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风和日丽、普通平淡的日子；而对于欧洲大陆上的人民而言，他们就如同坐在火药桶上，眼睁睁地看着导火索寸寸缩短、“呲呲”冒烟，饱受着痛苦和恐怖的熬煎。

　　这一天，一个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的波斯尼亚青年，在塞尔维亚的偏僻小镇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谍，5天后宣战。

　　德国支持奥地利，俄国则在法国的怂恿下支持塞尔维亚抵抗哈布斯堡皇室的压力。随后，欧洲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紧张地动员起来，被布置到它们各自预定的阵地上。在8月份乱哄哄的第一周内，三方协约国和三方同盟国各自互相联结的机器开始无情地运转。德国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8月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向比利时宣战；英国8月4日向德国宣战；奥地利8月6日向俄国宣战。欧洲的战争机器是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英国皇家海军在8月4日一收到“出发”的命令，便立即投入战斗。当天晚上，庞大的德国陆军突破了比利时边界，进而将矛头指向法国。

　　就这样，仅仅在5个星期之内，一次规模较小的奥地利—塞尔维亚之间的危机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

　　尽管欧洲大战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然而对美国却是震动甚微。1914年8月，美国人的主要反应是感到欣慰：美国远离角逐之地，深信美国与欧战后果并非生死攸关。最能体现上述想法的当属民主党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标榜鼓吹的“中立主义”。

　　1914年8月20日威尔逊发表演说道：“每一个有思想的美国人都在问自己，欧洲的战争会对美国发生什么影响呢？我想给你们讲几句话，来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它对我们将产生什么影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它将决定于美国人的言行。因此，每一个真正爱国的美国人必须以严格中立的态度行事，必须对所有各方表示不偏不倚和友好的态度。国家的命运将决定于我们公民们的所言所行，决定于报章和杂志的言论，决定于牧师神父们的讲道，决定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行。 ”

　　“美国公民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来自现在正在交战的国家，因此很自然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希望某一国家获胜，而有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另外一个国家获胜。挑起这种感情是很容易的，而一旦挑起就很难使它平静下去，我们作为美国人应当热爱美国，忠于美国政府，团结一致，始终考虑美国和美国的利益，而不要煽动分裂。分裂将致命地伤害我们的和平之心，将严重妨碍我们以一个和平大国的身份处理国家事务。我们应当随时准备以一个中立者的地位来进行调停，时时高举和平之旗，要成为各方的朋友，不做偏心眼儿的人。”

　　“因此，我奉劝国人千万不要由于偏爱或感情冲动而破坏最可贵、最尊严、最必要的中立立场。美国不但在名义上中立，也必须在实际上中立。我们不但要在行动上中立，也必须在思想感情上中立。

　　“我心中想的是美国，我相信我是代表每一个有脑筋的美国人讲话的，愿我们大家能克制自己，以便使我们人民永保和平，并为和平做出伟大和持久的贡献。”一年以后，他又说：“我们同全世界保持着和平。任何一个从事实出发或从现实出发的人都不会担心我们的独立会受到任何挑战，或我们的领土完整会受到任何挑战。我们用不着害怕任何其他国家的威胁，我们绝不害怕在商业领域或其他和平领域遭到其他国家的竞争。我们只打算按照我们的方式活下去，也让别人按照他们的方式活下去。我们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朋友，因为我们不威胁任何人，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不密谋推翻任何人的政权，我们的友谊是货真价实的。我们的伟大就在于此。我们是和平的旗手，我们以此自豪。

　　“关于建军，我们从开国以来就有明确的政策。我们从来没有庞大的常备军，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现在的政策，我们也永远不会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有人问：你们不准备保卫自己吗？我们说，当然，我们要誓死保卫自己。但我们绝不容许把美国变成一个军营。我们绝不会让我们的青年把他们美好的青春消磨在军营之中。我们的力量不在于兵力，而在于道义的力量。

