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燕在哥哥姐姐们的爱护下渐渐懂事了，她喜欢唱歌更喜欢跳舞，学校的舞蹈队常常在纺织厂里表演节目，舜瑶给她买了不少新衣服。佳燕在舞蹈队里，又以衣服新潮而有名。她的姐姐们对她既羡慕又无奈，学习上拔尖和妈妈的名望，让佳燕在学校里享受到比别人更多的快乐。

　　益强上大学，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前夕，学校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及社会能力，决定留他在学校当老师。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这个政策从未改变过，能够留在大学当老师，这是每一个大学生的梦，那是一条通往教授的路啊！

　　当益强把这个消息告诉廷光的时候，廷光十分高兴，他终于盼到了儿子大学毕业。舜瑶更是由衷地欣喜，能够留校，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是，益强在与廷光的交谈中，看出了爸爸眼神中流露出的遗憾，他再三追问，廷光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

　　原来，廷光从1953年离开家乡后，一直不敢回去，更害怕看到那栋楼房，但他做梦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十分羡慕妻子能够经常回去看一看。可是，每当他一想到自己家的历史以及家族的各种遭遇时，便不由自主地浑身打寒战，他不敢回首往事，但回家乡的念头一刻也没有打消过。他希望在小城有个家，这样，他就可以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了。而在小城再建一个自己的家，只是一个梦。于是，他期待二儿子大学毕业时，能够申请去小城工作，在那里安家，他就有回去的希望了。

　　廷光夫妻在对待儿子毕业分配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这给益强出了一个难题。他理解妈妈的心情，任何一个母亲，都希望儿子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妈妈在家乡有姥姥，还有兄弟姐妹，而在爸爸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心酸与不幸，正是因为家庭的巨大变故，才使得爸爸没有勇气再回到那里去。益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痛苦之中，是留校还是去小城？

　　他首先要感激自己的父母，在家庭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让自己完成了学业，他感到自己能够在政治第一的年代里走进大学很幸运。留校当老师就是将来的教授，有多少人期待这个名额！去小城安家，将会永远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亲人。可是，他一看到廷光那双渴望的眼神时，便无法再平静下来。

　　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益强选择了去小城工作的方案。他认为，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去那里安家。

　　益强对舜瑶说：“妈妈，我知道，你希望我留校当老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很想留在爸爸妈妈身边工作，可是，我还是打算去小城工作。妈妈，请您原谅我吧。”

　　舜瑶听儿子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她语重心长地对益强说：“孩子，我真希望你能留在大学里教书呀！妈盼着这一天呐！”舜瑶期待着儿子在大学教书，她希望在自己的家里有一支自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师队伍。虽然，小城是自己的故乡，但她不愿意让儿子离开自己，更不愿意儿子失去这个机会。

　　益强的选择，让廷光感到很欣慰，他对益强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呀，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我心里不是滋味，你还是留下来吧！不用替我着想了，我也不打算再回去了。”说完这些话，从廷光的眼角里，流出来几滴眼泪。

　　益强明白爸爸此时的心境，他仍然坚持说：“爸爸，你不用再说了，我还是准备去小城工作。”

　　廷光听到儿子的决定后，心里有一种内疚的痛楚，他非常矛盾。

　　舜瑶不断地埋怨廷光：“孩子能留校教书多好，为什么你一定要他回去呢？难道以后我们回去就没有地方住了吗？你太自私了。”廷光感到很后悔，他不该向儿子讲出自己的心事来。

　　益强既理解妈妈的心情，也同情爸爸的处境，最后，他还是找到了学校领导，把自己想去小城工作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校领导感到益强太不可思议了，能够留在学校工作的毕业生，都是德智体三方面出类拔萃的学生，益强是学校老师们一致推荐留校的唯一人选。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复益强的决定，而是对他讲：“你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学校再给你一段时间。”

