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饭，但是，有一种名叫“灵魂饭”的，有多少人听说过，又有多少人吃过？这种饭，不只是能填饱肚子，更能填饱精神。吃了“灵魂饭”，才能让自己真正有灵魂。吃了“灵魂饭”的人，无论走向哪里，都会带着自己的“灵魂”一起上路。

　　有一个叫董啸的人，说自己吃过“灵魂饭”。他现任合肥房地产报执行总编辑，曾任职于新京报体育新闻部、文化娱乐新闻部。

　　那么，“灵魂饭”是什么饭？对董啸来说，他的“灵魂饭”又是什么饭？

　　2005年11月19日，作家余华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灵魂饭》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介绍“灵魂饭”：

　　“灵魂饭，这是黑人特有的料理，仅仅在词语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印第安人相信万物都有灵魂，非洲的黑人同样热情地讨论着灵魂，他们甚至能够分辨出灵魂的颜色，他们相信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的黑色。这是苦难和悲伤带来的信念，在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阿娜卡斯蒂亚社区，我看到了一幅耶稣受难的画像，这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睁大了怜悯的眼睛的耶稣，并不是一个白人，他有着黑色的皮肤。

　　“米勒告诉我，这样的料理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是黑人在悲惨的奴隶贸易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灵魂饭的料理方式来自于非洲以及美国南方黑奴的文化根源，同时又是他们被奴役时缺乏营养的现实。米勒反复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两种灵魂饭，一种是红薯，另一种叫绿。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再一次嘱咐我，别忘了红薯和绿。

　　“我在阿娜卡斯蒂亚社区的一家著名的灵魂饭餐馆，第一次品尝了黑人的灵魂饭。可能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很难接受灵魂饭的料理方式，可是米勒教授推荐的红薯和绿，却让我终生难忘。那一道红薯是我吃到的红薯里最为香甜的，确切地说应该是红薯泥，热气蒸腾，将叉子伸进去搅拌的时候可以感受着红薯的细腻，尤其是它的甜，那种一下子就占满了口腔的甜，令人惊奇。另一道绿显然是腌制的蔬菜，剁碎之后的腌制，可是它却有着新鲜蔬菜的鲜美，而且它的颜色十分的翠绿，仿佛刚刚生长出来似的。

　　“后来我在几个黑人家中做客时，都吃到了红薯和绿。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灵魂饭是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欧洲人的压迫，事实上剥夺了非洲人后裔的人类权益，美国的绝大多数黑人现在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他们不再讲自己祖先的语言，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忘记了非洲故乡的民情。于是这时候的灵魂饭，就像谢姆宾•乌斯曼的声音：今天，奴隶船这种令人望而生畏和生离死别的幽灵已不再来缠磨我们非洲。戴上镣铐的兄弟们的痛苦哀鸣也不会再来打破海岸炎热的寂静。但是，往日苦难时代的号哭与呻吟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一句话：对黑人来说，“灵魂饭”就是历史。吃“灵魂饭”，就是不忘记历史。那么，对董啸来说，“灵魂饭”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董啸说：“《新京报》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碗‘灵魂饭’。”

　　“灵魂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一个诞生、成长的过程。灵魂的养成需要一定情境，一个正常的灵魂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有的饭来自于阅读，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养分；有的饭是身边人赐予，那些牛×的人会以言传身教，把

　　你从傻×中拯救出来。对我来说，灵魂的养成之地，就是《新京报》。”这位已经离职多年的《新京报》前员工董啸到底想说什么呢？董啸说，自己在《新京报》吃的第一口“灵魂饭”是：良知。“在《新京报》，我常常看见广告业务员因为负面新闻牵扯到重要客户，徘徊在总编门外却不敢入内，因为在《新京报》的词典中，从来没有用新闻独立性去换钱的字样。从喻华峰到韩文前再到接下来的经营主管领导，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为了任务出售良知。“在《新京报》，还经常可以看见各地各路政府官员公关的身影，但是很少有人能完成‘压稿’任务；曾经有人将六位数的现金放在《新京报》记者的面前，收获的却只是轻蔑的微笑。“对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在《新京报》工作的日子里，我不仅感受到了良知的巨大魅力，而且慢慢洗却了自己身上曾经的铅华，在良知的感召下，去观察，去思考，去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新京报》更让人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良知的脚下，也正因如此，新京报人活得纯粹。董啸在《新京报》吃的第二口“灵魂饭”是：风骨。

　　“我曾经惊诧于《新京报》的部门评报会之激烈，没有温良恭俭让，没有相互吹捧，只有言辞尖锐的问题分析，不留情面，没有姑息。熟铁在这里锻造成钢，去除杂质，洗涤心灵。坚持新闻的真实原则，不伪饰不煽情，客观地记述，在时代的每个风口浪尖都不会随波逐流。坚持讲真相说真话，最低标准是不创造性地说假话。《新京报》的骨头，或许不是最硬的那一根，但至少是最硬的几根之一。

