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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先生主持了“思想互动空间A:什么决定2020经济总量翻一番”为题的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先生、著名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胡祖六先生、瑞士信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张利平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浩武先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先生共同进行了讨论。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刘晓光:我们这场叫作“什么决定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从现在到2020年还有8年时间,按照题目来理解,又能理解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这个题目是一个眼前比较大的题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题目。第一轮请每个人用二三分钟的发言来回答,什么决定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
  毛振华:我抛砖引玉。我觉得2020经济总量翻一番这个命题没有太大问题,尽管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遇到很多困难,但从长期增长来看,还是有一些新的因素,尽管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劳动力红利,包括过去传统第一轮的改革的消失,发生了衰退,甚至是逆转,但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些新的机遇,一是在中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在需求,我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这条线索对过去的增长做了一个分析,邓小平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是国际填平,利用的国际优势,西方走过的超前消费个人信贷这样一个需求,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供给来看,特别是我们赶上了这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就是通讯电子方面的改革,使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快的增长,伴随着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结束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分析,200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顶点,一般规律来讲,2008年以后就该往下走,后来由于金融危机,政府加大了力量打基础。
  刘晓光:咱们的4万亿也管用。
  毛振华:其实后来说不是4万亿,有40万亿,尽管2008年以来很多大的经济政策都值得商榷,但是中国经济还是客观存在一些有利的因素,第一是国内消费的潜在需求,因为中国的消费水平、消费率不高,提高消费率、消费水平是有客观基础的。把这个潜在需求激发出来是有条件的,但是有这个需求,老百姓消费能力是一个机会,尽管是一个缺点,但是一个机会。
  第二是有一个城镇化现在看来是一个巨大的空缺,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需求,也是供给方面的一个优势。
  第三,除了这两个因素我们有一些产业发展是不充分的,就是服务业的发展,我讲的还不是新兴产业,而是传统的服务产业,一个传统的中等收入过程,或者是初步发达国家拥有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不够,因此还有很大的机会。
  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因素,除非我们走了太臭的棋、布了太臭的局,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之前就能够成为第一大供给,当然也考虑到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
  刘晓光:下面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张文魁所长。欢迎!
  张文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老实说,二三分钟讲不完,如果让我讲一句结论,就是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可能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过去从增长核算角度来说,我们过去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要素投入和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是从增长核算来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要素投入,另外一部分是生产要素的提高。过去30年大部分是来自于要素投入,在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的贡献率曾经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年二点几个百分点,我们越来越依靠要素投入,但实际上我们要素投入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所以为了实现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如果2020年比2010年,GDP翻一番,必须要开辟、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可以达到每年百分之七点几的一个增长速度。这是我非常简单的一个陈述。
  刘晓光:您认为主要在生产效率上我们有问题?
  张文魁:对,我们如果不能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要想实现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长率就很难,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储蓄率就会下降,我们那么严重地依赖投资,但是我们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持投资,所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最后肯定是高通胀。
  关于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很多图表和模型并不靠谱,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结构很难按照预定的轨道来调整。这种情况下进行模型测算,很多就需依靠供给端和需求端来预测。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离前沿距离还非常远,只相当于美国的20%。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前沿距离和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即将接近敏感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是,人均收入达到1.1万国际元将是一个临界点。很多人说,我们离经济前沿距离非常远,即使按照8%的速度增长,也还需要20年。但按照国际的实证研究来看,尽管我们离经济前沿距离还非常远,但是我刚才说的由几个敏感点而带来的高增长也会结束。
  刘晓光: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延和一个内涵。
  张文魁:我们快接近于外延追赶技术的前沿点了,这才能够使我们有可能每年实现7%以上的增长。
  刘晓光:您的结论如果是仅靠外延到了极限,现在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张文魁:很多追赶型的国家研究发现储蓄率会下降,下降就不能支持很高的投资率,我们是占49分点,如果非要这样,那只能是通货膨胀。
  刘晓光:您研究过没有这个问题,关于体制的因素影响我们效率的相对数?
  张文魁:经济学的研究过去几年是对资源错配的研究,为什么有的国家增长快,有的增长慢?还有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有些行业增长快,有些增长慢?资源错配会拉低实际增长率,我们国家的这种体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资源错配,所以资源错配也会导致配置效率的降低,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改变中国的体制来扭转资源错配,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全面的提高。
  刘晓光:有人说,如果消除我们体制上的弊端,改革可能会提高50%的效率,或者是3倍的效率?