　　无论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小城，眼看着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廷光夫妻感到光明就在前面。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们夫妻没有过高的奢望，只盼社会安定、家庭平稳、孩子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可是，社会没有给益强考虑的时间。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生活在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必须参加这场神圣的运动。廷光所在的公司、舜瑶所在的小学、益砚所在的高中和益强所在的大学，情况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各个单位，紧急召开党员大会，很快又在教职员工大会上传达上级指示，各种会议逐渐多了起来。从各种会议精神中，大家领悟出来，上级号召人民“彻底破除中国几千年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除混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叛徒、内奸、特务、工贼以及国民党的间谍等，让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识别自己身边的阶级敌人。

　　在多次干部会上，领导反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廷光立刻敏感地嗅出了浓烈的运动气味，他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社会真是风云变幻哪！

　　舜瑶在学校，身为第二把手，更是大会小会不断，每天都要在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她不明白，上级领导竟然放弃学期考试，停下课来传达市里的指示。不过，她从会议的精神里，还是悟出了一个令她难以理解的问题，抓教学、抓分数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的苗子，这不是在说自己走错了路吗？她出了一身冷汗。

　　学校开始停课了，所有的课程都改成了政治课，学生们问她：“霍主任，我们为什么不上算术课了？什么时候教我们写作文？”舜瑶无法回答孩子们的提问。

　　很多老师也向她提出疑问：“霍主任，怎么停课了呢？马上就要考试了，为什么所有的课都改成了政治课？”

　　她告诉大家：“老师们，一切都要听学校领导的安排，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向领导汇报。”舜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其实，她自己也不明白上级领导的意图。

　　周围的老师迷惑不解，问她：“霍主任，难道你不是学校领导吗？”

　　舜瑶哑然了。是的，她是学校抓教学和业务的第一把手，可是，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益砚所在的中学，从党组织到团组织，天天都在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其主导思想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前的教学方针大错特错，什么追求高分数，只懂得读书，不会干活，那是复辟资本主义，文化越多，罪恶越大。这些会议精神让他感到迷惑不解。

　　益强所在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取消了毕业分配，留校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1966年7月，全国高考突然被取消了，所有的大学停止了招收工作。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突然停了下来，他们作为待分配生留在大学里参加运动。

　　佳茗所在的纺织厂，上完班的工人们要在下班以后参加政治学习，佳茗下班以后，也比平常晚回家两个小时。

　　佳珍所上的女校，从夏天开始，学校的课程表全部被打乱，上午是政治课，下午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传达上级指示，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政治课上，老师大讲阶级斗争，学校不能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破四旧、立四新、知识学得越多越反动等等。突然而至的新名词，让那些单纯的女学生们感觉到她们是社会的罪人，她们更不明白，学习文化知识竟然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在社会上突然流行的新政治名词，很快就成了学校天天必讲的革命口号。

　　从那个时候起，佳珍上学的时候，书包里除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外，一切都不需要了。学校开大会，年级开中会，然后就是几个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每个人都要发言，要做记录，要向学校汇报，上级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加明确，一场破四旧、立四新、清除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的群众运动从此开始了。

　　佳珍回到家里告诉廷光夫妇：“爸爸，妈妈，我们学校已经不再上课了，念书没有用处了，以后参加工作，不是看你的学习成绩，而是看你家的家庭出身。越是有文化的家庭越是阶级敌人，越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那才是革命家庭呢，他们的孩子会得到重用的。”廷光夫妇听女儿讲这些话，感到特别刺耳，但他们不能怪女儿。

　　佳侨升高中的考试被停止了，学校也停止上课了，学生每天到学校，除了听报告，开动员大会和讨论会，已经看不到教科书了，学校停止了文化课，取而代之的是写在黑板上的一些政治口号。老师们用最革命的语言，试图摆脱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一年夏天，佳欣升中学的考试也停止了，只能待在家里。

　　佳燕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学习尖子让她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感觉。不过，她始终牢记舜瑶的教诲，学无止境，取得好成绩不能自满。

