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有些场合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乖乖听话，眼看着所有礼品、关怀和学费都给了兄弟。即使日本为青年女性开设了几所高等学校，那里也主要是教她们学习礼仪和举止规范，而就严格的智力训练而言，则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建议，要教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学一点外语，其理由是希望她们整理丈夫们的书籍时，不要摆错了地方。

　　但是，与其他大多数的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的，而且这也不仅仅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用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用整天藏在深闺里，她们可以在大街上行走，自由进出商店，这些都让印度妇女惊羡不已。在日本，妻子主管全家人的采购和金钱，手头紧了，她可以决定拿什么物件去当。她们可以使唤佣人，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仿佛她从来没当过别人的媳妇。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形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这些行使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行，倒不如说他们是代表这些特权之人来行使权利。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还要保证实行。不过，他的权力并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要考虑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要让儿子和兄弟们记住自己家族的传统，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即使是一个农民，也要祈求祖先保佑他的高尚责任。他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所以他有时会为了家族而牺牲掉个人。

　　不论门第如何，家长遇到重大事件时都要召集家族会议集中讨论。例如，家族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甚至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改变决定。户主若无视众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他自己也会很难做人。不过，当事人可能无法接受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那长辈们也会竭尽全力地要求晚辈们完全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走他们的老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力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日本人的权力小，只是效果不同而已。日本人并不在家庭生活中教小孩子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向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关系家族利益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他们做的事有多难，他们都必须服从家庭意志。

　　每一个日本人最初都在家里接触等级制，后来再把这种习惯带到经济以及政治上。他懂得，不管一个人在整个圈子中有没有实权，只要他的地位高于自己，都要习惯向“适当位置”的人表示敬意。即使一个人受妻子或弟弟支配，他照样是受妻子或弟弟尊重的。尽管有人在幕后操纵，但也破坏不了特权之间形成的外在界限。同样，外在界限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权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有时可以给人们带来便利，比如他们没有正式身份，但却可能掌握实权，这样就有可能保全自己。日本人从家庭生活经验中懂得：要作出一项决定，就要让整个家庭相信这么做可以维护家庭的荣誉，最能令人信服。这种决定并不是家长强加于人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他才要求每个人都服从要求。日本人虽然反对在家里使用武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即便家里的当家人不是很强势，家族中的等级制也依然能维持下来。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准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庭中强大而公认的等级制很难接受。日本家庭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团结性，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日本人如何培养了这样的团结性。要想理解他们的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的要求，首先就要认识他们是怎么在家里学到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生活上的等级制，也跟家里一样。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他们的等级制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可谓有利有弊。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等级制就一直贯穿在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那时，日本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自己的等级制文化。公元7到8世纪时，日本使节出使中国，看到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日本天皇和官员便想用中国文化来充实自己的国家，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也是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录自己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当时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四万神掌管着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带来好运。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7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并逐渐成为日本的国教。但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大型的永久建筑，于是天皇按照中国京城的样式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同时还根据中国建筑式样，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还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职、品阶和律令。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能够如此成功、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文明，在世界上除了日本再无他例。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把官位授给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人，在日本却把它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一部分。日本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也经常钩心斗角，因而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也衍生了许多社会习俗。但是日本无论怎么努力吸收中国的文化，却终究也不能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来代替等级制。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家族制度，可以把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合在一起，也不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换过。日语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意思是只有皇室中人才能继承皇位。天皇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当初日本天皇及其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怎么回事，也想象不到他们做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不断吸收中国的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只是充当清除世袭领主与诸侯间冲突的工具。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取代天皇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封建领主们又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之中。这时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称“将军”，从而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其实，“将军”是一个古老的头衔，它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像日本的通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他们就可以世袭将军。这时的天皇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力，形同虚设，但是将军还必须由他举行仪式进行授权，这也就是天皇的重要性所在。幕府将军掌握了实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以武力来镇压其他不肯服从的各个领主“大名”，而“大名”们也都有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家臣“武士”，在动乱的年代，他们还时刻准备着帮大名夺回敌对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

　　公元16世纪，日本内乱频发，几十年后，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敌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此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约260年，直到1868年，日本废除了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德川政权才宣告结束，开始了日本的近代史。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它维持了国内很长一段时期的和平，还有效地实施了为德川氏的政治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内战时，一些实力强大的藩主曾与他为敌，直到最后惨败才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控制自己的领地和家臣，但是这些大名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也不允许他们在幕府担任重要职务，德川家康把重要职务都交给了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嫡系大名。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的确享有最高统治权。为了维持这一时期的困难政局，他不让各个大名们私下积蓄力量，防止他们相互联合。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统治，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还极力加强这一体制，让它更加稳固。

　　日本的等级划分十分复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氏巩固了这种制度，并且对各等级成员的日常行为也做了详尽的规定。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代表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们的衣着、食物和房子，也是根据等级规定的。在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士、农、工、商，再往下是贱民。贱民人数最多，最出名的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秽多”，包括清道夫、埋葬死人的、剥取死兽皮及制皮者等。在日本，人们都不跟他们接触，更准确地说，人们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甚至通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都不算数，仿佛这些地方和居民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些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他们可以做这些被批准的行业，但却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美国人再怎么吃惊，这也是封建社会中的现实。因为商人阶级常常会破坏封建制度，如果商人地位上去了，商业繁荣了，封建制度就有衰落的危险。17世纪时，德川氏施行了严峻的闭关锁国政策，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这在其他国家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商人阶级也随之得以发展。德川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尺寸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就算准许建造的或驾驶的小船，也不能开到大陆或运输商品。各藩之间设置了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国内的交易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另有一些法律则规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还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葬时的费用限额。商人不能和武士一起，享有特权的武士就算羞辱了他们，法律也不保护他们。当时的日本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上的，德川氏却企图永远把商人踩在脚下，这无疑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