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开始清扫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特务，没收私有财产，土地分给农民，以前拥有楼房的房主被赶出门外。运动接踵而来，全国各地呈现出一派天翻地覆的形势。

　　八年抗战，四年内战，建国以后，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一批海外留学生从国外回到祖国，满腔热血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战争后的国家像一片废墟，建国后的国家则是一个大的建筑工地。

　　瘫痪的重工业及轻工业重新恢复了生产，钢铁厂、纺织厂里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国家调动了大批工人夜以继日地铺铁轨、架桥梁、修铁路，重新架起被炸断的电线。

　　小城曾经是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在这座山城里既有德国人留下来的优美建筑，也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小巧住宅。德国人创建了一座具有欧洲特色的城市，而日本人则给山城留下几座著名的纱厂。

　　小城是中国纺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棉纺织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把纺织业作为重点管理企业，纱厂有自己的厂区，并建有职工宿舍、厂区医院、职工食堂、学校、供电暖设施，另外，还建有高级职员楼舍区。职工进了工厂，一切生活需求不出厂区便可以得到解决。

　　新中国一成立，纱厂很快就恢复起来，那些因工厂关门而不得不回家的工人们又回到了车间里，纱厂的机器又开始运转起来了。国家需要建设，各个企业都需要大批有文化的管理人员。

　　1949年6月，当解放大军解放小城的时候，为了防止国民党破坏纱厂，地下党组织市民竭尽全力保护纱厂，廷光踊跃参加了保护纱厂的运动。

　　小城没有受到损失，工厂得到了保护，廷光也因表现突出被纱厂第一批招聘为高级管理人员，他成了一名国有纺织工厂的财务主管。

　　这个工作对于廷光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感觉到，这才是自己真正苦苦寻觅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激发了他的热情改善了他的精神面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元旦一过，政府通知钟家，要再次没收钟家所有的房地产。为此，四奶奶终日惶恐不安，她为身边财产的安全担惊受怕，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在钟家生活的十二年里，她见到了无法想象的钱财，她明白了什么是富有，因此，让她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她不会束手就擒。尽管，她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但是对于家里的财宝，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东西的价值。房子她无法搬走，但她可以藏起小的和可以搬得动的财宝。

　　就在政府来查封房子的头天夜里，四奶奶把自己房间里所有的贵重财宝和绫罗绸缎装进了两只大樟木箱里，并上了两把大锁，让弟弟带着人把它们从后院抬到了院子后面住着的邻居张太太的家里。

　　这个张太太是钟家的邻居，早年丈夫去世以后，便一直守寡，她没有任何朋友。自从杜氏嫁到钟家以后，她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尽管四奶奶对钟家的人刻薄阴狠，但对这个寡妇却是非常关照。四奶奶常常让老张过去帮助她干一些活，也让女佣人帮助张太太干一些家务活，因此这个寡妇十分感谢四奶奶。当钟家出事的时候，这个寡妇便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帮助四奶奶。

　　四奶奶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寡妇，一来，她是这个寡妇唯一的一个朋友；二来，这个寡妇是个基督教徒，她把诺言看得非常重要。四奶奶很会看人，当她把家里的财产寄存到寡妇家的时候，寡妇郑重其事地答应了四奶奶的请求。

　　四奶奶转移这些物品，钟四爷并没有阻止。到了这个时候，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在钟四爷的心里已经轻如鸿毛了。对于钟四爷来说，新政府如何对待自己才是他最为忧虑的心事。

　　钟家所有的房地产再次被新政府没收，楼下的房间全部打上了封条，四爷与四奶奶不得不搬到二楼去住。钟宅楼下的客厅作为新政府的一处办公室，钟家人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共走一个大门，共用一间厕所，共用厨房烧水做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卫生间的瓷砖地面整日浸泡在黄色的液体里，湿漉漉的，雪白发亮的便器变得又黑又黄，粪便溅到便池外边，厕所里的臭气弥漫了整座楼房。厨房的地上，到处扔着木屑和土渣，还有一些脏物，一向光滑洁净的地面被踩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白天，楼下的嘈杂声不断传到楼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令人无法生活在这里。