　　学校有两位老师最受她的尊敬，一位是教算术的女老师，她身材高大、大脸、大眼、大嘴，只要她一生气，那双大眼睛就会瞪起来，足可以让人吐不出气来的。她教算术，只讲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如果你不会做她出的算术题，她就会瞪起大眼睛，撇着嘴，轻蔑地说：“你只配回家洗尿布。”她是一位有名的老教师，佳燕对她又敬又怕。

　　有一次，这位老师给全年级的学生出考试题，结果，大多数学生几乎都交了白卷，只有少数人做对了几道题。佳燕是取得最好成绩的学生，分数也只有65分，这个成绩令她无地自容，没想到她却得到了那位老师的表扬。老师说：“我的这份考试题呀，还从来没有人得过满分呢！如果能得六十分，就是非常棒的学生了。”老师的夸奖不仅没有让佳燕高兴起来，反而让她更加羞愧不已。

　　那位算术老师随着建设大军从上海来到北京。由于五十年代出生了一大批孩子，小学急需大批老师，她放弃了中学，来到小学教书。在上海，她曾经指导过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因此，在她眼里聪明的学生极少，大部分学生被她叫成“草蛋”。也正是因为那位算术老师的嘴极为刻薄，引来不少学生对她的憎恨。

　　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她讲课的语调和表情都让佳燕有一种冲动感，在她的教授下，佳燕写出的作文经常在年级中发表。这位老师喜欢有才的学生，她告诉上课不认真听课的学生，你们是“一粒耗子屎，搅了一锅汤”。她很爱挖苦那些既不聪明，又不肯刻苦学习的学生，她也受到不少学生背地里的谩骂。

　　佳燕对学习始终保持着热情，可是，从这一年夏天开始，学校的课程一天天在减少，有的时候干脆就不上课了，而是组织大家听报告，全校开大会，分小组讨论，还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佳燕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不过，每天临出门的时候，舜瑶都会再三叮嘱她：“孩子，在学校可不要乱讲话呀，宁愿说你不主动，也不要戴上反动的帽子。”而对于什么是“反动”，佳燕搞不清楚。

　　过了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开始叫起了老师的名字，甚至有人在老师背后指指点点。慢慢地，在学生当中流传出来“某某老师是坏人”、“某某老师是反革命”、“某某老师是阶级敌人”等等，这种流言让佳燕难以接受，而那几位被指责的老师，都是学校的骨干老师啊！学校渐渐改变的风气及大家不再念书，老师不再教课的状况，使佳燕感到前景一片黑暗。每天回到家，她总是站在窗户前发呆。姐姐们每天仍然去学校，回到家以后，除了各自谈学校的情况外，大家显得很无聊。

　　廷光不再半个月回家一次了，而是每天晚上都回家，尽管很累，但他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天天与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全家人在饭桌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欢快地谈论各自的情况了，而是低声谈论各自所听到的新闻。

　　益砚也不再住校了，而是每天骑车回家，他的情绪也有些异样，他也不再买高级糖果了。

　　益强一周内回家两三次，有时，下午匆匆赶回家，晚上又匆忙返回学校。有时，他晚上回家，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家。每天，孩子们看到廷光的脸上是凝重紧张的神态，还带着悲怆。舜瑶显得十分委屈，言谈话语里带着一种抱怨的情绪。

　　廷光夫妇看到两个儿子只要一回到家里，晚饭后，就一定会与儿子们一起，关起门来，轻声谈论着什么。女儿们则在另一间屋子里，谈论各自的学校，她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爸爸妈妈似乎很不开心。

　　钟家原来充满欢笑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变得郁闷起来。每天晚上，廷光回到家后，愁容满面地不停地吸着烟，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风趣地给大家讲笑话了，舜瑶紧绷着面孔很少讲话。饭桌上，孩子们看着他们不愉快的面孔，也都闷不作声地低头吃饭，只有佳燕不时地抬起头来，偷偷地看一眼大家的脸。

　　突然有一天，女儿们看到舜瑶那一头漂亮的烫发剪成了短短的劳动妇女发型，身上穿的衣服也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布外衣。廷光换上了一件退了色的藏蓝色布中山装，领子边上还缝了一个补丁，他脚上穿的包头皮鞋，被一双轻便黑布鞋所替代。他们衣着上的变化，在孩子们的心里又增加了一个问号。

