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不是他们本国的货币，而是美元。该组织向这些国家宣称：应该向单一经营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发展，这样才能活动更多的财富，实际上，这样阻止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发展。近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者一直抑制债务国急需提高的信贷和税收的要求。其实，他们是榨取了债务国的利益来供养他们自己。这些管理者一直认为这样会使发达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同时，他们也破坏了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

　　走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营业。其宗旨是加强国际货币合作，为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用于维护国际汇率稳定，确保全球金融制度的正常运作。我们常听到的“特别提款权”就是该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决定接纳新成员、增加股本等重要事项。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管理。

　　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段

　　制度设计确保美国控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每个成员国的权力和地位与该国的基金份额密切相关。美国是该组织的绝对大“股东”，拥有该组织的控制权。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后，美国认缴股份占总额的17.67%。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凡重大事项的决策，须经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可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凡涉及关键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利害关系，没有美国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呈下降趋势，但实际上美国通常都能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美国对该组织的影响也更多的转为幕后操作，这并不影响美国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决策。

　　为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尽可能少受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应当设置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凯恩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这种设想被权力政治彻底压倒了。

　　日常运作体现美国意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常设机构，旨在促进国际货币间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相当容易。该组织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由美国供应，把握实权的高级管理层基本上来自美国。美国实质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政策的幕后策划人，该组织早已沦为金融霸权国的“御用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政策都带有美国色彩。就拿对贫穷国家的贷款援助来说，这不是免费的午餐，其会向受援国提出很多苛刻的要求。受援助国在政治立场上必须听从美国的领导，认同“华盛顿共识”。

　　美国并不轻易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运营，但在成员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时候，最终决策都是由美国拍板。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来源是其背后的美国财政部。这也正是该组织提供援助的同时也会对受援助国提出苛刻要求的主要原因。

　　美国政策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之初，本意是出面协调市场经济，以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特征的国际组织，不仅没有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条款，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的权力。

　　后来，为适应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要求成员国消除外汇管制，允许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资资本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与世界银行的年会上，提出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列入该组织的章程。这一举动遭到了各成员国的质疑，但发达国家对此举大唱赞歌，而且他们对于质疑之声也是充耳不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强国际投资管理力度的建议漠然视之，因为他们愿意看到更大力度的经济自由化，并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性贷款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和苛刻的附加条件，而这种政策基调是由美国主导的，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是推行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对借款国经济进行渗透与控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决策过程中，借款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曾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往往被要求执行更为苛刻的贷款条件。

　　美国左右着救援政策

　　国际货币金基金织的危机救援政策可以形象地称为“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资金，“大棒”是贷款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组织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抓住一切机会积极推动各国开放市场，促进金融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贷款附加条件来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对那些没有救援项目的国家来说，该组织的建议没有强制性。但对于那些需要救援项目的国家来说，该组织对借贷国拥有约束力。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救援的同时，施加了许多备受争议的政策性条件，即“紧缩+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对重灾国强调结构与机制改革，而不重视收支平衡的调整。根据其救援的有关条件，这些接受救援的国家，不得将受援资金用于产业救助计划，必须在其指导下进行经济整顿，必须消除现行的贸易限制，逐步开放投资市场。在援助印尼时，还要求印尼接受政治改革，其政府实行的重大经济或政治举措都必须得到该组织首肯。

　　在亚洲金融危机五个主要受灾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接受该组织救援的国家。马哈蒂尔在1998年5月表示：“我决不向货币组织求助，条件太苛刻，你必须调高利率，紧缩信贷，加税及向外国投资者无限制开放。”马来西亚率先摒弃该组织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经济扩张政策，亚洲经济复兴由此出现了第二种模式。事实表明，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状况并不比其他国家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结果是，危机发生国始终无法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主权不断丧失，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大量财富被西方金融资本掠夺。尤其是美国资金融大鳄虎视眈眈，等待着最佳时机对毫无抵抗之力的猎物进行蚕食鲸吞。危机发生国的经济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规则照顾了主要“股东”国的利益，体现了富国为别人制定的规则。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利用该组织将金融约束和自由的经济政策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自己遵守这些规则的机制。该组织与贫穷的小国磋商时，小国做出让步；该组织与富强的大国协商时，该组织做出让步；当大国之间发生争端时，该组织只能隔岸观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独立性，听命美国控制，反映出其设计存在结构性缺陷，最终不仅损害了美国形象，也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益。长此以往，美国霸权外溢成本过高，美国金融霸权迟早会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