　　钟家成了公共场所，而这种生活的变化，首先令四奶奶不高兴。十二年前，她从又黑又脏的铁匠棚里嫁到了钟家，从此，改天换地地登上了钟太太的宝座。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她努力让自己与贫穷划清界限，试图让自己脱胎换骨地成为一个富家主妇。尽管她做了极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辛苦，但却永远无法摆脱她身上带着的庸俗的烙印。不过，她在钟家却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四爷有干净的癖好，她也变得挑剔起来。在家里，她不喜欢看到桌布上有半点污迹，不喜欢看到厕所里有点滴污水，更不愿意看到衣服上有皱痕。这是她来到钟家后，最为突出的变化。因此，当自家楼房被占用，她十分气愤，尤其是看到厕所脏得无法迈进脚的时候，她的长脸变成了铁灰色，她恨不得把那些人都赶出去。

　　虽然政府封了房子，让四奶奶心中不快，但她也在心里暗暗得意自己的高明做法。

　　舜瑶无法容忍厕所里传出来的气味，于是，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了一只尿盆，小解在房间里，大解只能忍着恶臭踏进卫生间。而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让平进在门外边放哨，以免有人会突然闯进去。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她便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进出大门，自己的脚踩在“咯吱、咯吱”的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令她心痛；看到洁白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纸张，她的心里就感到郁闷。花园里堆满了杂乱的物品，昔日鲜活的花朵和树木早已枯黄，这里已经不再是家了。看到以往自己生活的环境遭到如此破坏，她的心里充满了失望。她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这座漂亮的房屋被糟蹋，她盼望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这一年，平进上小学二年级，重庆也已经六岁了。白天平进去学校，廷光把重庆送到幼儿园，舜瑶就带着女儿们回母亲家，暂时度过烦躁的一天。

　　1950年2月的一天早晨，舜瑶正打算带着女儿们出门的时候，就听到楼下有人大声说话，这个声音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是桂枝。舜瑶正在纳闷的时候，桂枝从楼下走了上来，直接走到以前自己住的房间推开门，桂枝不禁大吃了一惊，她慌忙关上门，敲开了舜瑶的房门。

　　舜瑶打开房门一看，果然是桂枝，便故作惊讶地问：“呦！是大嫂啊！哪阵风把你给吹回来了？大哥呢？”

　　桂枝见到舜瑶的时候，又喜又悲。喜的是，总算又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家，尽管在这里生活不愉快，但见到这里的一切却有着一种怀旧的感情。悲的是，自从自己离开这里，与钟家几乎断了一切联系，她无法张开嘴巴。

　　舜瑶把桂枝让进自己的房间。现在，她的房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宽敞了，里面打了隔断，分出一块地方作为临时卫生间，还要隔出一块地方作为厨房，显得有些拥挤。

　　桂枝一走进来就愣住了，她看了一眼舜瑶，说：“咳，他二婶，你的大房间里怎么这样拥挤？我来的时候，外面的大门大开着，见到下面有很多生人在客厅里，好像那里是办公的地方。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大怎么搬上来了？”

　　这个时候，妞妞在一边拉着舜瑶的衣角，喊道：“妈妈，她是谁呀？我们不是去姥姥家吗？赶快走吧，妈妈！”

　　舜瑶告诉女儿，来人是她大妈，并让她带着静静在一边玩儿。妞妞听了后，就领着妹妹去了楼道。

　　舜瑶给桂枝倒了一杯水，给她讲了家里发生的事情。说完，她告诉桂枝：“你应该先过去看一看大大和娘，然后再过来。现在家里的条件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的日子恐怕不会再有了。”说着，舜瑶突然问道：“大嫂，大哥怎么没有回来？”

　　桂枝看了一眼舜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开始讲述自己家所遭遇的不幸。

　　新中国一宣告成立，天津市就开始查封一切与国民党有关的企业与买卖。廷硕的面粉厂立刻被政府查封了，并以反革命罪把他抓了起来；他们住的洋楼也被查封了，桂枝和孩子们全部被赶了出去。

