂声如云，坐在马尼拉总督府里的麦克阿瑟更是笑逐颜开，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为自由而战的菲律宾人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牺牲在腊子口之役的菲军将领德比拉就是一位令国人自豪、让敌人胆寒的杰出代表。

　　格里哥里奥•德比拉，原是马尼拉的一名大学生，从1897年开始，他积极参加反对西班牙人的作战，因机智过人、战功卓著，深得阿吉纳尔多的喜爱。阿氏流亡香港时，德比拉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始终不离左右。回国后，阿吉纳尔多任命他为布拉坎军区司令，领准将军衔。

　　在随后的抗美游击战中，德比拉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因他常骑一匹白色战马，故人称“白马小将”。德比拉曾于奎加一役，击毙美军斯托森柏上校。从此，“白马小将”的威名传遍菲律宾全岛。

　　这一天，麦克阿瑟终于探到阿吉纳尔多的行踪，立即派麻契少校率领300名士兵前往追捕，并责令他务必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得到情报，阿吉纳尔多只好率总部人员匆匆转移。危急关头，他把掩护的重任交给了素所信赖的德比拉将军。

　　战斗在腊子口打响。德比拉率领60名战士，死死地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终于为总部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最后，菲军60名战士全部牺牲，德比拉亦不幸阵亡，年仅24岁。

　　战后，美国士兵在德比拉的口袋里搜出一本笔记本，最后一页是这样写的：“阿吉纳尔多将军要我集合我所能集合的人守住山口，以便总部转移。我认识到给予我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但我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可爱的祖国而做的。不论付出多大牺牲，都算不了什么。”其铮铮铁骨，凛然正气，震慑了所有在场的美国人。

　　《芝加哥论坛报》随军记者理查德•李特尔曾亲眼目睹并记载了这次战斗：

　　我目击了这位菲律宾将军中最年轻最勇敢的将军为了制止美军前进而牺牲了。他和他的士兵们为了让阿吉纳尔多有更多的时间转移而奋不顾身地阻挡美军。他没有阻挡住美军，但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时间，让阿吉纳尔多溜走了。

　　12月2日星期六上午，腊子口这一役是一次伟大的战斗。它使打胜这一仗的麻契少校获得了光荣，但它绝没有使没有打胜的这一方失去光荣。

　　我们看到德比拉骑在白马上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来往指挥，甚至他的声音也能一字一字听到。德比拉不时为士兵壮胆说：“这是最后一次为祖国效劳了，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菲律宾人民是不屈的人民”，“牺牲就是光荣，是个人的光荣，也是民族的光荣”，“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将站起来，我们的事业必胜”。

　　德比拉虽死犹生。他那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英雄壮举不仅激励和感召了菲律宾人民，而且他的英名远播海外，令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钦佩不已。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反对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期间，由众多美国各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不啻为一篇声讨美国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我们认为帝国主义这种政策是与自由针锋相对的，它导致军国主义。遗憾的是，在华盛顿和林肯的国度内，我们竟然不得不需要重申：所有的人，不管其种族或肤色，都有权利享受生命的自由。我们认为，任何政府之权力必须来自被治人民的授予。我们坚决认为，对任何人民进行征服都是一种犯罪的侵略行为。

　　我们愤怒谴责我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政策，这种政策意味着在菲律宾谋害了我们1776年的精神。我们对在菲律宾牺牲的我国士兵表示衷心哀悼，尽管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我们谴责对菲律宾人民的大屠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恐怖行为。我们抗议我国政府采用西班牙的方法来扩张美国的领土。

　　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这一场以侵害自由为目的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西班牙开始的而由我们继承其衣钵的。我们要求国会立即向菲律宾人宣布，我们将让他们获得他们长期用战斗来争取的，而且是理应属于他们的自由。

　　我们万分憎恶对菲律宾的罪恶的侵略战争，我们万分遗憾美国人手上染了菲律宾人的血，但我们更厌恶的是，在我们国内，合众国的民主被出卖了。真正的炮火不在马尼拉郊外，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国门之内。1861年，敌人的目的是要分裂国家，1899年，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立国原则和精神。

　　是的，所有公民在国家危急之秋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政府。但我们认为，在菲律宾问题上，这一原则是不适用的。

　　我们向人民呼吁，我们呼吁人民起来击败任何一个个人或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他支持用武力来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