　　一向注重外表的益砚，每天上班，梳着油光发亮的分头，一丝不乱，平整的衣服上，看不到一丝皱纹，裤子也总是笔挺笔挺的，尤其是穿在他脚上的那双三接头皮鞋，黑亮黑亮的。他受家庭的影响，养成了讲究衣着整洁与干净的习惯。他成为市里有名的化学老师以后，更加注重自己的仪表了。在学校年轻老师当中，益砚在教学上独占鳌头，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早已超过了他的老师，备受关注。他年轻、与众不同的风度早已成为学生们议论的对象。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傲慢与盛气凌人的气质。他上课，从来不说半句废话，也绝没有一丝笑容，要想从他那里学到真正的东西，只有在上课的时候牢记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和黑板上所写的每一个字。他要求学生有问题必须在课堂上提出来，下课以后，他不会解释任何一个问题，这就是他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们对他除了尊敬以外，还有一层惧怕。

　　讲究外表的益砚，也在某一天改变了装束，他换上了布鞋，一身蓝色中山装成了他的另一个标志。而他的头发依然光溜溜的，丝毫不乱。但可以看到，他的心情似乎很不愉快。

　　益强是学生会主席，整天泡在会议里，在他帅气的容貌里又多了几分严肃。他精力充沛，但也心事重重，即将毕业的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去。他努力让自己的衣着朴素，再朴素，可是，那也无法遮掩大户人家的风度与气质。他是学生们的风标，他出席大小会议及演讲会，比念书时还要忙。他每一次回家，都会带给廷光夫妇最新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进，舜瑶夫妇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然，晚上，他们经常关起门来说话，一说就是半夜。女孩子们相互提醒着，到外面不要乱讲，放学后马上回家。佳燕感到很委屈，在学校同学们早就开始疏远她了，就连与自己同楼的同班同学，见到她也是低着头走过去，短短的时间，她失去了所有的小朋友。

　　她所在的小学，也在某一天，墙壁上开始张贴大字报了，天天都在更新。学校那几位教学突出、令人尊敬的老教师被指为阶级敌人。她们不是资本家就是大地主，她们的丈夫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大右派，她们的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多，言辞也一天比一天严厉起来，没过多久，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地贴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里。学生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对老师指指点点，并大声议论“咳！那语文老师，她妈妈是地主婆！”“那位漂亮的老师，怪不得总是穿得那么时髦呐，原来她家有钱啊！”“那都是剥削得来的钱！”“教算术的老师，她是资产阶级分子，一定要好好整治她！”老师的尊严被学生们的污言秽语践踏得无影无踪。

　　学校，年轻的老师开始趾高气扬起来，那些上了大字报的老师们却整日低着头走路，学生们也不再尊重她们了，见到她们就会大声喊名道姓，或者用手指着她们的脸骂道：“你是大坏蛋，你不配教我们，你整天给我们放毒。”“我们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阶级敌人。”每次学生骂过之后，便会传来阵阵嘲笑声。佳燕在学校显得很孤独，但她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周围的同学都在疏远自己，看到那几位老师受到污辱，她的心里十分难过。

　　1966年8月，廷光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支援边疆建设，公司全部外迁。当他把公司的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舜瑶的心头猛地一缩，她自言自语道：“这么巧，都凑在一起了。”廷光立刻明白了妻子话中的意思，他急切地问道：“怎么？你在学校有事吗？”

　　舜瑶烦躁地对丈夫讲：“是啊，学校支部书记找我谈过话了，要我写一写对自己家庭和丈夫家庭的认识，从现在起，暂时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等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再考虑我的工作。看来，这把火是要烧到我身上来了。”

