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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坚决不能把自己也变得肮脏
  在《新京报》出品的新闻产品中,核心报道和评论是两面旗帜,所以“品质源于责任”的理念,在这里呈现得最突出。但是,《新京报》毕竟是综合性的日报,不可能只有核心报道和评论,各种新闻产品都要有,而且每一样产品都要高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之后,持续保持“风华正茂”的状态,并“出类拔萃”。
  娱乐新闻,在很多媒体中,一直是软肋;在很多读者眼里,也因此一直是软骨头。娱乐新闻记者,更是被人们称为带有蔑视甚至侮辱味道的
  “狗仔”。所以,很多娱乐新闻记者在从业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因为职业缺乏尊严、自己缺乏被尊重感而要么辞职转行,要么辞行调换线口。然而,在《新京报》,娱乐新闻记者却因为扭转了娱乐新闻报道的潜规则,不走“为明星服务”的路子,而受到充分尊重。
  在这一点上,创刊之后担任新京报副总编辑、分管文娱新闻报道,现任《名汇FAMOUS》杂志执行出品人的李多钰,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娱乐和文化的东西不是完全做新闻,有很多新闻是从专业里面挖出来的。如果你对这个专业不懂,可能你做的就是单纯的八卦。这个圈子里的从业者,很多人是不懂得娱乐这个产业本身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所以他就做那些明星,随便聊点什么绯闻啊吃喝玩儿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媒体完全被一些不懂行的娱记把持着。你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新闻,今天先爆料,明天说这个料是不对的,后天又说这个事情可能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断有这种新闻出来,非常浅层次的,没有什么内涵的炒作。”
  于是,《新京报》决定做不一样的报道。怎么做?李多钰的思路是:“我们希望你是首先看到,娱乐圈里有什么真正值得你去看的东西,然后从这个东西出发,可能也会有些专业的人,能够进行深入的对话。如果你是不懂行的人,你去跟这些导演和演员怎么对话呢?你可能就只能做一些绯闻或者什么东西。但只要你是真的对电影有兴趣,你才会去关注导演,关注他一直以来有什么作品,是什么风格和手法,你才能凭借专业知识做出有价值的内容。”这就需要打破当时的游戏规则和潜规则,自己去制定并实施新的规则。
  你们去“玩”你们的,我们来“做”我们的。在内部做培训时,李多钰经常跟记者说,我们要打破一种娱乐的状态。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既有的生态走的话,我们就被拉下水了。我们必须要走一种不是“为明星服务”的路子,我们要有自身的东西,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然后,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去构建专业的报道。这个路子,《新京报》走了将近十年,确实发现整个娱乐圈的生态已经变了,现在娱乐传媒行业就是按照《新京报》当初设想的方式来运作的,是一个更加专业主义的路线。
  但是,在《新京报》创刊之前,整个娱乐行业曾经被搞得非常烂,有一整套潜规则,用李多钰的话说,“我都有感觉到”。最初,《新京报》的记者出去,要采访什么人很麻烦,受到各种刁难,可到第二年时,这个状况就已经改变,因为《新京报》报道的内容跟别的媒体不一样,而且版面很大,“他们就发现,咦,你这样的报道跟别的媒体不一样,给人感觉不是八卦的,而是一个高雅的东西、高尚的东西。那些明星或者经纪人发现了这一点,就会扭转某种潜规则的观念。”“不能是我为了跟你结盟,我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肮脏。我们坚持自己的崇高,那最后就自然会获得更高的尊重。”
  李多钰的这段话,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是那种真正的过目不忘。当然,打破规则、重建规则的过程,并不总是幸福的,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痛苦的。可是,这种痛苦是正常的,也是值得的。对这一点,不仅是李多钰,《新京报》的娱乐新闻记者都深有体会。不过,正如李多钰所说:“当你发现有了一个专业主义的规则之后,按照这种规则去选择报道对象,并且设计你的版面和稿子之后,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编辑和记者会为自己的荣誉而战。他不会说我是作为一个价值链中的一环,而是说‘我是懂行的人’,我不能够在我的版面上出现不懂行的文章。记得刘帆(时任文化娱乐部编辑)就跟我说过,他有一次看着碟就睡着了。我们招来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热爱,这样的人做新闻就不会乱做,他肯定是觉得一个片子真的好,所以才推荐给你,如果在报纸上推荐了一个烂片的话,连他周围的朋友们都会骂他。”
  “专业主义”,是《新京报》的追求,也是《新京报》的价值观。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刚刚入职《新京报》的新记者、新编辑,最先感觉到的,却不是严谨、严肃、严格甚至严苛、严酷的“新闻专业主义”,而是“随便主义”,而且是那种完全不着调的“随便主义”。
  现任新京报社会新闻部主编王海刚入职《新京报》时,对《新京报》和新京报人的感觉就是:“在当时,让我义无反顾离开女友,坚持来京的,除了王其恒所说的工资更高些外,何尝没有一丝乍一接触时,陈峰、王跃春等人所给我的那种‘简单、随便’的感觉因素在里头。其时,我并不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乃至王跃春、陈峰等等的‘骇人’名头。
  “在这里,似乎一切都很随意,都很简单。尤其是在那所破旧的老楼,不用打卡签到,没有固定座位和电脑,甚至,你还能在主编办公室,看着那长着类似马云一样怪异相貌、文字感和逻辑感牛得不得了的副主编袁凌,将一双鞋子永远脏兮兮的脚搁在办公桌上,跳跃感极强地和记者聊天、聊稿件。”
  然而,王海却很快发现,在《新京报》,所有的一切都很随意,但新闻例外。那些看起来万事随意的人,做起新闻来却一个个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疯子一样的执着,这里的所有人,对新闻,都有一种力求完美的偏执。
  入职不久,王海便与同事们一起参与了一个策划报道,“一个都不能少”,寻找失学农民工子女,并帮助他们上学。王海采访的是郊区的一个失学孩子,采访很顺利,写稿很迅速,并且,自我感觉还行。但交稿后,麻烦
  来了,编辑王秦问了一堆的问题,甚至把问题依次打出来,要求王海去补采、去追问。可王海不想去,因为要去的地方是北京郊区,来回得一两百公里,而那个靠租地种菜为生的家庭,吃饭都困难,更别说有电话了。随后,争执发生了。最后,王海还是屈服了。因为王秦把她的要求、王海的抵触都贴到了内部BBS上。时任北京新闻部主编陈峰看到后,批评了王海,并让他思考:王秦提的要求,有没有价值?王海自己说:“我是个极其性急的人,在报社七年,不知道和多少人发生过争执,也不知道看过多少同事之间的互K,记者和编辑、记者(编辑)和主编、主编和总编……主角常变,而主题永远是‘这篇新闻该怎么做’。虽然,在很多时候,争吵之后我表面看来依然是心有不甘,而事实上我都是内心愉悦。毕竟,还有哪些单位,能够和这样的一群人共事:只做新闻,其余不鸟。”2011年时,《新京报》曾打出了一则招聘广告——“做什么事很重要,与什么人一起做事更重要”。和“只做新闻,其余不鸟”的人在一起做专业主义的新闻,饭吃得香,吃得爽,吃得真正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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