　　自从廷硕被抓以后，她就没有再见到过丈夫。她去人民政府打听消息，得到的答复是，廷硕被判了三十年徒刑，押送到新疆一处政治犯人监狱接受劳动改造。桂枝责问他们，丈夫到底犯了什么罪？对方恶狠狠地告诉她，给国民党的军队运送粮食，已经够判死罪了，判他几十年徒刑算他幸运的。

　　桂枝听到这个结果，如同一个霹雷炸在头顶上。这突然而至的噩耗，让她的好日子顷刻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在天津，她无亲无友，只好带着儿子和女儿回到小城。在离开小城的几年里，桂枝只回来过一次。四爷被抓，廷光几次去信，他们都没有理睬。小弟去世，桂枝也没有回来。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比任何人都好。此次，她没有想到时局变化得竟然如此离谱，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无家可归。当丈夫出事后，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找到钟家，希望钟家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桂枝讲完自己的事情后，用一双恳求的目光看着舜瑶的脸。

　　舜瑶听完桂枝的叙述，略沉思了片刻，对她讲：“大嫂，你的孩子呢？他们现在在哪里？”桂枝告诉舜瑶，孩子们暂时住在她弟弟家里。

　　舜瑶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她也把家里的处境告诉了桂枝，然后，为难地对她说：“大嫂，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呀，人民政府封了下边的房子，大大他们只能搬上来住了。你看，下边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大大虽然住在这里，但他没有人身自由。我看，实际上是把大大软禁起来了。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

　　桂枝听完，也随着叹了一口气，接着把话题一转，问：“他二婶，我们娘几个还想再搬回来住，不知道还有我们的房子吗？”

　　舜瑶看了一眼桂枝，心里想：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家里出事的时候，你们躲得远远的，连个电话也没有，现在想起这里了。哼！舜瑶没有直接回答她，只告诉桂枝说：“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大大他们就住在你们的房子里，还是你过去问一问他们吧！”说完，舜瑶就准备出门了。

　　桂枝只好站起来，对她说：“那也好，我过去看看再说吧！你去的时候，代我问候你母亲。”

　　舜瑶谢过桂枝后，就锁上了门，带着孩子们去了娘家。

　　桂枝去敲那个房门，开门的是四爷。桂枝见到四爷，神情变得十分尴尬。她望着四爷，嘴里蹦出几个字：“啊！是大大！您身体还好吧？我是来看您的，有件事情想告诉大大，我能进去吗？”

　　四爷见大儿媳突然回来，心里十分不高兴，他站在门口对桂枝说：“噢！是你呀！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有事找我？”

　　桂枝听公公说话的语气，便知道已经无法再跟他谈下去了，但她还是把廷硕的事情告诉了四爷。她站在昏暗的楼厅里，可怜兮兮地对四爷说：“大大，您看我带着孩子们，想回来住，成吗？”桂枝说完，静静地等待着四爷的答复。

　　四爷站在自己的门口，始终没有让桂枝进去的意思。他看着桂枝，不客气地对她说：“现在，家里没有地方，这里已经不让随便搬进搬出了。廷硕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还是自己找地方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还有什么事？”

　　桂枝看到公公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再说也没有用了，便轻声说了一句：“没什么，没什么了。”说完，她匆匆告别了四爷，离开了这栋楼房。

　　四爷见到桂枝后，本来就烦闷的心境变得更加糟糕起来。大儿子一走四年，对自己不闻不问，自己被关押，他连个面也不露，这不能不让四爷感到心寒，一直到小儿子的下葬仪式举行，廷硕才不得不回家。所以说，桂枝告诉他儿子的消息时，他并没有感到惊讶，这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四爷很是看不起桂枝的做法，他对于桂枝见利就上的行为十分反感，因此当桂枝提出再回来住的时候，四爷立刻就回绝了她。

　　廷光很快就知道了大哥被抓的事情，他从一个朋友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大哥的事情令他感到突然，他没有想到大哥为此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给国民党生产粮食和运送军粮被判三十年徒刑。廷硕的事情让廷光浑身发抖，他不知道，是不是凡是跟国民党有关联的人都是这个下场？据说，大哥已经被押送到新疆的一个监狱，也就是说，想见到他已经不可能了。