　　听妻子说完，廷光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皱紧眉头，两眼望着天花板，半天才说：“领导也找我谈了，也让我写材料呐，只不过现在整个公司都在准备外迁，上边也顾不了这些了，到了那边再写吧。”那一个晚上，他们夫妻一直谈到半夜。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晚饭以后，舜瑶和丈夫便会立即走进他们的房间，关上门说话，窃窃私语声从里面不断传出来，但是，他们说些什么，女儿们一句也听不清楚。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把益砚叫进去一起说话。

　　又过了几天，益砚从学校回到家，他沉着脸，跟谁也不说话，满脸郁闷地把自己关在房间，直到吃晚饭他才走出来。

　　舜瑶见大儿子满脸不高兴，便关切地问他：“孩子，有什么心事讲出来，别闷在心里。”

　　廷光也担心地问他：“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年轻人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益砚被廷光一问，火爆的脾气发作起来，他“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他有些激动，刚要大声说话，却被廷光用手势制止了，他又重新坐下来。此时，他的脸色已经涨得通红了，他愤怒地说：“今天，学校的大字报里有不少是写我的，说什么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西服革履，什么亮亮的尖头皮鞋，一丝不乱的油分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后代，什么修正主义苗子，只走白专道路不革命啦，等等。还说让我好好改造旧思想，这简直就是胡来。当老师，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站在讲台前，都要衣冠整洁，这是教师的尊严，这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思想呢！”他越说越气愤。

　　舜瑶明白了，她安慰儿子说：“书记找我谈话的时候，已经明确讲了，这是群众运动，要正确看待大字报，我们以后穿得旧一点，朴素一些也没什么不好。”廷光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劲地抽烟。

　　益砚正派而又正统，他不会说瞎话，更不会阴一面阳一面地做人，他坦率耿直，从来不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他几年来孜孜不倦的勤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伏案备课至深夜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的结果，他在刻苦努力和不懈的钻研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和走白专道路，他当然无法接受了。舜瑶夫妇看着儿子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心里十分难过。他们一再叮嘱益砚：“孩子，这场运动来势不一般呀，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切记，一定要少说为佳，千万不可失言呐！”廷光夫妇的劝慰让益砚压住了一时的不悦。

　　有一天，佳燕回到家，看到几个姐姐回来得比自己还早，她们正在谈论着什么，见到她，立刻就停止了议论。佳燕没有在意姐姐们的神态，忧虑地问姐姐们：“妈妈有很多漂亮衣服，爸爸妈妈都上过大学，家里一定很有钱，那么，爸爸妈妈也会有大字报吗？”

　　姐姐们看着小妹妹不停地提问，佳珍对她说：“燕妹，是不是学校有很多大字报啊？”

　　佳燕认真地点点头，佳珍接着说：“妈妈这些天心情不好，千万别惹妈妈生气，在学校别乱说话。”佳燕又点点头，姐姐们并没有给她解释什么。

　　自从廷光夫妇常常在晚饭后就关门说话的那个时候起，他们房间就不再让孩子们随便进去了。一次，佳燕去他们的房间拿东西，她一眼看到堆在写字台上的一打信纸，她知道，妈妈备课都是用笔记本，那信纸上写的是什么？出于好奇心，她扫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我对家庭的认识，上面还有爸爸的笔迹。佳燕忽然感到家里真的要出事了。

　　在她的记忆里，爸爸很少提起他自己的家，偶尔爸爸会给在小城的姑妈寄些吃的东西。妈妈家里倒是常常有人来北京出差，妈妈也经常回去看姥姥，姨妈和舅舅都是老师，会不会因为这些才让妈妈的心情不好呢？她仍然不明白。

　　1966年秋季一开学，学校的课程表上只有政治课、历史课及革命理论课。政治课上，老师大讲阶级斗争。历史课上，老师大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学习讨论会上，老师让大家用革命思想武装头脑，警惕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大家开始相互猜疑起来。