　　“从没见过理想主义者如此扎堆的地方，众人从全国各地而来，聚集成团，齐心协力推动社会进步。前赴后继，一批人走了，下一批人立刻接上。以我效力过的体育新闻部为例，从侯飞到胡德忠，再到王谨和李耀军，几任主编治下，做人为文搞新闻，都是一脉相承的硬朗。离开的人携带着《新京报》的基因，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飞向四方；而留下的人延续着血脉，《新京报》的风骨得以薪火相传。”

　　其实，不只是评报会，《新京报》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来都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多，而且都是“对事不对人”。

　　在《新京报》，我曾经就职的评论部，又是所有部门里最能“吵架”的，每一次开会，无论是评报，还是讨论选题、观点、角度，都会争得不可开交；而评论部的几位同事中，像我这样的大嗓门者，又占据着大比例，于是，每一天的每一次开会，都会无一例外地成为被全报社人侧目的事件。一开始，还有人觉得是评论部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便跑过来参观，结果大家往往是“失望地”发现，所有人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些“吵架”的人中，偶尔也会有社长和总编辑的身影。

　　时任新京报评论部评论员、现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熊培云，就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除了每天的编前会，有时候还会一起开大一点的会，跃春会参加。我参加的评论部的最大一次会是在虎坊桥的时候。光明日报社的对面有个茶馆，喝茶比较方便，那天老戴也去了。只记得赵继成、陈宝成、于平、曹保印都做了相对激烈的发言，具体说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评论版的胆子还可以大一点，自我审查可以尽量少一点。讨论间，老戴讲了一件事，印象极为深刻。老戴有位朋友，说你们报纸上写‘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可真要有什么出格的言论，就代表你报社的立场了。听完我心头一乐。我说，社长您这位朋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报纸的声明以后可以这样写：‘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不合适的观点除外。’说完大家都乐了，老戴也乐了。”这就是《新京报》，在工作上，该吵一定要吵，该乐也会乐。董啸在《新京报》吃的第三口“灵魂饭”是：自由。

　　“众所周知，传媒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人的质量决定了报纸的质量。民主型报纸的基层员工有非常大的操作自由度，能依靠自身的高素质完成新闻的完美操作，所有员工都在创造性地完成本职工作。领导者不需要具体实践操作，只需要评估风险，并选择如何承担之。“《新京报》就是这样的创造型报纸，从采编到运营，从发行到行

　　政，《新京报》网罗了新闻业内的最优秀分子，并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从思想到实操，都放手员工去做，如此这般，成为最优秀的报纸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奴才提夜壶，帮闲写美文，自由吟唱才是最美丽的歌声，自由人才能做出自由的独立的不屈不朽的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京报》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生产力。”

　　事实上，理性与自由，正是《新京报》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戴自更曾这样解释这种核心理念：“我是认为媒体人应该低调一些，更希望大家共事能达成默契。《新京报》这个团队总体上是很和谐的，不存在拉帮结派、钩心斗角，大家有争论也是在工作上就事论事。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能看到我平时是不管员工具体事务的，我鼓励大家发挥个性，

　　只要你心情愉快，能把工作做好就行。”在“自由”与“独立”上，戴自更感受最深。“从外部环境说，要办一份有竞争力的报纸，体制必须给予空间，如果管得过多，干预过多，这份报纸就不会有个性、有差异化，也就不会有市场前途。从内部管理上，要给记者编辑以空间，世界上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就看你怎么报道、报道什么，如果报社的各级领导总以自己的判断左右记者的一线采访，报纸就不会有前途。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在于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给了大家比较充分地进行独立思考、独立采编、独立运作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各自的创造力。”

　　《新京报》创刊后，戴自更几乎每天都看夜班版面，一直坚持了六年；此后，虽然不再每天都看夜班版面，但评论版、深度报道等重要版面，还是每期必看。看的版越多，他越是觉得“不应该给编辑记者，甚至中高层管理人员下达一些注意事项或指令，我知道，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这份报纸风险是不会有了，但估计离死也不远了。这是我的纠结，我每天看版，只针对具体的稿件，不搞形式上的举一反三。没问题就通过，能修改的修改，不能修改的就撤换。这是很大的工程，并且日复一日，有些时候我也绝望悲观，但是想到能让这份报纸活下去，能让下面的编辑记者活得自在，无拘无束，也就继续着。主管单位领导不了解，甚至同事也不了解，但我很清楚。”

　　董啸说：“正是因为这三碗饭下肚，灵魂才可以和肉身一样长大成人。”事实上，不仅董啸吃了三碗“灵魂饭”，每一个新京报人也都吃了三碗“灵魂饭”，而《新京报》之于他们，更是一大碗“灵魂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