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历史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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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近乎于膜拜的“盛世”情结。在电视综艺节目、书画展名称、房地产开发项目以至百姓家门口的对联中，随处可见“盛世”字眼。

　　那么，什么叫“盛世”？

　　似乎不用说也明了。可是稍微认真一想，我觉得心虚。习惯性地翻查权威工具书，《辞海》（1979年版，包括其增补本）、《辞源》（1983年版）居然都付之阙如，好不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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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令我十分景仰。他的《中国人史纲》，我通读过三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一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二是唐朝近一半时代，再就是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对于第三个黄金时代，柏杨评述道——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州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经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三倍。

　　我在《历史上的60年》一书引用以上第二段，但紧接写道——

　　原来如此！仅仅和平与秩序就可以称之为盛世，那么监狱也堪称天堂了。再则，对说话写文章不满意的百姓都要滥杀，这是什么样的“和平与秩序”？

　　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在任皇帝为康熙、雍正、乾隆，被有些历史学家誉为“康乾盛世”。

　　《历史上的60年》出版不久，我从柯平的《都是性灵食色：明清文人生活考》一书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好几万身家的财产，全家男女老少奴仆僮婢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如同现在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袒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可能有的怜悯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己”……

　　随园在几十年间的时间内没有出过一桩刑事案件……

　　随园是“康乾盛世”时期著名诗人袁枚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私宅。袁枚辞官后，在随园过了近50年闲适生活，写下著名的《随园诗话》。让我惊骇不已的是：随园不用围墙，且几十年没遭偷盗。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我随即查证。袁枚在随园不仅留下《随园诗话》，还写有《随园记》、《随园后记》、《随园三记》等一系列文章。《随园三记》写他的造园艺术，不无得意：

　　弃其南，一椽不施，让云烟居，为吾养空游所；弃其寝，陊剥不治，俾妻孥居，为吾闭目游所。山起伏不可以墙，吾露积不垣，如道州城，蒙贼哀怜而已……

　　原来，“蒙贼哀怜”事出有因，有些无奈。袁枚洒脱些，既然“不可以墙”，索性不墙。但袁枚一首题为《山居绝句》的诗写道：

　　万重寒翠荡空明，四面红墙筑不成。

　　十丈篱笆千竿竹，山中我自有长城。

　　这表明他的随园虽然没筑墙，但筑有长城似的篱笆，用以防卫，而不是真的门户洞开。

　　即使这样，随园仍然让我感兴趣。须知，我们福建历史上的大户人家不仅得筑墙，而且有好些筑成“土堡”，又高又厚的墙上布着枪眼，跟战争时候的碉堡相差无几。而我自己住的房子，不仅小区有围墙和24小时门岗，电梯口还有总门，家门口自已又加一道铁门，尽管高在八楼，还得一个个窗户用铁条密封，有时觉得跟监狱外在有些相像。随园筑个篱笆就能几十年安然无恙，说明当时盗贼水平实在是不咋的，让道高于魔。

　　由此，我对“盛世”变推崇起来，并试图追寻历史上盛世的真相……

　　3

　　《辞海》没收“盛世”词条，但有“盛世新声”和“盛世危言”两条。

　　《盛世新声》：明人戏曲选集。在明代同类书中，《盛世新声》选曲最多、流传最广、刊印最早，专收元代及明初已刊或未刊作品，大都是当时流传盛行的。此书现存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序本。由此推测，“盛世”一词在500年前已流行。

　　《盛世危言》：清代实业家郑观应所著政论书，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朝野为之震动，一印再印仍供不应求。礼部尚书孙家鼐将此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诏命分发大臣。康有为、孙中山亦深受此书影响。这书1862年初版时名为《救时揭要》，后来增修为《易言》，1893年再次增修时才易为现名。这书先后翻印十多万部，成为科举士子必读参考书。由此可见，“盛世”一词在100多年前已入官方语言。

　　《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盛世”词条为“兴盛的时代”。百度百科解释稍详些：“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达到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

　　在具体表述上，也称“××之治”、“××中兴”等。

　　××之治：对于“治”，《辞海》注释：

　　有秩序，安定。与乱相对。如：大治；治世。《孟子•滕文公下》：“之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辞源》也释其与“乱”相对，并进一步解释：“特指政治清明安定。”《辞源》还有“治世”词条注释：