　　桂枝在公公那里碰了钉子，心里窝着火，她不能搬进去住，让她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起来：她成了一贫如洗的女人。在四爷那里没有走通，她又想到了舜瑶，她以为舜瑶是会帮助自己的，于是，第二天她又去了霍家。

　　钟家部分房间被政府占用以后，舜瑶便天天带着孩子回母亲家。此时，外面的形势对霍家还没有构成什么危险，只不过政府暂时停止了商业街的买卖。因此，霍家也不得不关起了大门，伙计们都回乡下去了，这里出现了自开业以来首次的宁静。

　　桂枝来到霍家，令舜瑶大感奇怪。桂枝一见到舜瑶，就开始哭天抹泪地诉起了苦。可是，不管她怎么说，舜瑶始终无动于衷，她哪里有能力去管桂枝的事情呢！她劝桂枝：“大嫂，别这么难过吧，你看我们钟家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自己的家被打上封条，连上厕所还要看人家的脸色，你以为在那里住是享受吗？快想自己的办法吧！现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也不知道哪天会被赶出去。咳！过一天是一天吧！你还是找你兄弟商量商量吧！”

　　桂枝还是求着舜瑶，说：“你去跟大大讲讲，让我们母子搬进去住吧！他们可是钟家的根呐！”

　　舜瑶听了苦笑了一下，说：“这还有错吗？还是你找大大谈吧。”

　　桂枝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她说：“能不能跟你妈说一下，让我们在你家住几天？”

　　舜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的要求。桂枝看到这条路也走不通，便怏怏不快地退出了霍家。

　　并不是舜瑶不想帮助桂枝，而是她没有权利让一个外人住进母亲家里。她想起来母亲曾经帮助她渡过生孩子时的难关，可是，桂枝却觉得那是应该的。廷硕回国以后，当上了科长，她盛气凌人。后来，廷硕又当上了厂长，她又是一副不可一世的作派。这些早就伤透了舜瑶的心，所以，她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舜瑶就失去了以往的热心。她经常这样讲：受人点滴之恩，要涌泉相报。这就是她做人的准则。

　　桂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在人民政府里做高官，她完全可以通过他来了解廷硕的事情，但桂枝却没有去找他。廷硕被抓以后，没过多长时间，桂枝就接到了通知，那是一张判决书。廷硕被押送新疆的时候，她没有见到丈夫。

　　在天津，他们的财产和房子全部被没收，她没有了家，返回小城就投奔了亲弟弟。弟弟收入微薄，一家人住在一处拥挤的大杂院里。桂枝嫁到钟家的那个时候，她的弟弟还在乡下，她的父亲已经成了穷秀才，家境破落。弟弟通过廷硕的介绍来到了小城，在一家小工厂当会计。他工作平平凡凡，一直没有得到晋升。廷硕当上科长的时候，桂枝曾经求过丈夫，帮助弟弟去他那里干事，而廷硕却没有看上小舅子的能力。去天津以后，桂枝仍然想帮助弟弟，但廷硕始终不肯让小舅子在他的厂里干事。此次桂枝落难，尽管弟弟想帮姐姐，但因有家室，生活过得紧紧巴巴，也只能让桂枝住一个星期。

　　几年间，廷硕拥有了产业，更拥有了金钱，桂枝变得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一个从未见过大钱的人，一夜间大笔金钱落入手中，她得意起来，也嚣张起来。她过着上流社会太太的奢华生活，每天去美容厅做头发，修指甲，买高档衣服，出门有人给她开车，买东西有人给她拎包，回家有人帮她脱衣服。她走到哪里，香水味便会漂到哪里，儿子和女儿想要什么玩具就可以得到什么玩具。他们全家人穿名牌衣服，吃高级餐厅，桂枝真的过了几年好日子。天有不测风云，桂枝从一个厂长太太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了。现在，为了寻求一处安身之地，她不得不到处求人，一个星期后，她迫不得已离开了弟弟的家。