　　“我们将依靠现在的制度：任何一个自愿当兵的人都可以获得训练的机会。我们还将尽量地使这种训练办得富有吸引力，各州也可以加强各自的民团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若要超越这个界限，那就意味着违背我们的历史传统。若要超越这个界限，也就意味着我们被一场与我们不相干的战争吓破胆而失去自持，失去明智判断。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毫无兴趣的。相反的，这场战争的存在倒加强了我们提供无私服务的机会。我们中间若有人为这场战争而去动刀舞枪，那只能令人感到羞耻。这是一个良机，该由我们来树立和平的形象。”

　　可是，就在威尔逊把“中立主义”吹得震天响，拼命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和平中流砥柱的同时，他对美洲近邻墨西哥所采取的态度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当时，美国与墨西哥关系中酝酿着的危机日益升温。早在1913年，弗朗西斯科•马德洛总统被军队铁腕人物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的部队暗杀后，美军第2师即已进驻美墨边境，从此进入戒备状态。接着，1914年在墨西哥坦皮科市一家酒吧外发生了一次吵架之后，一名蛮横无理的韦尔塔部队的军官下令逮捕了来访的美国军舰上的军需官和几名水兵，并将他们在当地监狱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道歉就把他们放了，而美国则要求他们赔礼道歉。威尔逊总统要国会支持他提出的“毫不含糊的赔罪”要求，并向墨西哥发出了一份傲慢的照会。就在韦尔塔研究美国照会的时候，华盛顿得到消息说，一艘满载军火的德国商船已经抵达韦拉克鲁斯，即将交付韦尔塔的军队使用。威尔逊因此命令美国海军攻占韦拉克鲁斯。海军陆战队攻占了该市，并得到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准将指挥的美国本土陆军部队的支援。

　　直到1914年11月底，美军占领墨西哥港7个月后，才终于迫使备受耻辱的韦尔塔辞职。他的职位由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总统继任。

　　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美国国会认为，同墨西哥的战争即将来临，同意拨款实施一项募兵计划，并用25万美元购置可以用于美墨边境的飞艇和飞机。1915~1916年，当墨西哥游击队开始进犯美国领土时，美国内部燃起了对南方邻国的怒火。在潘乔•维拉指挥下的叛乱分子袭击了圣伊萨贝尔边境城镇，接着又洗劫了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他们袭击军人并打死了一些老百姓。袭击后一星期，陆军部长纽顿•贝克命令美军开进墨西哥领土进行讨伐性远征。这支部队由约翰•潘兴准将指挥，他下令要尽可能活捉叛军首领潘乔•维拉并把他带回美国惩办。

　　讨伐军始终没有抓到这位墨西哥游击队员，因为他神出鬼没，声东击西，避开了美军一个个突击队。但这并不是潘兴的失算。根据同墨西哥卡兰萨政府（威尔逊承认的）达成的默契，美国陆军奉命不得进入墨西哥的人口稠密地区，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准使用维拉及其叛乱分子控制的铁路，而只能使用公路和沙漠小道。结果，陆军兵源显然不足，根据总统的指令，不得不征召国民警卫队服现役。

　　到了1915年5月，不仅服现役的14万国民警卫队有大部分沿着墨西哥边境驻防，而且美国大陆的陆军正规部队的主体都已随潘兴进入墨西哥，对潘乔•维拉进行徒劳的追捕。践踏墨西哥土地的美国陆军的沉重靴声响彻全国，这被认为是对已经损伤了他们自尊心的墨西哥人的侮辱，以致大多数有头脑的美国人都预料到卡兰萨将废除他同华盛顿达成的一切协约，向美国宣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在1916年6月3日通过了新的《国防法》，决定在5年内将正规陆军的实力增加到17.5万人，编为65个步兵团，比1916年几乎增加一倍。这项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国民警卫队的控制，并废除了分兵种晋升的制度，使步兵与工程兵处于同等的地位。当然，这些举措不是为了参加世界大战着想，而仅仅是为了对付所谓墨西哥军对美国的威胁。

