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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只要听到妻子的劝,廷光就感到妻子是嫌弃自己,一肚子的怨气,加上怒气便一股脑地朝着妻子发泄出去。他大声喊着:“什么?我不能抽烟,还不能喝酒?嗷!我现在没有工作,吃了你的,喝了你的,不是吗?我没有钱,你在挣钱,你是用钱来管我吗?真了不起了!”

  

  舜瑶听着丈夫刻薄的指责与污辱人格的讽刺,伤心极了,她忍着眼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她希望家庭和睦,希望夫妻恩爱,希望日子过得快快乐乐。可是,面对丈夫的无理取闹,她除了回避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自从廷光大闹了几次后,他喝多少酒,抽多少烟,舜瑶都不再说任何话了。她想,家里的钱就那么多,随他去吧!一家七口人,只靠舜瑶的工资,加上廷光烟酒不断,没有几天便花完了一个月的生活费,舜瑶仍然保持着沉默。

  

  直到有一天,廷光打开柜子找面粉的时候,才发现柜子里的粮食桶已经空了,家里没有面、没有米、没有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他问平进:“孩子,家里怎么没有米了?”

  

  平进老实地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家里没有钱了,这几天我们不是一直吃玉米面团子吗?”

  

  儿子的话,让廷光羞愧难当,他后悔极了。为了坚持到下个月发工资,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厂工会借钱,挽救家里暂时出现的生活危机。

  

  虽然,廷光回到了家里,但是,他还必须写思想回报,由平进每天送到厂里的保卫科去。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厂里举办了一个贪污分子赃品的展览会。有的人诬告廷光身上的那件裘皮大衣是行贿得来的,廷光只好让儿子把皮大衣交到了保卫科。那个“三八”老革命看到了大衣,立刻愤怒起来,他大声呵斥那些无中生有、制造是非的人:“老钟身上穿的大衣,你现在想贿赂,还没有地方去买呢!把衣服给老钟送回去!”他派人又把大衣退给了廷光。

  

  大衣刚还给了廷光,厂区又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情。在宿舍区的一根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用黄纸写上去的反动标语,一群孩子把它撕下来,交到了保卫科,他们一口咬定是平进写的。

  

  保卫科的干部把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平进叫到了办公室,让他照着标语写一遍,然后,一定让他承认这条标语是他写的。

  

  一向不招惹是非埋头念书的平进,愤怒地告诉他们:“那张标语不是我写的!你们看,这个字是我的笔迹吗?”

  

  保卫科的干部恶狠狠地对他说:“你这么小就学着撒谎,把你带到公安局去!”

  

  平进的外表看上去很文弱,但是,他却有着一股子倔强劲儿,他咬着牙,含着眼泪告诉他们:“那不是我写的,带我去公安局,我也不怕!”保卫科的干部仍然逼着他承认,告诉他:“如果你不承认,就把你爸爸再抓起来!”

  

  平进的小白脸气得惨白,但是,他一口咬定,那不是自己写的。他在保卫科里待了一天,死也没有承认,那个时候,他多么希望爸爸能来救自己呀!

  

  廷光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吓得脸色苍白,他哪里敢去保卫科为儿子说情呐!

  

  那个“三八”老干部看着保卫科的人诬陷好人,为廷光打抱不平,他一定要抓住真正写标语的人。老天长眼,他终于抓住了一个正要往电线杆子上贴标语的男孩子。

  

  在人证、物证面前,保卫科的干部们不得不放出了关了两天的平进。

  

  廷光的一个签字,给家庭带来的耻辱和对孩子的伤害,令舜瑶感到心痛,她拼命地去工作,以忘掉那些烦人的事情,她更不想跟丈夫去争吵。

  

  廷光自知理亏,想用多做各种家务事来换取妻子的原谅,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如何讨妻子欢心,舜瑶仍然没有原谅他。

  