  张文魁:根据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夸大了改革的作用,国外的一名教授做了非常好的研究,他大概有一个测算,如果是进行模拟,国有部门的资源导致资源错配能纠正,大概会提高1~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不足以说50%,或者是3倍,3倍是多少,这是不可能的,只有1~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是有可能提高的。
  张利平:2013全球经济焦点将回归正轨
  我首先并非冒犯地说,对于“2012年的经济很紧张,今年是真正的严冬”的说法,我持不同看法。
  刘晓光:为什么?
  张利平:大家都知道前五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这五年已经过去了,前五年当中所有投资者和公司、政府都是忙于和注重中央银行如何注资,货币如何干涉,体制的风险,比如大家也担心欧元的崩溃,整个欧洲经济的倒闭,政府的主权债还不出来,但是今年这些东西已经全部过去了,今年全球的经济焦点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会注重公司盈利、公司的投资,会注重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要素,这是我的观点。
  刘晓光:您认为坏的周期过去了?
  张利平:已经平稳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风险,比如从欧美角度来说,美国经济相对已经看到复苏的迹象,但是风险还在执行层面,比如说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如果协调不好会使美国的经济走回去,欧洲经济的复苏,在今后一二年、二三年的复苏在于德国新的政府,当然会重选总理,女总理默克尔会比较弱势一点,但是德国的力量和欧洲央行中间协调,如果协调好,欧洲的经济会走出去的。
  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今年仍然会有比较高速的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如果非常快速地下来,不仅是对全球的经济拖后腿,中国经济积极下降是面对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问题。
  刘晓光:凭什么高增长和继续增长?
  张利平:这就讲到正题“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刚才毛总讲的我是赞同的,总量翻一番是没有问题的,我很简单地回答什么来决定翻一番,四个字——“市场经济”,昨天吴敬琏教授的发言引用了外国经济学家的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在前五年中国政府的干预很多,中国经济在前两年还是靠中国政府的力量,加大投资,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但是今年一季度中国私营经济的投资还是不敢动,如果一个国家完全靠国有经济、政府支撑的话,这是没有办法翻番的,而且是不能长期持有的。
  刘晓光:您的意思是靠政府维持的状况下达不到翻一番,只有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能够翻一番?
  张利平:对,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我们必须真正走市场经济之路,实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我下面谈到中国目前是缺乏的,比如说国家银行的垄断,国企的垄断,资源、资金的垄断,因为国企垄断把资金垄断了,银行把资本资金也垄断了,第一是必须打破国有银行、国企垄断,这是在翻一番方面要做的。第二是利率必须要开放,第三是对私营企业要开放服务业,而且要减税,企业税要大量削减,政府有太多的税收收入,加大以后非常容易主导经济,所以又回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一只无形之手,中国经济要翻一番仍然要靠四个字——“市场经济”。
  刘晓光:胡祖六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请他来谈谈。
  胡祖六:春天不远
  这场专题的命题就包含一个短期和2020年未来8年的长远判断,短期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利平的,长期的观点我同意文魁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2013年依然是更加严冬。过去的一年2012年我们侥幸过关,其实2012年是充满着风险,充满着挑战的,可以说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内外交困就是美国经济复苏不明确,所以中国的内需出口非常不好,内需也不够好,2009年我们过度的刺激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晓光也有很多担心,结果导致猛刹车,房地产可能是真正的严冬,如果房地产有严冬是2012年,现在是早春二月,已经转暖了。
  刘晓光:房地产我叫冬天里有春天。
  胡祖六:冬天来了,春天会远吗?钢铁行业、制造业,整个金融业也有很大的风险,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所以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消费、出口全部都不景气。
  刘晓光:您认为2012年是最危险的。
  胡祖六:对,而且还要加上一个政治不明朗,比如说十八大之前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新的版本,让市场、投资者都在猜测之中。所以幸好现在很大的风险、不确定性慢慢地化解、消除了,现在经济的很多信息指标都处于稳定回暖的迹象,当然不是说2013年就坦途荡荡,非常顺利,但是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家,对政府宏观经济决策部门来说,与2012年相比是天壤之别。比如说股市,对中国老百姓的信心非常有反应,尽管不是国民经济最好的晴雨表,但是反应投资者的信心是非常好的,这也说明中国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投资者对经济的前景非常担忧。所以在去年短期我同意利平的观点。
  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肯定会达到,但是靠什么?靠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劳工的投入对GDP的贡献率是半个百分点到一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贡献是7个百分点,过去30年,我们经过好几次经济拉动的成长,只要资本的投入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储蓄率不下降,我们通过供给还能够维持高投资率,一定会造成很多风险,宏观经济不稳定,所以是低于5%。比较审慎地加起来,平均按价格是3%的贡献率,这是比较有确定性的。加起来我们才3.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我们要翻一番国民收入和经济总量收入至少是7%,那还有3%在哪里?这个就靠生产率。