　　1900年，适逢美国大选，反对菲律宾战争的各种努力更是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借机刮起了一场“扳倒”麦金利总统的政坛风暴。

　　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基力特辛辣地指出：“我并不特别反对扩张的野心。但是如果我们到菲律宾去的动机是野心，那就老实说吧，而不要说什么出于仁慈之心。在我看来，虚伪是最大的罪恶，它要比扩张本身更坏得多。”参议员霍阿的一次演说更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总统的政治措施做出了一个成绩，那就是把本来准备欢迎我们美国人并把我们看成解放者的菲律宾广大人民变成了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了仇和恨，如果屠杀可以叫做战争的话，那它已经进行一年了。它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下去，还要继续100年，如果我们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予改变的话。不错，我们会有和平和安静的时期，有表面看来是百依百顺的时期。你们可以用高官厚禄收买一些人，可以用武力吓住一些胆小的人，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表面的太平。但火山内的火仍在燃烧着，火山口会随时喷火，你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使用正确的政策。”

　　然而，抗议也好，咒骂也罢，这一切对于视菲律宾为“上帝的礼物”而志在必得的麦金利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丝毫动摇不了他的信心和主张。随着1901年麦金利竞选获得连任，任何阻止对菲战争的指望均化为乌有。

　　麦克阿瑟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开始实施更为强硬的政策。

　　在一次次残酷的围剿之后，起义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处境也越来越困难。阿吉纳尔多率领他的指挥部东躲西藏，饥寒交迫，几无藏身之所，日有性命之忧。1901年3月，麦克阿瑟手下的劳斯顿将军在几个菲律宾民族败类的配合下，突施奇兵，里应外合，终于抓获了阿吉纳尔多。

　　一个月后，心力交瘁的阿吉纳尔多在麦克阿瑟的百般威胁利诱下，被迫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接受美国的统治并号召他的爱国同胞结束抵抗。

　　此举，标志着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各地菲律宾游击队并没有立刻放下武器。尤其是活动在八打雁省的马尔达尔的部队和另一支出没于萨马的卢克班的部队，仍然高擎义旗，坚持抵抗，不时地给占领军以沉重打击。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尽快剿除这两支起义军。

　　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开始了。

　　受命“荡平”萨马岛的史密斯将军咬牙切齿地要求他的部下：“我希望你们去杀、去烧，你杀的人越多我就越满意。我想把所有能够佩带武器、敌视美国的人统统杀死！”没过多久，岛上所有的成年男女被杀戮殆尽，所有的农舍、庄稼均化为灰烬。

　　另一个负责剿灭八打雁的美军指挥官贝尔，在创造烧杀抢掠纪录方面同样不甘人后，他口口声声地宣称：“无辜者必然也会受罪，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他手下的美军所过之处，无不白骨如山，血流盈野，村村户户变成了惨不忍睹的无人世界。

　　至于屠杀中的种种暴行，更是骇人听闻，举不胜举。

　　《纽约邮报》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了美军严刑拷打、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之后，接着写道：“如果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些酷刑是18层地狱的话，那么水刑可以说是19层地狱。被抓到的土人被按在地上，他的四肢被紧紧捆住，头朝天，以便容易灌水。想闭嘴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竹筷通鼻孔，使你无法闭嘴。现在，灌水开始了，可怜的人要做挣扎，但这是徒然的。一加仑是不少了，但接着是第二加仑、第三加仑。这时，受刑人的身子简直是爆破了，但估计不对，因为接着又来了第四加仑，第五加仑。这时，身子已不成其为身子。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当然已不可能。于是，开始了放水。如果幸运，放水可以自然进行。但大多是使用压力的。一个士兵对我说：‘我们就踩在他身上，使放水的速度得以加快。’这位士兵在描述这个动作时还哈哈大笑，得意非凡。试问，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残忍的吗？人们势必要问，这样的刑罚使用过多少次？没有人能回答。

　　“有一个士兵对我讲，他亲眼看见过两三百次，一天有时高达20次。另外一个士兵对我说，他见过80多次。有一个军官对我说，他见过4次，但他知道的有200多次。我说的这一切的确不太美丽，但它们却是事实啊！”士兵安德鲁•韦尔的作证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当时，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我的同伴们把他的衣服剥个精光。然后把他按在地上，一个士兵压住左臂，一个士兵压住右臂，一个士兵压住左腿，一个士兵压住右腿。然后另外一个士兵用刀片切开了他的脚踝，在脚踝上切开一层外皮，他把这层皮卷在一根细竹条上，然后像人们打铺盖卷儿那样向整个身子依势卷上去，剥下了一整块人皮。”