  舜瑶并不是那种没有感觉的人,她为了能让丈夫早一天回到家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代价,她忍受着外界的嘲弄与屈辱,可是,丈夫不但不安慰自己,反而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她感到冤屈。这绝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弥补回来的,丈夫的话深深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舜瑶没有原谅丈夫,她始终保持着沉默。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后,廷光终于沉不住气了。一天晚上,当孩子们都睡下以后,舜瑶趴在写字台上备课,廷光悄悄地走到她跟前,压低了声音对她说:“孩子妈,别不跟我说话,让孩子们看着我们不说话多难堪,我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嘴不好,我不在家的时候,让你受了那么多难,我知道你咬牙为我凑钱,要不是你我还要在里面待一段日子呐!咳,我这个人好糊涂,家里这几年总是在发生事情,我心里不痛快,老是憋气,想抽抽烟,排一排这些气,但是,总觉着有个阴影缠着我,所以,就想借酒浇愁。可没想到,越喝越摆脱不了那些烦心事。我惹你生气,是我的不好,原谅我吧!”

  

  这是丈夫回家以后,第一次这样诚恳地对自己说话,舜瑶停下了笔,看着丈夫满脸的懊悔和诚意,她仍然什么话也没说,但是,积淤了几天的怨气却逐渐地消下去了。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廷光没有抽烟,也不再喝酒了。

  

  两个月后,廷光重新开始工作了,组织恢复了他的原职,并补发了他的工资。这一次的教训,让他着着实实地领教了运动的可怕。国家对那些犯有重大贪污的腐败分子以及搞投机倒把、受贿的人给予了重重的惩罚。

  

  舜瑶感谢上帝的恩惠,让自己的丈夫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她说:“我们家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以后,绝不能随便签字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于组织上给自己的记过处分,廷光是牢牢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几个月没有上班,科室里的同事们还很惦记他,当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科里的同事们紧紧地围在了他的周围。

  

  一个同事忿忿地告诉他:“钟科长,那个财会科长,家里孩子多,老婆又没有工作,他的工资又低,可是,他却穿高级皮鞋,家里买罐头吃。老钟呀,你家用的是老底子,他是穿新的呀,他家的孩子可比我们的孩子穿得好。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早有人盯上他了,还是他的邻居告了他们。他是罪有应得嘛!”

  

  同事们的好意,并没有让廷光从阴影里走出来,他感到社会如此可怕,周围到处都是眼睛,在工厂区生活,必须小心加上小心呐!

  

  尽管上级领导恢复了他的原职,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永远失去了安宁,他总感到在自己的周围有一种威胁环绕着自己。

  

  1953年2月,学校放寒假的时候,舜瑶带着孩子们回城里看望母亲。她一走进家门,母亲一把将她拉进了自己的怀里,爱抚地摸着她的身子说:“孩子,让你受委屈了,你舅舅都告诉我了。你有身孕,快坐下来休息吧!”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舜瑶靠着一股韧劲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她不仅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她不敢放松一下自己。现在,回到母亲身边,她终于可以撒一次娇了。她坐在客厅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母亲让月儿端来了一碗红豆汤,对舜瑶说:“孩子,到了家里,有什么就跟妈说,别硬撑着。我已经听你舅舅讲了廷光的事情,本打算派你三弟去看你们,可被你舅舅拦住了。廷光连着遭受打击,我真怕他顶不住呀!咳!好在一切都过去了,这个年月,可不能轻易相信谁了。那个时候的人实诚,撒个谎都觉得害臊。现在,有的人为了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就连自己的老师都出卖了,咳!不提这些了,我看你呀,这个假期就住在家里吧,你也可以松松心嘛!”

  

  舜瑶只感觉到累,她疲倦地对母亲说:“妈,没什么,孩子都大了,他们也能帮我做点事情了,我来看看妈,住几天就回去,学校还有些工作必须要在假期完成。妈,你不用为我担心了。”母亲心疼女儿,让她暂时把儿子们留在城里,舜瑶还是坚持自己带孩子。

  

  母亲很高兴女儿来看望她,她让大儿子去海鲜市场买回不少海味,每顿饭都为舜瑶做几种海鲜菜。

  