  当然,回顾历史我们也很乐观,比如说1992年邓小平南行以后,新改革和国企改革,我们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3.9%,那是没问题的,最高达到5%以上,但关键是要维持8年很不容易,东亚历史上,比如日本从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以后,最后平均生产率也就二点多一点,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也就是二点几,韩国是低于二点几,新加坡还要低,尽管要复制东亚的模式,还是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靠生产率,怎么提高生产率?这就跟刚才问利平的问题有关系,经济学有三大因素:第一是人力资本,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因素。人力资本主要是靠人的因素,现在计划生育率下降了,每个人的生产率更高。技术进步要靠研发、创新。制度包括法制、公平竞争、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透明和腐败,要减少腐败。如果中国要大力投资人力资本,要鼓励创新,使制度更加便于公平竞争,就需要改革。
  毛振华:把钱给穷人消费
  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是几十年前的分析方法,我的分析也做过,就是从总供给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个方法太老套了,只要学经济学大家都懂,核心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里面关于改革、创新、人力资本,在未来的群势里面并不构成一个真正主流,真正的主流怎么来启动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指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是他的愿望,也不是他的欲望,就涉及他有钱。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钱人不在国内消费,而是在国外消费,他们有很多顾虑,中国最简单的现实就是把钱给穷人消费,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基本薪酬,中国另外一方面也提出来,人均收入翻番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比那个要快得多,根本要超过增长速度,以前是大大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现在是超过的,这是带有补课性质的,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提高工资就意味着提高成本,进一步削弱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提高工资也可能会制约一部分的创业需求,因为门槛高、代价高,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一个潜在需求能力,而不是说那个东西是没有解的,科技创新投入多少钱没法算,因为我们的研究所专门有一些人做这些东西,我们经常发生冲突,他们都算的很高,我的看法,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国内消费需求启动过程中我们应该带来的挑战,因为你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带来通货膨胀?服务业价格的提升也是必需的。
  胡祖六:我们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因为过去几年明明都是低生产,想要工资提高,就可能丧失劳动力。
  毛振华:我不觉得中国经济这几年比1980年代差,那时候劳动者的贡献是要大一点。但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的真实现状,都并不比那时情况差。我们说4万亿的投资制造了一些新的垄断和新的倒退,还包括通货膨胀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必然的,我们要把通胀也作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经济总量翻一番要靠通货膨胀,因GDP的增长率本身就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
  刘晓光:假如我们的GDP是翻一番的,有几种情况,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的比例增长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情况:低于整个经济总量的发展也是一种情况。假如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比例是打平的,但因为国民经济总量的基数很大,它增长10%和居民收入增长10%是不可比的。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等问题,将来这些可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下面有请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
  朱宁:稳定要靠可持续性。
  翻一番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当成大事来提,美国也当成大事来提,美国的GDP总量从1990年到90年代末几乎也翻一番,这就回到刚才胡祖六和张利平翻番的问题,因为在美国7%的增长中3%几乎是通货膨胀,4%是真实的增长,具体是什么样的口径,因为我对政策了解不是很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尽管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讲收入翻番,或者是经济总量翻番,仍然以货币来计价?是以人民币计价,还是以欧元、美元来计价?从国际投资者角度来讲是用美元来计价,人民币每年升值3%是没有问题的,不确定的地方在哪儿呢?每年7.2%就够了,金融上有一个七二法则,你拿72除这个年数,有这么多年就可以翻番了,72/10就是7.2%,用这个年数是假设每年你的增长率是7.2%,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原来咱们提政府的说法是稳定压倒一切,从金融的角度稳定很重要,稳定怎么实现呢?就是它的可持续性。
  刘晓光:金融稳定决定了经济。
  朱宁:怎么能实现稳定?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公平和效率的再平衡,过去30年发展经济是“发展是硬道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如果要达到速度就是采取不是那么民主,或者是不那么公平的方式,这是追求速度最好的方式。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达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考虑公平,为什么要考虑公平,其实很简单,刚才几位都讲到我们的消费很重要,怎么提升消费,为什么考虑公平呢?我们的经济上去就可以的,很大程度上因为任何事情,经济学的最基础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问题,不仅是帮助老百姓的公平,而是帮助整个经济发展的公平。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全国出现了超级中学,能够给北大、清华输送50%的学生,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美国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在加州大学任教的萨默尔斯就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哈佛大学的校长工作都丢掉了。如果是女性学生,而且身带残疾,可以去任何一个学校,包括哈佛和斯坦福,因为政策就保护缺乏能力和条件的人,有资源才会回到昨天晚上胡博士讲的,中国出现自己的巴菲特等。刚才你问咱们实现翻番?
