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关注研究差异、制约性及其后果，这些方法都可以运用在对日本的研究当中。如今，美日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关于日本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就一定会对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种简单的说法，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过于离奇，我们根本不可能去了解那样的民族，这样的成见当然非常危险。人类学家凭借自身的经验能够证明，即便最离奇怪异的行为，也无碍研究者对它进行研究和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把差异作为优势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看做一种令人沮丧的劣势。这一点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做得更好。种族或者制度之间的差异越明显，越离奇，就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想当然，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关注个别事例，而且更关注整体。在研究西方国家的各民族时，如果研究者缺乏比较文化学的训练，往往就会忽视某些习俗的整体性。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因此不会去探求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也不研究人们普遍接受的公认裁决和说法。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大银幕上，这些习惯或裁决将会大面积地投射放映，严重影响这一民族的未来，比起外交官签订的条约，它的作用显然更加重要。

　　人类学家想要研究日常琐事，其技术手段必须完善。因为，在他研究的部落里，那些日常琐事与他自己国家的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极端恶毒事件，或者是另一部落中极端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特定情况下人们的行动方式和感受方式时，他会发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和对细节的关注，在文明国家里，这些观察方法常常不大引人注意。人类学家充分相信，关注琐事十分重要，并且也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挖掘出来。

　　我们在日本研究上不妨试一试这类方法。只有关注某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因为这些琐事都带有强烈的人性色彩，如此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假设：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者在任何最发达的文明国度中，人类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一个人无论行为或想法如何怪异，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能联系到日常经验。这一假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是感到困惑，就越要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一定存在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从而导致这种奇异的行为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如果能把研究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那就更有用处了。人们正是在日常交往细节中学习成长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有这样一个假设：那些最孤立的行为细节，彼此之间也有某种系统性的关联。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将数以百计的单项细节纳入一些整体模式当中。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作出某种规划，这种规划支持人们面对某些情况时采取既定的处理方式，或者采取某种评价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把这些方式看做是全部行为的基本要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都把这些方式进行整合。人们一旦接受了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系，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去生活，就不可能按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否则就会陷入被隔离的生活状态，也无法长久维持这种状态，这样势必会导致混乱和不便。他们力图获得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准备某种通用的理由和动机。因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必不可少，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溃。

　　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都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更急剧一些，其他领域就会承受巨大压力，而这种屈从性质的压力来自对一致性的需要。在没有文字的史前社会，人们追逐着权力统治，这种权力意识往往在宗教活动中体现出来，或者显示在经济交往及部落交流中。文明国家拥有古老悠久的经文典籍，教会必然会保留以往年代的习语，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某些领域，人们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与教会的陈规发生抵触，教会往往就会放弃自己既定的权威，虽然习语词句能够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非存在于用堤防隔离开的小池塘里，它们总能溢出假想的边界，互相交流融合，以至不可避免地掺杂在一块。情况总是如此，学者越是把观察点分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孩抚养等领域，就越能追踪到社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假设，并能搜集有利的证据资料，从而学会观察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即便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术语提出来的，他都能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现习惯，因为这些都来源于社会经验的实践。因此，本书并不专门探讨日本宗教，或经济生活、或政治、或家庭，而是考察有关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种假定观点。无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本书只描述这些假定观点所表露的情况。本书所要探讨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

　　20世纪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持有模糊不清、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在讨论日本民族何以成为日本时如此，而且在讨论美利坚民族何以成为美国，法兰西民族何以成为法国，俄罗斯民族何以成为俄国时，也都是如此。各国之间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因而彼此产生了误解。有时，仅仅是细微毫厘的小麻烦，我们也会担心是不可调解的纠纷。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在思想和行动方针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而我们却妄求跟他们探讨共同目标。我们没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去尝试了解了，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某些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只因为我们不了解而已。

　　完全依赖某个民族自己所宣称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靠的。尽管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们自己，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民族观察生活时的眼光都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人们在判断事物时，很难意识到这是透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到的。每一个民族都认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视点，仿佛就是上帝安排的全部景观。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了解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某个国家去分析它看待世界的观点。如果我们想知道眼睛的状况，就去找一位眼科大夫，他会验明眼睛的度数，配制出合适的镜片。有朝一日，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像眼科大夫分析眼球那样，是负责分析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

