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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以及经济改革中的四大任务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必须统筹考虑,通盘解决。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市场机制是解决我国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突破口。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就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侧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今年1月份、2月份出现的覆盖广阔的雾霾天气,给了我们一个重要警示,说明产能过剩、节能减排等涉及环境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和行动的时候了。中科院最近的一个报告显示,这次的雾霾比20世纪伦敦的污染事件更严重。
  迄今为止,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前10大城市,中国就占了7个,中国有1/10的国土面积已经被重金属污染,而水资源的污染和匮乏早已经伴随我们度过了半个世纪,这些环境问题、经济问题总是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相关联。现在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不满已经赫然成为继拆迁之后又一个突出问题,像宁波、厦门、什邡、南通等地群体性事件,也折射出了中国公众的忍耐力已经正在逼近临界点。
  环境问题,最重要的是发展理念出了差错,这么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来得及,中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要赶超别人,咱们可以先污染一下,回头再来打扫干净,再来治理。”第二个发展主流意识的差错是认为大自然的自然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另外极“左”的思潮也在作祟,邓小平同志多年前讲过“我们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最终根本还是反左”,极“左”的思潮总是把环境问题和西方人士的不良居心联系在一起,说是中国不应该跟着别人的游戏规则、具体标准走。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我们的发展理念有了一些修正,已经逐步意识到环境代价其实一直都客观存在着,只是过去长时间都是由无数的公众默默地承担着。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环境问题的解决应当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是更有效和更经济的节能减排和调整结构的工具。应对环境问题的政策工具有两大类,一是行政管制,二是经济手段。
  “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地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纷纷拉闸限电,到了1月1号又开足马力重新生产,好像我们节能减排是有年度规划似的,而且拉闸限电的时候各个工厂都到市场上买柴油发电机继续生产排污,这些措施拿现在一句很时髦的话来讲就是“长得跟闹着玩的似的”,最后的结果是跟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国家投入上千亿治理太湖、滇池和淮河,现在看这些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用经济手段推进节能减排和解决环境问题,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经济手段当然也分两类,一是税收,排污可以收税,碳排放也可以收税;二是市场交易机制,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税收从来都是刚性的,无法顾及不同减排主体的差距。
  税收是刚性、单向的减排手段,其实被纳税的市场主体是很容易逃税的,逃不了的话也会把这个税收负担推给消费者,所以排污仍然大行其道。
  应对环境问题,应该大力依靠市场机制。减排效率高的主体可以通过出让排放配额获利,减排效率低的主体必须购买别人的配额来抵消自己多余的排放,这对环境空间是一种确权,同时为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其他环保事业融资,这方面市场机制大有可为,并且还有助于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
  美国1980年~1999年,这20年里发电量增长了20%以上,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因为市场交易最后下降了20%左右;欧盟每年通过总量控制和市场交易带来300多亿欧元的间接收益。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不但可以解决我们产能过剩问题,也可以推进节能减排,其依托就是碳排放权。
  进一步讲,这种机制也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交易市场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有效平台,我们如果通过一个交易的平台去推动政策目标的实施,它的效率就会很高,因为:第一,它的流程是简化了的,交易互动总比我们进行行政审批要快得多;第二,它有一个规模效应,交易活动一旦标准化,交易平台就有一种集聚的效应,买卖双方都在上面进行集聚,因此就可以实现一种规模效果;第三,会大大降低政府成本,政府的编制都有限,在中编办那里扩编比登珠峰还难,要深入介入微观事务管理,总感觉政府人手不够,所以公务员现在招了又要再招。
  我认为,政府面对新局面应该做四件事情:第一,应当尽快从根本上调整考核的导向和评价的体系;第二,要推动建立市场机制,例如确定我们整个排放总量和分配标准、分方案,提出对统计的要求,提出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并且进行检测、验证,建立市场机制的一个监管框架;第三,政府应当允许金融创新,在碳排放和排污权这两种交易当中,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碳金融,无论是碳银行、碳政权、碳保险、碳资产管理公司,还是碳基金、碳评级,都会创造很大的市场;第四,完善配套支持的财税体系。