　　㈠治平之世。《荀子•天论》：“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礼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㈡犹言治国。《商君书•更法》：“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可见，“××之治”即“××治世”，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盼治世、盼盛世。

　　××中兴：“兴”即兴旺，关键是加个“中”字。《辞源》释“中兴”：“由衰落重新兴盛”，指国家由衰退而复兴，中途振兴，转衰为盛。《诗•大雅•烝民序》：“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辞海》则简洁地注释为“复兴”两个字。“中兴”的反意词是“中衰”。历史上诸多“中兴”之誉，也有“嘉道中衰”之怨。自民国以来，常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法，换言之就是盼“中兴”！

　　我将中国历史上凡有“盛世”之誉的时期全面梳理一下，总共41个，特制《中国历史盛世一览表》附后。被冠以“盛世”的6个、“治世”21个、“中兴”14个，其中还有个别很特殊的，如“贞观遗风”、“仁宗盛治”、“号为小康”等。有的将两个合并，如“永乐盛世”与“仁宣盛世”并为“永宣盛世”。有的冠名不一，如“太康之治”也称“太康盛世”，“开元盛世”也称“开元之治”。我这只是大致区分。

　　既然有不同之称，在命名者心目中肯定有所偏颇。我斗胆揣测，从时间先后来看，应该是先有“治世”，后有“中兴”、“盛世”。那么，是否像湖丝头蚕、二蚕、末蚕之别，盛世也有高下？乍一看，是有高下。人们最终以“盛世”涵盖“治世”与“中兴”，“盛世”的含金量显然最高。“中兴”是衰退之后的复兴，显然最次。然而，从实际来看，“贞观之治”在国人的心目中显然最好，而“康乾盛世”则最具争议。所以，三者难以论仲伯。

　　命名方式还有不同。一般来说，在汉武帝刘彻正式开始使用年号之前，一般以帝王庙号命名，如“成康之治”用的是成王与康王的庙号；也有年号与庙号同时用的，如“咸平之治”又称“真宗之治”，“仁宗之治”又称“嘉祐之治”。用年号的，一般一个帝王只用其中一个，也有用两个的，如“庆历、嘉祐之治”。两个帝王一般用每人庙号一个字，“康乾盛世”涵盖康熙、雍正、乾隆三任，所以也称“康雍乾盛世”。

　　没有线索表明历史上的盛世是经过统一组织评选，或者由某位专家学者一次性挑选。相反，盛世数目和名称在不同人眼中很不同，说明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最具争议的是“康乾盛世”，不少名家直接指谪。台湾的文友给我提供了一份他们公认的盛世名单，大同小异，但这“异”却很出彩：将“仁宗之治”称为“庆历新政”，将“隆庆之治”称为“隆庆新政”，甚至将“熙宁变法”也列为盛世之一，由此我觉得台湾人的改革意识更为强烈，大吃一惊。不过我没采纳，理由：一是每个中兴都意味着新政，以新政冠名盛世似乎不大协调。“变法”同理。二是“庆历新政”时间太短，仅一年多，不如仁宗整个时期。三是“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公认失败，虽不能称乱世，但也不大好称盛世吧？对于不同名目，我都有稍加考量。如“贞观遗风”，我认为有意回避武则天之名，隐含对女性歧视，所以我选用“武周之治”。既然连名称都不是统一的，我也就斗胆以一已之见取舍、评判了。

　　41个盛世由51位帝王创造，其中两人共创的8个，三人共创的1个，32个单独由一人所创。一般来说，一个盛世指一个或两个帝王的整个任期，从继位到驾崩，哪怕其间相当一段时间由他人摄政，或者后期昏庸也忽略不计。但也有例外，如“开元盛世”因为发生“安史之乱”，之后不宜继续算盛世，“康乾盛世”则前因“三藩”有人认为不宜算，后因白莲教起义也有人认为不宜算，不过也有计算他们在任全期的。

　　盛世的时间相差非常悬殊，最长的“康乾盛世”100多年，最短的“会昌中兴”和“隆庆之治”都只有5年。人是善变的，明君也难善终。如创造“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早期以纳谏著称，晚年却变得固执好战，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那盛世实际上得打些折扣。这类现象并不少。

　　不管怎么说，盛者，兴旺、炽烈、丰富、热烈、浩大、深厚也！每一天的太阳不一样，每一片树叶不一样，每一个盛世更有所不同，还是让我们深入历史的大街小巷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