  刘晓光:你刚才讲的是关于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会影响我们下一步经济总量的翻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比较深入的、量化的解释?
  朱宁:我觉得城镇化已经回到资源是怎么来分配,我们有很大的核心性的城市,资源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府的规划、新区的建设规划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让城镇化里面的这个镇有很大的影响,巴菲特住的地方用中国人的理解就是一个镇,而不是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刘晓光:就是城镇化中发展什么的问题。
  朱宁:对,资源由社会来调配,同时对缺乏关注、缺乏保护的人给予一些资源,我想这可能对今后10年有很大的影响。
  刘晓光:资源分配的问题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请陈浩武来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员。
  陈浩武:现有经济模式能否走下去
  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有点像党开十八大代表团的问题,这不应该是亚布力的问题,实际上我同意毛振华的观点,翻番根本不成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更关心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还能不能走下去,这才是亚布力应该关心的问题。
  刘晓光:走不下去就没有翻番的问题了,就翻不了。
  陈浩武:所以我不同意张利平说的观点,翻番要靠市场经济,我说恰恰相反,如果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做还真翻不了番。如果真正按昨天像吴敬琏老师讲的、张维迎教授讲的,真正用市场经济的模式去做的话,这个方法真的很难,为什么呢?我们的资源、环境,好比说水、空气、食品,根本很难支持我们的经济再像过去30年那样的模式走下去,实际上,我们已经走向一条死路。现在我们讨论的翻两番问题是党中央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亚布力企业家关心的问题。我再强调一遍,我更强调翻番以后的成果是否公平,我们能不能消耗资源、损耗环境的优势去翻番,这条路是否能走得通。最近黄奇帆讲了一句话,中共有三重保险,第一重我们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第二重我们有3万亿的税收潜力,第三重我们国有资产可以变卖的有3万亿,中共三重保险可以保证我们长命百岁,永垂不朽。我们现在应该回到让经济健康成长这种模式下去考虑成长,环境的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再来毁坏环境,比如说煤,按照现在的经济总量发展下去要把地下的煤掏空才能支持,水已经没有干净的水,连饮用水都很紧张,空气更不用说了,这次雾霾已经漫延130万平方公里了。
  刘晓光:陈光标不是准备卖空气吗?
  陈浩武:伊春的空气好像是可以卖,真的很好。
  刚才毛振华讲到拉动国内需求,其实这个问题也要分析一下,好比说大家都买汽车行吗?北京有500万辆汽车,二环、三环、四环都是停车场,买房的办法也不行,实际上我觉得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我就在关注一个现象,好比说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外国那么便宜,现在都知道到国外去买东西,香港、美国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但是在那个地方买皮鞋、衣服等都很便宜。
  刘晓光:我昨天跟伊春人聊天,现在不敢打中国制造。
  陈浩武:这根本是我们国家的金融制度有问题,它并不支持我们现在的产品回到国内来进行销售,因为现在互相拖欠货款,巨高的物流成本阻止我们大量的产品向国内销售,刘主席前几次都讲我们的金融怎么好,但是我们的金融有巨大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制度并没有支持能够使物流畅通的结算体系,我们没有完成,在这方面我们大有工作可以做。其实我们在拉动消费的问题上可以开动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深化,类似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企业治理机构,我们现在的董事会不像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像股东大会,中国治理结构是变形的。中国现在做投资银行的,跟企业绑在一起同流合污去损害投资者。
  刘晓光:高盛也是一样。
  陈浩武:其实都是一样,我们现在有很多类似金融深化的问题,它可以推动我们经济增长、健康成长。
  刘晓光:其实刚才大家讲得很好,一是探讨翻番的路径,二是对体制的问题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
  在讨论之前,我跟罗兰贝格亚洲区常博逸先生聊了一下,我说这个题目你们怎么看,他说了几个问题,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决定中国到2020年未来8年的经济翻番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给所有人以希望,不要有恐惧感。
  第二,要界定一个清晰的中国梦。
  第三,城镇化要讨论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第四,开放以后的公平市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
  第五,要引导好消费。
  第六,文化精神消费的提升和文明水平的提升。
  第七,人口老龄化以后对翻番有重要影响。
  第八,中国的农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什么样的自给能力。
  第九,财经、税务体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地方维持土地收入财政来源的问题。