　　这项工作既要具备某种程度的硬心肠，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宽容态度。有时，那些善良的人会指责这种硬心肠，“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东方”和“西方”，白人和黑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内心都是相通的，相差无几。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但是，我不能理解，难道信奉了世界大同的观点，日本人就不能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就不能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有时，这些软心肠的人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来自于同一张底片。如果不是这样，国际亲善的良好目标就无法建立。但是，如果强求其他民族接受单一性，并作为尊重他们的前提条件，那么就如同强求妻子儿女都要跟自己一模一样，这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那些“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异理所当然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性，并试图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类差异的和谐世界。美国可以彻头彻尾都是美利坚，但却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等任何国家也可以如此。差异就像悬在世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如果他们自己不相信这一点，试图用外部压力来干预人生态度的成熟，那么这类想法就显得很荒谬。他也不需要担心，如果坚持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凝固不变。其实，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要停止发展。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又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英国的特性。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他们不是别人，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在这些不同的时代中，变化的标准和民族心态证明了他们是以英国的方式存在着。

　　系统研究民族之间的差异，既需要有某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只有坚持自己所深信的信仰，才能对那些差异有着不同寻常的宽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有所发展。那些研究者也许是基督徒或阿拉伯学者或者是唯物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是极端分子。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一样，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熟悉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并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能解决这类事件的办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不可能发展。这类人已经把自己置身快乐和充实的体验之外，他们绝不会懂得，吸收和学习其他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热爱自身的文化。他们如此保守，以至于只会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偏好的原则。但是，其他民族是很难接受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人一只脚站着休息一样。

　　本书阐述日本人的心理预期，以及公认的习惯；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他在哪些情况下想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不想；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的依据，最理想的就是大街小巷中平凡的普通人。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置身于我所说的每一个特殊的情境，而是意味着他们愿意承认在那些情境下会去那样做。如此研究，就是想要描述出那些埋藏在日本人思想深处的想法和态度。也许达不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发现，不需再增加调查材料数量，也能提供更多的证据。比如说，某人在何时何地对谁行了礼，这一点就没有必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大家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不需要为了同样的结论再去调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他的工作肯定远比证实统计学里的观点要艰巨得多。我们要求他表明，这些被公认的判断是怎样成为观察人生的焦点的。研究者必须努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让美国人也能明白日本人观察生活的焦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具权威的法官可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对他而言，为美国人写的那些东西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很少留意文明民族的文化被建立时的那些前提。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前提十分清楚明白，根本不需要去证明和研究。多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关注“意念和行为”的分布，他们通常使用统计作为研究方法。只需收集大量的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谈记录、心理测试等材料，然后进行系统的分析，再努力从中找出某些事实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全国范围内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再进行民意测试。在美国，这种方法已高度完善。通过这种手段，可以了解到对于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这些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分为乡村或城市、低薪阶层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类型。在一个凡事都要选民投票的国家里，法律由民众代表制定并实施，因此，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调查民意，也能够理解调查的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一个很明显却被大家忽略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是美国人，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这件事天经地义。民意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在已知的事情上再多加些东西而已。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则必须先对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到作用。通过研究抽样取得的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了解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事先不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抽样调查的结果又能表明什么呢？只有了解他们对国家的观点，才能帮助我们弄清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争论些什么。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更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被认为是邪恶的，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也许除了战争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政府官员可能还没有私企任职者的社会地位高。这种观念与日本人几乎完全不同，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是他们的这类观念，这些观念表现在风俗习惯、民族历史神话，以及民族节日的活动中。当然，根据这些间接表现，我们也可以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性的研究。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基本观点，这些方式和观点都适合自己的民族。就像我们对于选举，十分关心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的百分比一样，我们也该仔细详尽地研究某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观点，还有他们认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日本正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基本观念和行为习惯都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探讨。我发现，一旦弄清了西方人观念中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掌握了一些他们经常运用的方法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经常看到的那些日本人，他们行为中匪夷所思的部分，都不再那么难以理解。我开始明白，日本人为何会把某些摇摆不定的行为当成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与他们的体制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以说明其中的原因，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最初他们使用的习语和概念都让我感到困惑，但后来我发现，那些习语和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而且充满浓厚的情感。这一体系同西方人所了解的伦理观和善恶观存在着巨大差异，它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而是日本式的——包含着日本的优势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