  几经磨难以后,舜瑶感到全身心的疲劳。丈夫被隔离审查期间,她感到身心及精神世界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要不是周围有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工作带来的愉快,她恐怕很难坚持下来。也正是因为孩子们给了她坚定的信心,她才能咬牙面对一切。丈夫生来胆小,谨慎了几十年,还是让自己的学生从背后戳了一刀。想到丈夫被隔离审查的一个多月,她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她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运动在等待着自己。

  

  祥涛对舜瑶很是关心,他尽可能地让三妹吃好休息好。大嫂斯莲对舜瑶也很体贴,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经济实力了,但对于不经常回家的舜瑶还是一如既往。

  

  瑞芬夫妇过着俭朴的生活,良仁早已看破红尘,他是市里建筑总工程师,但是,他对一切都看得很轻。

  

  母亲对二儿子已经完全失望了,她培养了这个儿子,全当为社会尽了一次义务。政策切断了个人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路子,个体经营和私人企业被称为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背上这个罪名,那是要坐牢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胸怀已经无法包容这种剥夺自己权利的做法,她开始变得沉默起来。二儿子的做法深深地伤了这位老人的心,她绝不容许儿子来指责自己。

  

  祥润也早已把自己从这个家里划分出去了,家里的财产上交以后,他就没有回家探望过母亲。这种政治上的隔阂与分歧也影响了祥涛与祥润之间的感情,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政府的领导者,两种不同的命运,让母亲无法认同这种外界所造成的家庭内部的分裂。

  

  瑞佳因经济困难,与丈夫又搬回母亲家里住了,她需要娘家的支援。她丈夫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根本无法继续工作。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她收留了女儿,但却不跟女婿说话,让他们单独起灶吃饭。

  

  瑞雪与那个年轻人结婚以后,丈夫很疼爱她,并竭尽全力保护她,不受外人的欺负,是一个厚道的汉子。尽管瑞雪的婚姻不是门当户对,嫁给了一个高中生,但是,他们家对瑞雪却是呵护倍至。瑞雪的二姑姐为了照顾弟弟的生活,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来到小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瑞雪过起了他人羡慕的太太生活。

  

  瑞春与程跃是一对革命夫妇,程跃早已与家庭划清了界线,因此,他的工作并没有因为父亲被判了死刑而受到影响。

  

  瑞碧不仅有能力,也很有人缘,在学校是骨干教师,也是大家公认的小红人。她在事业上有成绩,婚姻上却走得不顺利,她是男人们追求的对象,但她的成分又阻挡了不少身居要职的男人们的青睐,这对瑞碧是一个打击。有一个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一直追求瑞碧,只因对方不是大学学历,瑞碧迟迟没有下决心。

  

  祥涌结婚以后,他的妻子从来不惹母亲生气,祥涌对于给自己划为资本家成分很是无奈。好在政府让他去了制箱厂工作,生活有了保障,他也满足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祥波的婚事成为母亲的一桩心事。

  

  在母亲家,舜瑶向大哥倾吐了在外面生活的艰辛和对以后生活的担心。祥涛冷静地对她说:“三妹,我们没有做任何坏事情,我们按照政策办事,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用不着为此忧虑,我们要好好工作,为社会尽力。”祥涛的话给了舜瑶极大的安慰,她的思想负担减轻了不少。

  

  舜瑶在母亲家住了一个星期后,就带着孩子们回藏口了。临走时,母亲让舅舅跟过去照顾她的生活,被她拒绝了,让月儿随她一起走,也被她回绝了。她想自己承担起生活的全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北京城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座古都从一座消费城市建成一座工业城市,京城的东边建纺织城,西边建钢铁城,南边建化工城,北边建电子城。

  

  国家号召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积极参加新北京建设。廷光所在的纺织厂也召开了动员大会,大家自愿报名去北京支援建设。

  

  1953年春节一过,中央纺织部来到小城招收纺织企业的工人和干部进京,廷光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决定去北京参加建设,这也是他离开小城最好的机会。

  

  当他把想法告诉妻子的时候,舜瑶坚决地回答他:“我不想离开这里!”舜瑶没有支持丈夫,理由很简单,她不想离开自己的母亲,不想离开自己的工作,更不想把家安在北京。

  