　　但是，正当边境上两军对峙之际，紧张局势通过外交谈判缓和下来了。于是，潘兴率领的“惩罚远征队”满怀着对威尔逊总统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的不满和在墨西哥获得的难得的实战经验撤回了两国边界线。

　　此时此刻，席卷欧洲的大战已经打了近3个年头。然而，顽固抱着“中立主义”政策的威尔逊总统对此仍然是无动于衷。

　　19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路易召开，其主题就是吹捧威尔逊的和平政策。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前纽约州州长马丁•格林，他列举了美国历届总统用和平手段解决美国的国际纠纷事例，他说到这样一件事：“当格兰特任总统的时候，有一名西班牙军官曾在海上残忍地杀死了我们‘弗吉尼亚’号的舰长、36名水手和16名乘客。但我们没有诉诸战争。格兰特和我们现在这位总统一样，是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高叫着：“我们还要这样做。”

　　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威廉•布赖思也被邀请登上了讲台，他含着眼泪说：“我与总统虽然有过分歧，但仅仅是方法上的分歧，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要永久保持和平。总统已保持了和平。”

　　台下的人又一阵高叫：“要他继续这样做。”

　　然后是大会主席参议员奥列•詹姆斯发言。他一上台就说：“首先让我祈祷上帝保佑维持和平的人，因为他们才配做上帝的子孙。”他说：“总统呕心沥血一次又一次地耐心地用和平方式解决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纠纷。如果这就是所谓举棋不定和坐失良机，那我们就祈祷上帝，愿上帝教会世人都能举棋不定和坐失良机。”台下的人这时不是站了起来，而是跳了起来，大叫：“奥列，讲得好，讲得好。”

　　詹姆斯接着说：“总统没有使任何一个美国孩童变成孤儿，没有使任何一名妇女变成寡妇，没有使任何一个男子流一滴血，他就这样保卫了美国的权利和达到了美国的要求。”

　　台下人像发疯似的叫道：“重说一遍，重说一遍。”于是詹姆斯又把这段话念了一遍。台下人还不满足，要求再重说一遍，詹姆斯又重复了一遍。当他讲完时，人们站起来鼓掌达20分钟之久。

　　会上，民主党通过了一个和平的政纲，其中有一句话是：“他使我们站在战争之外。”

　　威尔逊也在会上演说道：“自吹自擂总是无意义的废话，它除了可以取悦自吹者本人以外不会令任何人感到舒服。我并不想为民主党的成就进行吹嘘。它仅仅是做了它应当做的事；它仅仅是完成了它所许下的诺言。我们一直保持着中立，因为美国的既定政策和传统政策就是避免被拉入欧洲政治中去，因为在造成这一场战争的起因中，我们同它没有任何牵连。但原因还不仅止于此而已，我们保持中立还因为我们有责任要去防止这一场仇恨之火无限蔓延，有责任保持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从而为整个人类作出贡献”威尔逊总统和民主党人的上述政策和立场，尽管能暂时使美国置身于战火之外，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极其天真幼稚、缺乏政治远见的。因为这丝毫改变和避免不了战争危险日益逼近的事实。因此，从大战一开始，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美国朝野人士便纷纷起来抨击威尔逊总统的所作所为。

　　马汉便是其中一个。

　　欧战爆发伊始，年迈的马汉情绪非常激动，短短几天之内，他就奋笔疾书，写出了多篇文章。他公开预言：德国皇帝的这次战争将以德国海军开进英国港口投降而告终。与此同时，他还准备应一些世界著名出版公司之邀请，就欧洲海战的发展前景写一部详细的分析性著作。

　　遗憾的是，总统不同意这样做。威尔逊除了天真地呼吁所有美国人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这场战争保持不偏不倚，而且还在8月6日指示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和陆军部长林德利•加里森，命令他们制止军官们对这场战争进行评论。所有军官，“无论是现役军官还是退役军官”，必须立即“停止对大洋彼岸的军事或政治形势公开发表评论”，因为“在我看来，美国海军与陆军军官对涉及别国的事务公开发表带有政治或军事方面的批评意见，都是很不明智的和很不恰当的”。

