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人群众，廷光因祸得福。无论把他调到哪个工组里，都会有人保护他。上边来人调查廷光的劳动表现，工人老大哥告诉他们，老钟的劳动态度好，没有反动言论。指挥部得不到任何线索，对廷光实行专政的计划只能彻底停止下来。

　　廷光写信告诉妻子，不要为自己担心，大西北除了气候不好以外，同事们待他很好。舜瑶每次收到丈夫的信，都会读上两遍，她需要得到来自于丈夫的安慰，因此，每周收到丈夫的信件成为舜瑶的一种精神寄托。

　　益砚一直鼓励舜瑶把身体养好，他说：“妈妈，你要把身体养好，让他们看到你是打不垮的铁女人。”

　　第二天，舜瑶的腰仍然疼痛不已，她的前额和她的半边脸也青肿起来，她忍着膝盖上的疼痛，吃过早饭，与佳珍和佳侨不到七点就走出家门。这个时候，学生们还没有出来，路上不会遇上学生们的谩骂。

　　佳珍和佳侨的任务就是保护妈妈不受孩子们的围攻，为了不让妈妈受到伤害，她们用身体挡住飞来的石子，又用胳膊截住吐过来的唾沫。有了女儿们的保护，舜瑶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在去学校的路上，她们最怕碰到熟人，自从学校在舜瑶的住处附近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以后，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她的大名。越是害怕碰到熟人，一路上还越是碰到了不少熟人，他们都是学生家长，还有不少是工厂的中层干部。

　　学校对舜瑶实行专政以后，仍然有人称呼她为“校长、主任”，有的人见到舜瑶，不仅打招呼，还要说上一句话：“主任，挺住。”还有的人迎面走过来站在舜瑶的对面，坦诚地对她说：“老校长，你要想开，我们工人心里都明白是与非，不要怕。”还有的老工人专门站在舜瑶去学校的路上等着她们，说上几句鼓励她的话。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舜瑶，绝没有想到世上还会有人冒着挨批的风险与自己说话，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虽然工人们的言语不多，但也足以使她感到人情的温暖。

　　学校在这一天没有召开批斗大会，而是在大喇叭里开了一场批判大会。中午，佳侨与佳欣给舜瑶送饭，晚上由佳珍和佳侨接舜瑶回家。一路上，孩子们仍然不停地骂，不停地喊口号，不停地扔石子，对于这些，她们从最初的气愤到后来精神上的麻痹，已经习惯了在谩骂声中走路。

　　两天以后，学校又开始对舜瑶进行批斗大会，每一次的批斗大会都是从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专政组的老师告诉大家，现在不上课，但阶级教育课一天也不能拉下来，他们把舜瑶当成了运动的靶子，一天不批斗她，他们就会感到没有革命到底。

　　舜瑶经常因暴晒而昏倒在地上，经常因过度弯腰而瘫倒在地上，经常受雨袭击而浑身抽搐，就是这样，男老师也要把她揪起来。他们用大喇叭对全体师生喊着：“她是装的！是负隅顽抗，只有把她彻底打翻在地，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纵然遭受这样的折磨与污辱，舜瑶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专政小组对她始终不低头认罪的行为大为恼火，他们的报复变得更加疯狂起来。专政组开始实行新的计划，从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对舜瑶进行批斗，又从下午一点到四点进行新一轮的批斗，舜瑶不能站立起来，就让她跪着。夏天的午后，更是烈日炎炎，每一次批斗大会，舜瑶都会晕倒十几次，他们又十几次从地上揪起她来，直到他们也站累为止才结束。

　　每天女儿们送饭来，舜瑶总是含着眼泪说：“吃不下。”女儿们见到她就哭，她们在厕所里求舜瑶把饭吃下去，舜瑶答应孩子们。可到晚上，女儿去接她的时候，看到那份午餐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一回家，舜瑶就瘫倒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益砚钦佩妈妈的坚强与不屈不挠的性格，但他不忍心看到妈妈受这种灭绝人性的折磨，他决定去学校顶替妈妈批斗。他倔强地对舜瑶说：“妈妈，我不能看着你受到这种非人的折磨，我去学校顶替你。”

　　舜瑶看着儿子那张正义的脸，苦笑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让妈妈把晚饭吃下去是孩子们最大的心愿。舜瑶每当看到儿女们那张张乞求的面孔时，就会有一种力量支撑着她把饭吃下去。她需要孩子们陪伴在自己的身旁，有了这些孩子，她才有勇气面对人格的污辱和忍受肉体上的折磨，她要勇敢地活下去，她要看到为自己平反的那一天。