  最后,研究未来增长模式,包括研究研发人员的激励、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这是一个做战略咨询的经理来分析的。
  互动环节
  刘晓光:接下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对今天在座的6位专家提点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
  嘉宾: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国家银行的代表,用西方的看法,这个主题非常好,翻一番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非常同意陈浩武先生讲的话,我说几点自己的看法,用健康的方式成长中国的经济,过去内销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很多人都买进口货,因为在中国耐受的产品没有保证,中国人对此没有信心,如果把这个弄好,中国人买中国货,这个消费应该很大。美国金融海啸以后复苏了,我同意朱宁老师讲的,美国2012年底已经开始复苏,中国应该把握住机会,在短短几年里把握住机会。
  嘉宾:听了几位专家的话和晓光说的几点,我真的很有启发:
  第一,毛总在这里提到的GDP是用总需求方式来解决的,传统经济学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算GDP,而张所长是从总供给、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实际上这是对M2增长的计算,但中国的M2的确是和中国的经济挂着钩的,大概是两倍左右,首先我同意晓光讲的,温总理2008年金融危机提到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M2的角度、资源资本化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的资产增值,但是不能有通货膨胀,怎么办?这里面很大一块提到城镇化的问题,怎么让农民的资产资本化,比如说农民的宅基地、土地现在很便宜,这样我们把资源资本化以后农民有钱了,很重要的就是农民的确权问题,虽然现金量小,但是需求量就增加了,这样就能促进真正的内需。
  刘晓光:这就涉及土地的改制和农村全要素的问题了。
  嘉宾:从资源资本化的角度上来看,应该让农民有钱,农民可以扩大资源资本化。另外,政府应该考虑减持国有企业股份的问题。
  刘晓光:张维迎今天没来,我会问他关于国有资产上市的问题。
  嘉宾:去年四五月份政府高层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但七八月份突然有说法是,国有体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那国有企业是否能将减持国有股份走下去,如果坚持走下去,2020年经济总量翻番还是有方法的。还有,土地是否能实现产业化?若实现土地产业化,我们做房地产行业的是否有更大的机会?
  张文魁:我们更需要有忧患意识
  第一,经济学的分析的确有很多漏洞,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我们越做学问、研究,越觉得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前面有很多是不靠谱儿的,包括很多预计是不靠谱儿的。
  第二,经济学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科学,前面讲的有一些严格体系,假定机构有某种趋势性的变动,包括投资与消费这种机构,其实还包括需求端的预测在里面,所有未来的增长里面一定是考虑需求预测的。
  第三,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增长核算,并不完全是对未来预测的工具,实际上更多是讲过去的增长是怎么来的,然后再来推算未来要达到某种水平的增长速度,要怎么做,从哪些地方可以来,所有的分析方法只是一个片断,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把这个片断拼接起来。
  第四,对于大家说的增长没有问题、很有信心,我不认为是这样。实际上你可以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120多个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只有十几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也就是说增长到了某种阶段有可能会停滞,不是他们说的没有问题,很多经济体到了敏感点高速增长就结束了,是有这种情况的。
  第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权和民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苏联在专制时期,在强制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50年代增长速度非常高,所以这个关系是很复杂的。我用10秒钟讲这种关系跟我前面说的前沿距离有很大关系,前沿距离越远越不需要技术创新,前沿距离越远越不需要民主,离前沿距离越近越需要民主、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接近某一个敏感点,理论上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实际上发现这个敏感点是存在的,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政治形势上,从社会来讲这个敏感点可能会来得更快一点,因为你的经济是比较失衡的,结构是失调的,你采取某些强制的手段会侵犯人权和产权,比如强行征地、拆房,在经济模式根本无法考虑,但是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它是事实存在的。其实中国的问题还是蛮担忧的,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忧患意识。
  嘉宾:两个问题,第一,人均GDP或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否可行?第二,除了所有的增量部分,政府的预算是怎么划拨的?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谁来监督他们的预算落实?预算在经济总量翻番中的作用是多少?