　　马汉只得遵命，但他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他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他同时感到，他有责任告诫他的同胞，如果德国打败法国或英国，并且“完全控制欧洲大陆，实现它梦寐以求的野心”，那么德皇的庞大海军舰队就会很快开进法属马提尼克岛或加拿大的某些港口，最终使门罗主义蒙受损害。因此，他在8月15日连续两次致函丹尼尔，要求免除退役海军军官遵守海军部8月6日发布的特别命令的义务：“归根结蒂，舆论是我们国家政策的决定力量。这项命令的效果是使一大批过去和现在都最有发言权的人无权发表意见。

　　……就我而论，我已经是74岁高龄的人了。我承认，我有着一种强烈的个人失意感，……我可以在此声明，如果允许的话，我有众多的来自英国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征稿请求。数量如此之多，以致使我应接不暇。”但是，威尔逊和丹尼尔并没有被马汉的呼吁所打动。丹尼尔8月18日的答复是，马汉的众所周知的亲英倾向只能导致他“伤害美国的中立立场”。结果此项命令仍然有效。

　　面对这种阻挠，马汉的笔转向了抨击美国的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声称，军备和其他战略只能导致战争，而没有军备通常却能够保持和平。《纽约时报》走得更远，它在8月29日的社论中声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不设防乃是美国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同英国保持和平的真谛。”堂堂的《纽约时报》上出现这样的论调使马汉非常伤心，于是马汉撰文批驳了这家报纸。他在一篇文章中纵观了美国历史，说明美国在1812年、1846年、1861年和1898年都积极地参加了战争，而不顾各次战争前夕国家军火库的可怜储备。他写道：“我并不想说明军备从未引起过战争；我只是想论证，只有当一些令人激动的其他因素——可能是利益，也可能是民族感情——牵涉过来的时候，他们才这样做……即使没有军备，也同样会有战争。”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纽约时报》显然不愿发表他针对该报那篇宣扬和平主义论调的社论所写的反驳文章，这使马汉大失所望。心神不定致使他的心脏病发作，如他所说：“这是一次相当严重的心脏病，这是由于目前欧洲战争爆发后我的工作负担加重而诱发的。”马汉的心脏病是1914年9月14日发作的，它迫使马汉终止了一切写作计划，但这并未影响他那强烈的亲英倾向。10月1日，他向一位朋友解释说：“我周围的一切环境都是强烈亲盟国的，更确切地说，是反德国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人民的总倾向，它在‘德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一些美籍爱尔兰人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我们总统热衷于他的中立立场，禁止陆军和海军人员发表意见或者为刊物撰写文章。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命令公布前已经说完了我想说的话。”

　　两个月后，马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与生命之火即将燃到尽头、深居简出、刻意于理论说教的马汉相比，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年方32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更多的是在行动上发泄他的不满，不论在何种场合，他都毫不顾忌、直截了当地批评政府的有关政策。

　　德国向俄国宣战的那天清晨，罗斯福刚从外地赶回华盛顿，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满以为国会会采取某种行动，因而匆忙赶回海军部，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的人都在睡大觉，显然不知道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幕即将开始。”

　　出于职业敏感和战略考虑，罗斯福当即劝说海军部长丹尼尔下令将派往墨西哥助战的舰队调回来，以防不测。但是部长先生拒绝了这一建议，相反他却为如何派军舰去欧洲接回受困的美国游客之类小事而大费脑筋。回到家后，罗斯福气愤地对妻子说：“除了游客包括女游客睡不惯吊床以及军舰上没有载客设施之外，丹尼尔全然不了解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必然给美国的直接利益带来无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罗斯福走到窗前，望着那灯红酒绿、繁花似锦的华盛顿夜色，遥想着炮火弥漫、血肉横飞的法德前线，心里不由得焦急万分，他挥舞着胳膊，大声说道：“难民的问题、中立的问题、商业交往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我们应毫不迟疑地将军舰集中起来使其处于最佳战斗状态……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在碰运气，一瞧见那种无忧无虑地办事的样子，我的肺几乎要气炸了。”