　　就这样，靠着极其惨无人道的野蛮屠杀，美国占领军最终平定了菲律宾起义军的剩余势力。到1902年7月4日，因麦金利遇刺身亡而刚刚上任不久的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向全世界宣布：这场战争胜利地结束了。

　　然而，这一建立在菲律宾人民鲜血、尸骨、眼泪和痛苦之上的所谓胜利是极不光彩的。一位美国将军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之为一场“邪恶的战争”，另一位则承认美国人“在菲律宾残酷地镇压了一场比我们自己引以为荣的革命还要正义的起义活动”。

　　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无独有偶。如果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美军欠下了菲律宾人民一笔巨大的血债的话，那么，它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之举，更是给华夏神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浩劫与灾难！

　　美国在对西班牙战争获得胜利并占领菲律宾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夺取那诱人的、庞大的中国市场。但是，此时的中国已被其他列强强行划定了“势力范围”，根本没有美国的插手余地。

　　想凭武力夺取吗？英、俄、德、日、法、意国可不是破败的西班牙，哪一个也不好惹。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中国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并把太平洋化为“美国湖”的美国政府只能另打主意。

　　一来二去，美国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一个“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求列强保证：中国现存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商品实行“门户开放”，即保证美国人的行动自由，维持“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提议首先得到了当时正有求于美国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其他列强迫于形势和压力，也都勉勉强强地表示同意。这样，美国人硬是从列强的牙缝里挤出了一线机会。随后，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偌大的中国内地，美国的星条旗随风招展，触目皆是。

　　然而，欲壑难填的美国资产阶级对此并不满足。不仅美国商人，就连美国传教士们也坚决要求政府采取更明确、更强硬的政策，以捞取更多、更大的好处。为此，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开反对保持中国的完整，大肆扬言：将来瓜分中国时，美国“应准备通过谈判或强占的途径至少取得一个良好的港口，以便以这港口为据点来行使它的权利和运用它的势力”。

　　正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革命导师列宁在谈到中国义和团运动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正因为这样，1898年首先在中国山东省兴起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疾风骤雨、掀天揭地之势迅速蔓延华北，席卷京津，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篇章。

　　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即合谋武装侵华，联手进攻中国。美国唯恐落于人后，马上表示与列强“同舟共济”，“合力以相助”。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

　　5月31日至6月10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陆海军部队，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八国联军”正式形成，总兵力最多时高达12.8万余人。其中，美军5800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3个步兵团、三个骑兵团、三个炮兵营及一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1000人。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八国联军攻大沽，陷天津，犯北京，每战皆有美军士兵冲锋陷阵、烧杀抢掠的狰狞身影，同时他们也饱尝了义和团的铁拳重击。廊坊一战结束后，英美联军指挥官西摩尔仍心有余悸，连声哀叹道：“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随后纵兵抢劫三日，皇宫、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与此同时，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战士及大批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事，不可胜计。

　　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人神共怒，罄竹难书，以至于许多美国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我们杀人的比例至少是十对一。我们洗劫和焚烧了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财产，整个情景会使最野蛮的人都感到自叹弗如。”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洛克希尔写道：“从大沽到北京，整个区域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文明的西方军队所到之处，所产生的结果不堪描绘。想来13世纪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吧！从港口到北京，几乎没有留下一间完整的房屋，凡可以拿走的东西全被拿走了。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房屋在洗劫一空后被纵火焚烧了。在北京进行了公开洗劫。从将军到士兵，从公使到最低级的随员，从大主教到小牧师，人人都参加抢劫，参加勒索。我和我妻子昨天到北京的观台去，那里有一批精制的铜质天文仪器，大概是从13世纪保持至今的。但联军正在进行拆卸，准备运往巴黎或柏林。这些仪器经历7个世纪而无损伤，但如今却不能逃过文明的西方人之手，不亦悲乎！我无脸待在中国了。所见所闻实在难以为人。这次征讨一定会以本世纪最可耻的征讨而列入史册。”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直接恶果是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古老的中国更加步入痛苦和屈辱的深渊。

　　90年后，世纪伟人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创伤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