　　佳燕所在的学校的大字报越贴越多，上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开始只有老师写大字报，到了后来便发动全体学生都要写。瞬间铺天盖地，楼道的墙壁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没有地方贴，就贴到楼外的砖墙上，甚至围墙上也贴上大字报。不论字写得好与坏，也不管文章写得通顺与不通顺，既然是群众运动，大家都有资格写，学校提供纸和墨，大家可以随便领取。管理文具的老师若稍微怠慢，就被扣上阻挡革命运动的帽子。这是群众运动，同样也是一场浩劫战。有的学生把成捆的纸抱回家，也有的学生把成桶的油漆拎回家，还有的学生趁着乱把学校的课桌搬回家，没有人敢去制止。因为，那些把学校东西拿回家的学生，家庭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是运动的领导阶级。

　　运动一天比一天深入，一天比一天令人心碎，在混乱了一个时期以后，佳燕所在的班级终于无法忍受那些字迹肮脏的学生再写大字报了，班里一致推荐她代表班级写大字报。这个决定让佳燕十分厌烦，她不愿意用那些污言秽语诽谤那些优秀的老师，她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丧失良心的事情。但是，她必须答应下来。

　　就在大家合并桌椅的时候，她故意做了一个手脚，趁着大家不注意，她用左手扶着一张桌子狠狠地推向了另一张桌子，右手重重地夹在了两张桌子中间，一阵钻心的疼，她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同学们闻声围到她的周围，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流血了！”佳燕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脸色煞白，手不停地颤抖着，她咬着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手掌被撞出了一个深坑，手指甲向外渗出了血，瞬间，手就肿了起来。同学们立刻把她送到了厂卫生所。她的右手又青又肿，幸好没有伤着骨头，大夫在她的右手上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虽然疼得钻心，但是她心里却很高兴，自己的良心得到了保护。

　　舜瑶作为学校抓教学的第一把手，被说成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成为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同时，她还有自己家庭和丈夫家庭的历史问题。她被列为重点对象，支部书记每天都找她谈话，她要按时交上自己的交代材料。

　　为了搞好学校教育，舜瑶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以身作则带领全体老师跨入全区第一名。她说服学校领导接受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入学，在她的努力下，学校的老师得到了多种社会福利。她不图名利地培养老师，忘我地工作，到头来却成了运动的对象，她感到委屈与不公，她难过、痛苦、不服，她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廷光一边写材料，一边做着离家的准备，一边想着如何帮助妻子，他有一万个不放心。妻子的处境比自己要糟糕很多，她要一个人在这个旋涡里挣扎，还要带七个孩子。廷光只要一想到此，心里就会流血，他感到内疚与惭愧，在妻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要远离她而去，他着急但却无奈。去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谁也说不清楚要去几年，如何安排好家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

　　舜瑶看不清楚前面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她需要丈夫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她也非常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丈夫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一年只能回来探亲一次。她不仅要面对这场运动，还要带好七个儿女，她感到自己很难承担这个担子。一向坚强的舜瑶，在丈夫离开前突然间流露出一种畏惧的情绪。廷光从妻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无限的忧伤，它深深地刺进了这个中年男人的心窝里。

　　突然，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与益砚说话的时候，舜瑶提出抽烟的要求，益砚关心地对她说：“妈，你不会抽烟，就不要抽嘛，会坏身体的。”廷光看了一眼妻子，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递到妻子的手里，对儿子说：“孩子，你妈心里烦，要抽就抽一支吧！”廷光给妻子点燃了一支烟，舜瑶迫不及待地深吸了一口，浓烈的烟味呛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咳嗽着抽完了第一支烟。从那以后，她便沾上了烟瘾。

　　廷光的公司要在甘肃嘉峪关建设一座大型的钢铁厂，越是临近离开北京的日子，他的心情就越烦躁与不安，舜瑶还是强打起精神帮助丈夫整理行装。

　　益强在大学新成立的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他作为运动骨干，很难抽身回家，即便回家也不会待很长时间。每一次，他都利用回家的时间劝舜瑶要想开一些，他告诉舜瑶：“妈妈，你要挺住，不要胡思乱想，挺住就是胜利。”舜瑶理解儿子的工作，但却郑重地嘱咐他：“孩子，我们可不能做没有良心的事啊！”益强永远记住了舜瑶的这句话。