　　有一天，罗斯福同英国大使赖斯爵士在都会俱乐部共进午餐时，发现德国大使冯•伯思斯托夫伯爵坐在邻近的一张餐桌旁，试图偷听他们的谈话。罗斯福故意高声说道：“我完全清楚，要按我的主张办事，我就不那么中立。”其亲英、仇德之情，对威尔逊总统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作为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是马汉学说的忠实信徒，同样强调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性。为了唤醒国人的战备意识，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国防必须扩大到整个西半球，必须向海洋延伸1600公里”，他说：“我们必须建设这样一支海军，它不仅能保卫我们的沿海、我们的领地，而且也能在战时保卫我们的商船，无论这些商船驶向何方。”他还制定了使海军能有5万后备役力量的计划以及一项让大学毕业生在安纳波利斯港受短期训练后参军的方案。

　　1914年10月下旬，丹尼尔不在华盛顿，罗斯福以代理海军部长的身份发出一项备忘录说，海军缺少1.8万名官兵，因而无法使13艘第二流的战舰继续服役。这种说法一时成了大新闻，然而正像他对妻子说的，这“一点不假，即使这种说法给我带来麻烦，我也完全坚持这一点。全国需要了解陆军和海军的真实情况，不需要许多政客向轻信的公众灌输关于持久和平的陈词滥调”。

　　在随后的一年内，直到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罗斯福始终是极力主张加强战备的人物之一。“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嫉妒我们，”他说，“归根到底是这么一个问题：你要是认为我国有可能遭到进攻，无论是进攻我国的沿海、岛屿领地，或破坏我国的外贸，那你就会立即支持我国应有足够的防御力量。”罗斯福虽然也认为扩建海军所需的5亿美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宣称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数目。“为什么我们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钱可以比陆军军费多呢？为什么花在汽车轮胎上的钱可以比海军军费还要多呢？” 军在当时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但从一开始罗斯福就深信如不重视空军，一个国家的战备就是不完全的。从一当上助理海军部长起，罗斯福就力图扩大和完善规模尚不很大的海军航空兵。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技已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海军演习时飞机也一起参加，并参加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大战爆发后，罗斯福详细指示海军军官们注意欧洲局势的发展，并且派人到国外设法搞到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弄回美国进行研究。当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抱怨说很难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斯福甚至说，只要能搞到一架完整的海军飞机，可以不择手段。

　　就在罗斯福同他的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上司们进行顽强而又艰难的抗争的同时，欧战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很快结束，而是进入了僵持阶段。交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牺牲，打起了消耗战。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企图通过海上封锁困死对方，正像拿破仑战争时交战双方所采取的办法一样。英国皇家海军很快把公海上的德国商船清除得一干二净，与德国做生意的中立国商船也统统遭殃。因为德国的水面舰艇无法同英国抗衡，德国海军便拿出了唯一的绝招——潜艇。

　　开始，美国人由于自己的商船遭到池鱼之灾而迁怒于英国，这是因为皇家海军不仅在公海上任意抓捕同德国有贸易往来的中立国商船，而且对进入英国港口的中立国商船仅仅因为怀疑与德国有来往便任意拘留。这些中立国商船中有不少是美国的。尽管如此，威尔逊政府仍然暗中同情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这也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事情很明显，因为英、法向美国购买战争物资，这有助于美国克服经济萧条，并能充实国库。至于对德国，由于以往的宿恨不消，美国人总怀疑德国对西半球（包括对墨西哥）有野心，加上协约国的反德宣传也很得力，这一切，都使表面保持中立的美国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反对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