  廷光有自己的理由,他希望回到读大学的地方,在那里发挥自己的能力。可是,妻子如此坚决的态度令他感到为难。其实,他何尝不想待在自己的故乡呢!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现在,他有五个孩子,妻子在这里工作,一家人生活得紧张但却充实。可当他一想起那段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痛楚时,他离开小城的决心便更加坚定起来。

  

  廷光决心已下,舜瑶劝不住丈夫,但也不想阻拦他去北京。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离开小城,也是丈夫唯一一条摆脱心灵创伤的出路,她理解丈夫内心的苦衷。

  

  很快,廷光的申请就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他在动身去北京之前,专程回小城看望了母亲。

  

  母亲感到这个决定来得突然,她既心疼廷光单身去外地工作,可又没有能力去帮助他,家庭的遭遇不仅在老一辈人的心里留下了伤口,也给年轻人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母亲看着廷光那清瘦的脸,想到他一个人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工作,心里感到阵阵疼痛。母亲知道,一旦他落下脚,就会把女儿和孩子们也带去,这是母亲所不愿意看到的。

  

  廷光来告别,母亲心里十分难过,她望着这个女婿说:“廷光啊!难道这里就容不下你了吗?这里有你的亲人,有什么难处大家伸把手,帮一把忙就过去了,到了北京要白手起家,现在,比不了你去北京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单身呐!”

  

  廷光看到岳母为自己担心,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不想让老人家难过,委婉地对岳母说:“妈,我去北京是为了帮助那里搞建设,那里需要我们,北京是首都,将来一定会很好的,妈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等我在那里安定下来,就回来接你去北京。”

  

  经廷光这么一说,母亲的心情好了一些,她和蔼地笑了笑,说:“孩子,你一定要去,妈也拦不住你,到了那边,要是不习惯就回来,不用硬撑着。我会让家里的人去照看孩子们的,只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就好。”说完,母亲背过身子,用衣襟擦了擦眼睛。

  

  廷光看到岳母如此难过,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答应了母亲,并让老人家多保重。

  

  当他离开霍家大门的时候,他深深地给岳母鞠了一个躬,用潮湿的眼睛望了这位老人最后一眼。这个在他心里占据重要位置的母亲的形象,在那个时候便永远没有再改变过。他记住了岳母最后的音容笑貌,也记住了她最后的嘱咐,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岳母。

  

  廷光离开小城之前,很想再去看一看自己以前的家,那里有他生活的影子,他记着四爷临刑前的那个晚上,对自己说过的话:“孩子,以后你有时间的话,关照一下她们娘俩吧!”他至今也没有忘记四爷的话。可是,他一想到四奶奶对这个家族所耍弄的卑鄙伎俩和对自己家庭的伤害,小弟的惨死以及大哥一家被迫离开的种种事情,他的心情非常不痛快,他决定不去看她们,也不去看那栋自己亲手规划建成的楼房了。现在,一切都不属于自己,回去没有丝毫的意义。想到此,他的心情冷静下来,他去邮局给杜氏寄去了二十块人民币,他希望从此在自己的记忆里忘掉那个女人和淑青。

  

  他独自去了一趟田家村,在荒无人烟的坟地里,他站在那三座坟头边上,烧了三打纸钱,点燃了三把香火,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喃喃自语。最后,他在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磕了三个头后,悲切地走出了那片自家的祖坟地。

  

  1953年的春天,廷光随着建设大军进入北京,他在中央纺织部基本建设处的劳动工资科任科长。在他的科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事,成为他的新伙伴。大家一来到北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去,来自各地的人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和风土人情,单身生活紧张而又快乐。在北京,廷光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快,他盼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掉。

  

  廷光去了北京,他每个星期都会给妻子写来一封长信,他在信里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建设情况与他的生活情况。舜瑶看到丈夫对新生活充满了勇气,她的心里也开始孕育着对未来的遐想。可是,她必须面对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现实。她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五个孩子,原来两个人共同担负的生活担子,瞬间落到了她的肩上,这一年她才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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