  刘晓光:第一,作用你根本控制不了;第二,我们现在谋求的是人均居民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将来能高一点;第三,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平衡。从理论上来讲,人均居民增长收入要大于总收入才行,但实际上现在是达不到的。
  胡祖六:其实刚才陈浩武讲的我同意,我和文魁讲到生产率以什么样的模式成长,如果强调生产率,我们就要少建发电厂、少一些煤电、少一些汽车。
  第二是关于总量,我们这里的共识好像对经济翻番都很有信心。但文魁和我为什么要提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从人均GDP非常低的水平,到经济改革包产到户,马上就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样,我们的金融改革也到了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很多容易改的东西都改革过了,好像中国翻一番、翻二番都可以达到。
  但过去是这样,未来可不一定。苏联在二战以后经济增长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苏联是第一个把卫星升上太空的。真正的问题是可持续性,你能靠大规模的投入维持多久?为什么苏联会解体?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跟苏联搞星球大战,没有办法,苏联只有破产。日本战后的经济也是势不可挡,倍增计划,但到1980年代也很难。我们过去有30年高速增长,未来10年翻一番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更远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刘晓光:也不一定是翻番。
  嘉宾:刚才有三个观点我比较有启发,第一是建议总量提高要靠内涵、制度的革新、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是特别要关注中国消费需求和消费创新;第三是讲到金融可以在里面发挥作用。如果金融改革成功,能够保障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但说实在话,还有很多困惑,比如说环保是非常好的概念,中国人的文明意识在提高,但是我最近往中部、西部走得比较多,我感觉未来5~10年中国的经济引擎可能主要已经不在沿海,沿海已面临一个重大的产业升级换代问题。那么,中西部该如何考虑发展问题?前几年欧洲召开环境大会,发达国家都是从污染—治理这条路走过来的,但他们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先污染再治理?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先吃饱肚子。但是现在,中国东部已经富裕起来,这就要求进行调整结构,而在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下,中西部也开始发展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就要谈环境问题了。在下一步城镇化推进中,发展与环境的平衡标准是什么?过去,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在国际上根本行不通,这一情况下中西部怎么发展?
  刘晓光:下一步的环保可能会影响到人的生命。
  嘉宾:在中国,消费和金融是否有关系?我们都说金融推动生产、推动投资,但是金融和消费好像都没连上。
  刘晓光:有一点,彩电下乡、汽车补贴。
  嘉宾:是国家的财政补贴政策,真正在金融,按揭也好,消费信贷、消费金融也好,都起步比较慢,我不知道是否需要国家慢慢培育呢……
  刘晓光:像银行,对它有利的就变得快。
  嘉宾:好几位经济专家都在那个地方,凯恩斯就是自己消费、自己投资,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到今天学的东西跟现在的实际政策、政府能够推行的政策距离还非常大,到底是这些政策很难推行,还是政府不愿意做这些事,这都是我们的困惑。
  朱宁:刚才大家提到金融改革,我就说两句。金融的核心理念是风险的共担和受益的共享,但缺乏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这正好是金融体系很核心的问题。因此,金融改革推动的方向受到制约。我认为,下一步经济是否能够增长,区域之间的张力、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经济、金融、社会和架构之间的张力,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决定我们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增长。
  毛振华:我有一个困惑,未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最大的一个忧虑就是税率的问题,这一轮的增长中国成为超级领袖,我们的电子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未来是否还有新的产业?现在全世界还没有找到。凡是价格达不到竞争优势的,肯定达不到引领地位,所以我还没找到这个新的产业,创新引领也不在中国。但中国这20年的经济了不得,中国重大的改革机遇就是成功了坐上了这趟电子信息产业增长的班车,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国。我的困惑是,还没找到下一步带动增长的新产业,也没有看到全世界新的增长机遇是什么。
  胡祖六:从长远来看,哪些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消费当然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要搞财政刺激政策?都是经济长期低迷以后,要去弥补。但是能否达到长远的增长呢?不仅是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实证研究,消费刺激是不可持久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生产效率的提高。
  再看消费和金融,中国银行体系的平均资产收入和利润,只有不到20%来自于消费融资,大部分是靠房屋按揭贷款,所以房屋按揭这点肯定大有可为。
  刘晓光:刚才6位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对于整个关于国民收入翻番的问题做了一个很深入的阐述,我们讨论的问题只是一个面上摆出的东西,我们实际想探讨的是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更多是市场经济深邃的原因,今天时间有限,只能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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