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的不同立场，所以说国家神道即使不是一个庞大的“国教会”，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目前全国各地有十一万多座神社，包括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以及特别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而神社的神官系统的等级划分与政府系统是一样的，从最基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的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是代替民众举行仪式。上面已经说到，国家神道和其他的教派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属于宗教，而且法律禁止国家神道的神官们宣讲教义，所以它的祭拜仪式也不可能被西方人所了解。在日本普通的祭祀日里，町、村会选出一个代表进行参拜。这个代表会站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会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他们的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祛邪。接着，神官会打开神龛的内门，放开嗓子大声尖叫，祈求众神快快降临，享用丰盛的供品。这时神官会进行祈祷，参拜者们依照各自的身份进行排列，恭恭敬敬地将自己手中被称为神圣之物的小树枝供上，树枝上还垂着一些纸条。祈祷结束后，神官会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但是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出席，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也会放假休息。它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属于群众的祭祀节日。而地方的祭祀日和佛教的祭祀日则属于个人“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的范畴之内。

　　在这个自由领域中，日本人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心仪的教派，并参加各种祭祀活动。佛教是至今为止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宗教，是非常活跃的。除了国家神道以外，还有其他的神道教派。有些神道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实行国家主义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保护国家的堡垒，还有一些教派是用于精神治疗的，有的教派信奉儒家教义，有的教派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是属于个人活动，多数不在国家神道的范畴之内。在祭祀节日里，老百姓会涌至神社门前，漱口祛邪，做拽绳、打铃、击掌等各种活动，以召唤神灵降临。接下来，他们会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以将神灵送回。然后，人们会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各项主要活动，比如在神社院子里摆摊的小摊上购买珍品玩物，观看相扑、袚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有位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每次参加日本的祭祀节日，就会想起威廉•布雷克的一节诗：

　　如果在教堂里给我们几杯啤酒，

　　一片欢乐之火，温暖我们的灵魂。

　　我们将终日唱诗，向上帝祈祷，

　　永远不会离开教堂，绝不会离经叛道。

　　日本除了极少数需要献身的宗教以外，其他的宗教决不会使人感到严酷。日本人喜欢长途跋涉到远处去朝山拜庙，这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将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做了一个很细致的划分。然而关于其他领域，他们会把权力交给人民，让人民来处置。但是和国家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作为新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会加以控制和把握。例如在创建陆海军时，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在军队中，他们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度，而且比在百姓中废除得更为彻底，甚至还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有些旧习得以保留。在军队中，军人职位的晋升不是看其家庭背景，而是完全凭借个人的能力，这可以看出封建等级制度在军队中得以被彻底废除。它被废除的彻底程度是其他领域少见的。也正因如此，军队在日本的声誉很高，而且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军队甚至是政府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还有同一地区的乡邻会被编入到一个单位，在这种和平年代，他们都离家很近。这不仅使士兵与地方能常保持联系，而且在两年的服役期间，使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这种新兴关系，代替了传统的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军队都被用作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但是在日本，军队是很同情小农阶级的，这种同情甚至还激起了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的抗议浪潮。所以，日本的军队在许多方面都起到了促进民主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但是建立起这样一支人民军队的后果，是日本政治家没能预见的。他们也许并不认为在这样的阶层中可以确保军队在等级制中的最高地位是合理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的最高层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被写入宪法，但却保留了军部首脑们对政府应保持独立性的一致意见。例如，陆海军大臣与外务省及内政各省大臣的意见出现不同时，陆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且可以以天皇的名义强制实行他们的措施，并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组织成立，办法是只需要拒绝派遣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即可。这种没有现役高级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的内阁，是无法成立的，因为退役军官和文官是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但是，对于内阁的一切行动，军部如果有任何不满，就可以召回他们自己的代表以迫使内阁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中，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他们的行动。如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保证，那么宪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了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取消当年的草案，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草案。比如日本占领东三省，当时尽管外务省作了保证，但是日本关东军还是武装占领了整个满洲国，这就是军部首脑趁内阁意见出现分歧、决策未定的时候，支持当地司令官进行侵略的一个真实例子。军部和其他领域一样，凡是有关等级特权的事，日本人都敢于接受任何后果，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同意最高层提出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僭越特权。

　　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是由政府的“阁下”们出谋划策，制定准则。他们虽然制订计划，但是却由政府创办并以资金资助他们认为必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是由政府官僚进行管理和决策的。他们还专门聘请了外国的资深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但是当这些企业“已经组织完善，业务兴隆”之时，政府就会将它们卖给一些私人企业。所以这些由政府创办的企业就以“低廉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价格”被卖出去了，卖给那些经过筛选的商业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中心的两大财阀集团。在日本政治家看来，发展工业是关系着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决不能相信市场供求法则和企业自由。真正获得厚利的是那些大财团。日本所期望的是，以最小的失败和最少的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