　　1966年9中旬，廷光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与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一夜没有合眼，他趴在写字台上，用那支派克钢笔写了一份资料。益砚看到廷光的那支笔，心里颤动了一下。爸爸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上衣兜里都会别着那只笔，笔杆因常年使用已经裂开了，可是，爸爸用胶布缠上后继续用到现在。

　　天明时，写字台上的烟缸里积满了烟头，廷光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声音嘶哑，拿着写满几页纸的资料郑重地交给了益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把你妈妈也交给你了，无论家里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孩子，你一定要挺住，不能垮呀！重大事情可以与益强商量，我每个星期会写信来的。”

　　益砚看着爸爸有些浮肿的脸和严肃凝重的神情，他接过那份材料。他的眼眶红了起来，坚强地向廷光保证：“我明白了，爸爸，有我在，就有妈妈和这个家在。”

　　舜瑶在丈夫离开家之前，没有时间与丈夫说话，她要再仔细地检查一下丈夫的行李。吃过午饭，她还是没有说话，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水。

　　廷光不断地嘱咐孩子们，好好照顾妈妈，在外不要多言。女儿们围在他的身边，依依不舍地拉着他的手。他慈祥地看着孩子们，终于要走出大门了。

　　舜瑶站在门框里，廷光站在门框外，他的眼神里蕴藏着一片深情，他望着妻子，说：“舜瑶，我走了，你要保重！”

　　舜瑶站在门口，望着丈夫，点了点头，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直注视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楼梯下。

　　益强因学校开会没有去车站，益砚独自送爸爸去了北京火车站。这是廷光来到北京后第一次离开京城，尽管这里不是他的故乡，但他也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这里有他的家，有他的孩子们，有他的一切，这里是他第二个故乡啊！

　　益砚帮助廷光把行李搬上车厢后，就走下了车厢，他们父子站在站台上，静静地对望着，廷光的表情有些忧伤，益砚的表情有些郁闷，他们没有注意到周围人们的骚动声，一直默默地相望着。

　　时间到了，廷光走上车厢，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车下的儿子。就在汽笛鸣叫的时候，他突然探出身子，益砚也一下子迈到窗口，廷光急切地拉着儿子的手。此时，他们双方的眼睛里都闪着晶莹的泪光，廷光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句：“孩子，全交给你了！”说完，他扭头钻进了车厢里。

　　火车渐渐地驶出了车站，望着远去的火车，益砚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直到火车消失以后，他才慢慢地移动身体走出北京火车站。他越是向家里的方向迈进一步，身上的分量就感到加重一分。迷茫、惆怅，此时，一下子向他扑来。这一年，益砚刚好二十六岁，妈妈的安全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担子一下子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回到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展开爸爸交给自己的信纸，一页一页认真地读了起来。阅读之后，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爸爸刚劲有力的字体和对形势的透彻分析，使他不再慌乱、不再烦躁，不再是一个只会教书的知识分子了，他必须帮助妈妈挺过这场运动，闯过未知的困难，现在，他是这个家的支柱，他要带领姊妹们保护这个家，保住妈妈的名誉。

　　廷光走后，益砚就像换了一个人，年轻的脸膛上有了几分成熟的神态，他比以前也显得沉稳起来。

　　廷光走了以后，舜瑶仍然继续写材料，学校所有的时间都改为上阶级斗争教育课了。舜瑶写材料，道理很简单，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母亲是资本家兼地主，哥哥和弟弟都有历史问题。另外，她本身是学校抓教育的第一把手，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第一执行者，她还有一个被政府镇压的公公和一个历史反革命，还在劳改的大伯子，复杂的社会关系让她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

　　她已经没有资格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了，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写交代材料，写自己的家庭、写自己的父亲、写丈夫的家庭、写如何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如何引导老师走白专道路，学校的大字报90％都是指向舜瑶的。每当她看到那些污言秽语的攻击时，就感到内心剧烈地疼痛，更让她心如刀割的是那几个含血喷人的青年教师。