　　四爷对于廷硕被抓和判刑的事情，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而在他的心里却感到一种针扎似的疼。儿子一走几年，这期间他只见过儿子两次，时间非常仓促。他没有想到儿子会因为这个而被判刑。桂枝守口如瓶，到了自己立锥之地的窘况才来这里。一想到桂枝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四爷的心里就产生一种厌恶感，当桂枝前来求住的时候，四爷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

　　一天晚上，舜瑶带着孩子们去娘家还没有回来，廷光就把四爷请到自己的房间说话，他告诉四爷：“大大，我打算去人民政府打听一下情况，大哥到底因为什么被判了刑？”

　　四爷拦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廷光啊！用不着去找了，你大哥为国民党干事，能有什么好结果吗？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家非常不利，你大哥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前兆啊！你看，新中国一成立，政府立刻就开始在全国追剿国民党的特务间谍，廷硕只不过是在面粉厂当个厂长而已，就被判了刑。现在的政策难说啊！”

　　廷光对四爷说：“大大，大嫂也太不负责了，要钱的时候找大哥，大哥出事的时候，她要是跟我们早点联系，还可以找人去打听打听消息。现在人都被带走了，上哪里去找？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再做做努力，看大哥到底因为什么被判的刑？”

　　四爷沉闷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说：“廷光，没有什么意义了，就让他们去吧！我没有答应桂枝一家回来住，你看，我们哪里还顾得上他们！”

　　廷光没有去评论桂枝的事情，看到大哥的命运，他有一种不妙的预感，那就是自己的父亲会不会跟大哥有同样的结果呢？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了。

　　廷光赞同四爷所说的话，他把以前的话题又提了起来。他看着四爷那张沉重和不悦的脸，说：“咳，大嫂，就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吧！我们用不着操那份心了，只是孩子们要受苦了。大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家的处境最为糟糕。我们住的房子已经被占去了一半，这说明很快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家。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大大。从朋友那里知道一些情况，新政府很快就要对建国以前为国民党干事的人进行清查了，这里还包括那些曾经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人干过事情的人。很明显，大大在这个圈子里。不知道大哥那里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建国也不过四个来月就被判了刑，新政府的行动可真快！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轮到我们的头上来？大大，我知道你有些事情一直瞒着我，相信我，我们家里总要有人明白才是啊！”

　　四爷看了看廷光，没有说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面对儿子那张真诚的脸说：“孩子，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和简单。世面上战火纷起，有的人要为它上战场去战斗，有的人要为它在社会上去充当另一个角色，但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能够战胜对方；有的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的人就要躲起来工作；有的人被戴上英雄的称号，而有的人却要付出忍受耻辱背上罪名的代价。孩子，我说到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一些什么了，以后，我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一切的。不要多想什么，我很好，用不着为我担心。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在财务上干事，手脚一定要干净才是。”

　　四爷的话让廷光如堕云雾，他不明白四爷所说的话意味着什么。他联想到多年以前，自家后院经常有人半夜来找四爷，后来，那个神秘的人深更半夜来家里求四爷，再以后，他看到，四爷每一次救出人来，脸上都有一道光芒放射出来。四爷失踪以后，不明身份的人多次来家里搜查四爷的去处，最后，四爷被国民党判了刑，刑满释放，平安地回到家里。大街上到处高呼着四爷的名字，称他是大汉奸，每每听到这种呼喊时，四爷的脸上都会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态。

　　廷光忽然意识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一定有着四爷至死也无法对外人讲的秘密，他胡乱地猜想着。他也很失望，四爷没有对他讲出任何事情来。

　　就在四爷打算回房间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抓住廷光的胳膊，追上一句话：“今天我们所讲的事情，不要对外人讲，我会在必要的时候告诉你一切。切记！”四爷的话一直在廷光的脑袋里回转，他越来越害怕家里会再发生什么变故。

　　自从家宅被封以后，舜瑶的心情也越来越不安起来，她不喜欢在这嘈杂的环境里过日子，这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压力。平进几次问过她：“妈妈，我们家怎么有那么多人来往？他们是什么人？我们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舜瑶又能如何解释呐！尽管孩子什么也不懂，但她还是害怕儿子下楼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一想到孩子的将来，她就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让她无法在这座楼房里继续生活下去。她希望能早早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妻子的担心也让廷光感到了危机，不过，他还是劝妻子放心，一切由他来应付。可是，说归说，劝归劝，这种嘈杂混乱的生活，在舜瑶的心里留下来痛楚的痕迹，这并不是用劝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舜瑶不得不白天躲到母亲家，直到晚上楼下安静以后，她才带着孩子们回到这个家。