　　由此，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固定模式，没有遵照“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的发展规律，没有从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大量创办起着关键作用的重工业。例如造船厂、兵工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都被赋予了优先发展的权利，使其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水平，并得到了高速有效的发展。而且，这些企业并没有被全部转让出去，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控在政府官僚们的手中，并享受着政府的特殊津贴。

　　在政府给予优先发展权的产业中，轻工业生产者和非官僚经营者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应有地位”。只有国家和受国家信任，而且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大财阀们，才能得此殊荣。但和日本其他的领域一样，产业界也有其自由。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获取各种“剩余”产业带来的庞大价值。这些轻工业虽然没有现代技术的支撑，但是直到今天还依然顽强地生存在美国人俗称的“家庭血汗工厂”中。例如一个小商品生产商购进原料后，会把原料交给一个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工厂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厂进行加工，加工完成之后会进行产品回收，然后再贷给别的工厂进行二次加工，再次回收，这样的程序经过多次，把最后的成品卖给出口商或者是其他商人进行售卖。在日本的20世纪30年代，轻工业领域中的雇佣人员，有百分之五十三以上是在这种小工厂或者是家庭工厂里工作的。这些职工有很多都受到古老的学徒制中“家长式庇护”的影响。但是在当今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依然可以看到不少身背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在日本的各种生活方式中，工业领域中的双重性和政治宗教领域中的双重性是一样的，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说，一个日本政治家除了掌握政治以外，还必须要有一个在其他领域能与等级制度相匹配的金融界贵族伙伴。这个政治家会为他们的金融界伙伴创办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并挑选一些在政治上有一定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制度中的人员建立长久的联系，以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要切断政府与这些金融界寡头的联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保护政策下能获得巨利，政府不仅可以给他们利润，还可以提供其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对金钱及利润的传统态度来说，金融界贵族难免会受到民众的攻击，政府应该尽量按照大家承认的等级制观念来帮助和支持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办法并未完全获得成功，因为财阀仍会不断受到来自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的双重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却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说成是“暴发户”（Nouveauriche），但是这个词没有能准确表达日本的感情。在美国，“Nouveauriche”的含义严格说来是“新来者”的意思。有些人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与人进行交际，而且没有丝毫的道德修养。但是，他们这种缺点却被突如其来的富有抵消了。这些暴发户都是白手起家的，从一个一文不值、让人瞧不起的底层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几亿身家的石油大亨。但是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象棋，意思是一个小兵卒突然变成了拥有政治大权的女王。他像“名士”一样神气十足，把任何事情和人都不放在眼里，但是在等级制面前，他会显得很渺小，小到根本就不用理睬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成金”是靠诈骗、剥削才能致富的，因而对“成金”者极尽指责和辱骂，这和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日本根据封建等级制度对所有的巨富授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并且和他们建立联系。但如果他们所得到的财富不是在他们所在的领域中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总而言之，日本人在建立世界秩序时，会首先考虑到等级制。即使在家庭以及社会人际关系中，年龄、性别、辈分、阶级等因素都会决定着人们适当的语言和行为。而且在政治、军队、宗教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细致的等级划分，无论是对上层建筑还是对下层百姓，只要逾越其特权范围，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格言得以继续保留，日本人就会很满意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就会充满安全感。但是，即使这种最高的幸福可以受到保护，他们也会时常感到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因为将等级制视为合法制度。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重要特征，和美国人将平等与自由企业的信赖看成是其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

　　但是，如果日本人想把这种“安全”向外界输出，那么他们就会遭到社会的惩罚。日本的等级制度与老百姓的思想是很吻合的，那是因为等级制度是培养这种思想的肥沃土壤。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能靠这个世界扎根并吸取养分。所以，等级制是一个国家固有的东西，绝不是能随意输出并加以利用的玩意儿。在别的国家看来，那些漫无边际的主张，简直是狂妄至极，有时会变得很恶劣，以至于让人们万分愤慨。例如，在二战期间，有些日军官兵会去各个占领国看看，当他们看到当地居民们对他们表示害怕，甚至是厌恶反抗的时候，一直很不解。日本政府不是提供给他们等级制中的一个位置了吗？虽然这个位置很低级，但总的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显示身份的位置嘛。此外，对底层的人民来说，等级制给他们的待遇应该是很理想的。此外，日本军部还下令拍摄了几部关于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片子，片中屡遭生活挫折、悲惨绝望、对社会失去信心、终沦落到烟花之地的中国姑娘，由于受到了日本士兵或者是工程师的关爱而结合，最终过上了幸福生活。日本的这种表面怀柔政策和纳粹的硬性战争征服论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日本这种阴险的招数还是被拆穿了，最终没有获得成功。因此日本人绝不能拿衡量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的错误归根结底就是他们自信这样做可以行得通。但是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心满意足的，而别的国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其他国家根本不存在这种传统道德观，它只适用于日本本土的人民，所以这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特产。但是，日本的作家们却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在这里也就不加论述了。我们要想从根本上了解日本人，就必须先从这种伦理体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