　　曾几何时，舜瑶为了帮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和提高他们的教学素质，放弃自己的节假日，在学校给他们上辅导课，抓住一切机会让他们出去进修，把他们打造成学校的教学主力。她无法理解，这几个年轻教师会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失去人性与理智，他们恩将仇报，把自己花费在他们身上的心血说成是逼迫他们走白专道路。

　　在学校的楼道里，老师们见到舜瑶就像躲瘟疫一样绕着她走，以前那张张对她尊敬的笑脸变成了冷漠的面孔。也有不少老师用一种迷茫的目光从她的身上滑过，他们不敢贸然跟她打招呼。

　　舜瑶凭着直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对象。廷光从北京登上北去的列车，经过三天两夜的旅程到达甘肃省嘉峪关市，他放下行李后，立即给家里拍了一封电报。舜瑶看到丈夫终于到达了工作地点，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但她非常担心丈夫如何度过那里的严冬？

　　廷光每个星期都给家里写信，舜瑶的心情无论有多么糟糕也必定写回信给丈夫，他们夫妻就是以这种方式交换各自复杂的心情。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廷光在每封信的信封上都贴上特殊的，印有领袖头像的纪念邮票。贴上这种邮票的信件，是绝不会丢失的。他每个星期还要给益砚单独写一封信，寄到他的学校。廷光在信上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带着弟弟妹妹们多体贴妈妈，多照顾妈妈。

　　益砚收到廷光的来信，便会及时给他写回信，讲述家中的情况及妈妈的身体状况和学校对妈妈的态度等等。

　　益砚的学校完全停课了，没有任何教学压力，他倒显得有了更多的时间。不过，作为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他仍然每天伏案备课。他拿出更多的时间在夜晚陪着舜瑶一起写材料，与她聊天成为益砚最重要的使命。他曾经答应过爸爸，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会陪伴妈妈度过任何一种艰难的时刻。

　　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相继扩大起来。凡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的子女都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而那些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家庭的子女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组织的。这个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佩戴红袖章，红袖章成为识别红色家庭与黑色家庭的重要标志。同时，社会上刮起了穿绿色军服的潮流，凡是红卫兵就要戴军帽。于是，家家户户为子女做绿色衣裤，不敢怠慢。顷刻之间，全国上上下下变成了绿色世界，任何异色都被看成不热爱领袖的行为。

　　没过多久，社会上又刮起了另一种热爱领袖的行为，把领袖的头像做成纪念章戴在胸前，以表示自己与领袖心贴心。这个行为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热浪，各地的大小工厂不甘落后地停下正常的生产，开始打造各式各样的像章，国家大批钢材投入到生产领袖像章的政治任务上。为了表达对领袖的热爱，像章做得越来越大，品种越做越多。作为对领袖的崇拜，人人胸前都要佩戴领袖像章。制造像章是热爱领袖的革命行动，家家工厂日夜赶制像章，成批成批地送往学校和事业部门。领袖像章风靡整个中国，相互赠送。各个工厂开始相互攀比，像章也在社会上越发越多，这个时候，有些人开始收藏这种特殊的纪念品，以示自己有多么热爱领袖。

　　全国所有的学校都不再上课了，但政治学习一天也没有停止。像章佩戴在人们胸前的同时，还要学习领袖的著作。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大小印刷厂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语录制作印刷，印刷厂不分昼夜地抢印语录，有精装本也有简装本，识字与不识字的都要人手一册。

　　在学校，领袖著作作为学生们的教科书，上级要求学生们不仅要读熟，而且还要背下来，定期进行比赛。在课堂上，每一个学生都要大声朗读，震耳欲聋的声音证明这个班级热爱领袖。从学校外面走过，此起彼伏的朗读声不断传到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浪，每当念完一段语录，学生们的脸就会变得面红耳赤，老师会感到强烈的安全感。

　　作为运动对象，舜瑶也必须戴像章，她没有资格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不能与大家一起读领袖著作，但也必须在其他老师的监督下读完当天所规定的语录篇幅，尽管学校仅仅让她写材料，但她的行动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