　　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生活了十几年的四奶奶，也早已忘记了娘家的那种穷困的生活。现在，她也感到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看到家里被糟蹋成那种样子，她的心里既恨又疼，好在她已经把首饰和金货，值钱的细软转移到了邻居家里，起码还没有遭到灭顶之灾。这个时候，即使她恨钟家有钱，但也不能让那些白花花的银财全部落入政府的手里。

　　楼下嘈杂的声音不断传到楼上，令四奶奶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她害怕政府把丈夫带走，她还害怕放在邻居家的东西遭到暗算，她更害怕自己的窝被政府没收，像桂枝那样无家可归，所以她有很多的害怕……

　　她不能失掉自己坚守十几年的全部财产，她不能让政府吞没钟家的财产，她还指望那些财产给自己和女儿的将来带来保障，她不能失掉这一切。钟家的财富，成了这个女人身心备受煎熬的隐患。她希望过去的生活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的梦想只能一天比一天离她更远。

　　钟家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在这个已经变化的生活中改变自己，但是，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四奶奶时常到后院的张太太家里去取东西，每一次去，她都会叫上自己的女儿。她很聪明，打开箱子之前，她就让张太太暂时出去一会儿，让女儿在门外替她望风。张太太人很老实，也很知趣，从来也不问四奶奶箱子里的东西。

　　四奶奶对于社会上发生的突然变化感到愤怒，她开始痛恨政府改变了她的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变化，却又让她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增加了一分。四爷不能再用澡盆泡澡了，四奶奶就给他烧水，然后倒在小盆里，让丈夫用水擦一擦身子。房间只有一间，他们必须整天厮守在一起。尽管一切都不方便了，但四奶奶却还是保持着干净的习惯。

　　四爷与四奶奶住在廷硕以前住的房间里，淑青的房间暂时成了他们的仓库。

　　舜瑶在这里生活了近八年，虽说她不喜欢这个家里的人，但过惯了这种清闲舒适的日子和家里一尘不染的家居生活，她根本无法接受那种尘土飞扬，散发着臭气和不断灌进耳朵里的嘈杂恶劣的生活。

　　廷光自从干上了财务主管的工作，心情和心劲都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认为，此时自己的能力才真正派上了用场。尽管他还不了解新政府的各项政策，但从建国后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新政府很会调动人民的干劲，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

　　廷光干上这个工作以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单位，他从早干到晚，还要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妻子和孩子们都已经睡下了。工作了一天之后，精疲力竭，只要一回到家，倒在床上立刻就会鼾声如雷。

　　很快，新政府的各项政策就在全国各地展示出来了。从农村到城镇，各尽所能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扫运动。

　　在农村，分田到户，农民拥有了土地权，地主的粮仓被打开，农民们分粮分财，地主们被赶出自家大院，他们成了阶下囚。农民们在新政策的教育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受苦受穷，是自己受剥削压迫所致。因此他们把仇恨都集中到了往日拥有土地的地主们的身上。乡政府可以代表政府判地主的死刑，农民们可以挥起铁镐砍掉地主的头颅。

　　在城市，有资产的是资本家，小手工业者或小经营商被称为小业主。有房子和地的人被称为房产主。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私有财产必须上交，老实上交者，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而抗拒上交者，则从严处理。

　　霍家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祥涛作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时常被叫去开会，政府工作人员动员他把“天鹰”上交给国家，并让他在工商界做出榜样来。这个话题让祥涛难以接受。