  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情也有四项:第一,要停止对微观层面的管制冲动,我们有一种管制冲动,就是喜欢到微观层面去摸一下,政府不应该介入到微观市场;第二,对国企、民企、大中小各种企业不能够另眼相待,应该一视同仁;第三,政府不应该直接办市场;第四,政府不应该风险管控过度。
  企业家和市场应该做什么?第一,依法交易,透明运作,公开、公平、公正地撮合交易和清算支付;第二,会聚卖家,发现买家,帮助卖家尽可能用最低的成本找到买家;第三,发现价格。市场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发现价格,通过价格信号引导投资促进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企业家和市场不应该做的也有三件事:一是千万不要搞欺诈;二是不要搞过度投机;三是不应该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
  中国企业家论坛已经办到十三届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改革、大变革,为此中国企业家要有充分的准备。知识经济时代首先要有本钱,要有知识技能和经验,还要有对社会的担当,因此企业家都应当重视学习,王石60岁还在周游列国。第二,我希望大家有远见,重视资本的积累和企业DNA的培育。第三,要团结协作,要探讨建立一个平台和培训机制,实现民营企业在本行业和跨行业内大交流,要有参与大市场、大交易的构想和准备。孙中山先生多年前就说过:“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总有成功之日。”我们坚信市场机制的可为、可行,祝愿大家成功。
  刘明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中国银监会前主席
  思想互动空间E:消费品市场升级战
  天猫、淘宝单日销售191亿,“光棍节”成为网购盛宴。191亿是个饱含信息量的数字,它不仅意味着传统零售业在电商咄咄逼人气势下的尴尬处境,也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巨变和升级。消费品市场的升级之战早已打响,是时候总结和放眼未来格局了。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个话题,更显示消费品市场升级大战的规模和激烈。
  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当当网董事长俞渝、汇银家电(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宽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共识传媒总裁周志兴参与了“思想互动空间E:消费品市场升级战”的讨论。正略钧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主持了该场论坛。
  未来消费品不是消费市场的主导
  赵民: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靠什么翻一番?我觉得是消费品。在座的各位怎么看?
  俞渝:我觉得消费品拉不起来,实事求是地讲,房地产等才是主流。但是随着产品越做越好,服务越做越好,消费品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量。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消费品市场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是老百姓不敢花钱。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再讨论。
  周志兴:对于消费,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层面的升级:一是所谓的翻番,大家更多地去花钱;二是消费方式的升级。就后者来说,大家可能更多地会想到网购。现在,人们已经很少去逛商店,商店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试衣间的作用。试过之后,人们记下衣服的品牌、尺寸,然后到网上买相同的产品,这样会划算很多。我们家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从前年开始,我太太突然迷上了网购,几乎每天有一个快递过来。这样一来,我的负担减轻了很多,这样我就不用陪她去逛商店了。网上购物的价格低廉带动了大家的购买欲望,我想这也是一种升级。
  袁岳:对于升级,我们有切身的感受。10年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宝洁、联合利华等生产实质性产品的企业,但最近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行业、通信行业成为我们的主要客户。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消费品升级很重要的一个形态就是服务化。最近,王建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到,去年万达非购物中心的营业收入超过了购物中心的营业收入,购物中心本身提供的就是服务,而非购物中心提供的则是创新服务,尤其在娱乐方面。很多人说,中国很难出现自己的奢侈品,我的一个观点在这个内部讲话中得到印证,那就是中国打造奢侈品的第一步不是产品,是服务。所以,我们的消费品市场升级最重要的表现是服务化,实际上就是服务本身。苏宁就是深感服务的重要性,在它的五年战略中设计和销售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那么服务指的是什么呢?服务的本质是指链接,比如在餐厅用餐,服务员帮忙点菜、上菜,这个链接行为就叫做服务。现在,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对服务的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如何来提高服务的水平?过去,我们认为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在于训人,其实不是,它最重要的是将大部分管理功能外包,而自己则起到一个协调管理的作用,是一个运营管理者。西门子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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