　　父亲创建这个“天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创业，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企业，包含了父亲多少心血与汗水。这个企业能够走到今天，来之不易，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为小城的贸易和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都是铁的事实。企业从几个伙计开始，发展至今已有几百人，它的产品由只做男女皮鞋，到皮箱、皮包和各种专用皮鞋等。现在，他们已经不单是一家皮货店，而是一家综合性的大型私人企业。他们的产品不仅受到当地上流社会的青睐，而且还吸引了来观光的海外客人。很多从西方来的人，都慕名来这里做皮鞋，更有不少绅士在“天鹰”订做小皮箱，这是“天鹰”的独家专有技术。他们用精湛的技术和上等的皮料把龙和凤飞舞的画面雕刻得活灵活现，其外观精美，结实耐用。父亲用自己的独特手艺为那些畸形小脚女人做出的皮鞋，让她们的畸形小脚有了穿皮鞋的机会。她们感激“天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天鹰”让所有的人都能穿上自己所喜欢的合适皮鞋。

　　“天鹰”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占据了一个席位，他们正在朝着世界的方向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潜力去争霸这个领域，他们的发展早已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要让祥涛把整个企业全部上交，他很难下决心。

　　祥涛一次次被叫去开会，每次回来，脸上都会增加一道沉重的阴郁，他的表情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

　　“天鹰”是母亲的五脏六腑，是她的魂和血。几十年来，她没白没黑地照顾着它，呕心沥血地保护着它。“天鹰”是她和丈夫一点一点地凭着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企业，他们用自己的心灵和诚意换来的买卖完全是一种平等的交易。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支援抗战，并为解放战争捐款，他们用赚来的钱为家乡办学校。如今要让母亲把自己与丈夫用汗水与生命打拼出来的企业上交，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人抢走了一样残酷，母亲不能相信这就是新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这个没有文化，但却有魄力和坚强意志的小脚女人，经过了十几次生产的疼痛，经过了丈夫去世的不幸，经过了逃难时惊心动魄的危难，经过了店铺里的枪杀事件，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脚女人和家庭主妇了，在她的教育和培养下，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分别从大学校门和师范专科走向社会。

　　“天鹰”的买卖是光明正大的，它以高贵的品牌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世界各国游人来到这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日本商人和军官、美国水兵和将领、来自欧洲的美女、影艺界的名人、租界的洋人，都在这个店里留下了脚印，并给这里带来了全国性的新闻。“天鹰”借助祥涛那一口漂亮的英语把安盛路的商业推向了高峰，现在，要把“天鹰”当成一个不能发展和不能存在的企业，交到别人手里，母亲感到一把刀子直捅自己的心窝。

　　祥涛作为小城鞋业商会主席，他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安盛路和小城其他方面的商业。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新政府也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们知道，这家老店在小城乃至海外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家的名声叫得太响，太亮了。

　　新政府要让众人共同享受一只饭碗里的饭菜，大家平分秋色，而不能把钱流进少数人的衣兜里。私有企业是穷人的魔窟，在那里干活的人是被剥削者，世界要平等，大家饭碗里的饭要一样多，凡是受到剥削的工人都有权利反抗私有企业的老板，这就是新政策。

　　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消灭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必须上交国家”等。

　　一场铺天盖地的公私合营运动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祥涛天天去开会，政府的领导找他谈话，不断开导他，让他跟上新社会的步调。即使在周末，家里也会有人登门向他宣传新政策。

　　留在店里的几个伙计面对外面的宣传显得很不耐烦，他们对于政府的做法感到不痛快，他们也很担心，若“天鹰”交出去了，他们的饭碗也就没有了。这些人是父亲亲自带出来的高级技术工人，“天鹰”的发展也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

　　每天，祥涛接受教育返回家里，伙计们就会安慰他一番。有的伙计亲自找到政府，请他们保留“天鹰”。他们告诉政府，保留了“天鹰”，就是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传统技术不失传。

　　在这场运动中，商业街的店铺和鞋业都在看着“天鹰”的一举一动。因此，“天鹰”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到这里的情绪，祥涛很清楚自己的决策将会给这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父亲的创业的艰难令人难以想象，“天鹰”发展的每一步都记载着父亲的心血和操劳，每前进一步，都留下了父亲的脚印。这几十年所走过来的路，完全可以印证“天鹰”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祥涛不断地回忆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最后，他坚信，“天鹰”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可是，新政府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