　　在一个酷暑的早晨，舜瑶站在台子上连续暴晒了两个小时，她始终低着头，胳膊被高高地向前板着，身体超过45度弯向地面，她脸色紫红，汗水像淋浴一样洒在水泥地面上，她的腿像筛子一样不停地颤抖着，就连台下的学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长时间的暴晒，学生们的呼喊声也变得越来越弱了。忽然，舜瑶重重地向前栽了下去，她栽倒在平台上，人事不省。她的呼吸微弱、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她的身体冰凉，静静地躺在平台上。

　　台下发出阵阵哭声，一辆厂子的救护车呼叫着把她送进了医院。

　　舜瑶的身体彻底被摧垮了，她的胃炎再次复发，肾炎已经到了病危的状况。长久站在烈日下暴晒而得不到一滴水，使她又得了急性膀胱炎，她的膝盖关节又红又肿，全身浮肿，她浮肿的面孔看上去令人心碎。

　　在残酷的批斗大会上，舜瑶始终咬紧牙关坚强地挺着，但她毕竟不是铁打的人。诬陷与非人的折磨日复一日，烈日下、风雨中，无休止的批斗大会，她的身心遭受到无情的摧残。面对无休止的谩骂与污辱，她的胸腔里充满了郁闷与愤怒，她无法咽下营养的饭菜，每天，她用都在消耗自身的体力。肾炎再次复发，让她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

　　舜瑶的化验结果到了五个加号，大夫看到后，非常惊讶，他严肃地告诉益砚：“我告诉过你，你母亲要休息，要营养的，她不能受气，不能受一点劳累，你都做到了吗？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母亲的身体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你母亲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大夫用严厉的目光盯着益砚。

　　益砚不得不把舜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大夫。大夫听后，毫不犹豫地把舜瑶留在了医院，他说：“我是一名大夫，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你母亲只有住在医院里才能得到治疗，如果她再这样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大夫的勇气与正义和感人肺腑的话，让益砚那颗绝望的心重新又燃烧起来。他的眼睛里泪花闪闪，他双手用力握住大夫的手说：“大夫，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他恳求大夫一定要把舜瑶从危险中拉回来。

　　大夫把舜瑶留在了医院，并为她做了全面的检查。这是一次人道主义的救治，大夫把舜瑶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住进医院，舜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身心也暂时得到了休息。但是她知道，住院治疗只是暂时的，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只要一想到那块水泥平台和那间又阴又潮又冷的厕所时，她浑身就会不由自主地打起寒战。

　　她住院治疗，学校不能继续开批斗大会，专政小组的人又恨又没有办法，他们几乎每天都派学生去医院观察动静。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亲自去医院威胁大夫停止对舜瑶的治疗。大夫并没有理会那些威胁的话，他严肃地告诉学校老师：“等我治好了病人，自然会让她回家去的。”

　　舜瑶十分感激大夫敢于面对学校老师的行为，但她不明白，大夫为什么要冒着这个危险来帮助自己？直到有一天，她才知道了原因。

　　原来，那位大夫出身于工人家庭，父母早年得病不治身亡，是一对老师夫妇收养了他。以后，他上了大学，又当了大夫，他感激自己的养父母。因此，对于学校的老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他非常同情舜瑶的处境，不顾自己被扣上帽子的危险，挺身而出为舜瑶治病。大夫这种不顾自身安危的做法，让舜瑶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敬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不少新名词，把批斗称为“坐土飞机”。土飞机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把被批斗的人架上平台，把他们的胳膊举向天空，他们低着头、弯着腰、撅着屁股的样子如同一架飞翔的飞机。红卫兵为了取乐，有时候，让挨批斗的人站在窄小的高凳子上，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一块沉重的大牌子，还在他们弯曲的腰上压上一块木板子，几分钟后，人就会浑身颤抖，再过几分钟，人就会从高凳子上摔下来，轻则摔个鼻青脸肿，重则摔断骨头，有些老年人摔下来后就断了气。看到这些，红卫兵拍手称快，然后大声叫喊着：“这就是反动分子的下场！”

　　有时候，红卫兵让挨斗的人站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再用脚一踢，站在上边的人便会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摔下去的人便永远站不起来了。

　　有时候，他们把挨斗的人推到窗台外边，如果你能够坚持到结束，你就会活过这一天，如果你摔下去了，你的死将抹掉你的罪恶。把阶级敌人打进十八层地狱，正是红色恐怖所期待的结果。群众运动整死阶级敌人，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更何况那是一场肆意妄为、相煎太急的大革命呢！

　　自从学校的那位男老师被专政以后，他所栖身的地方就是那间黑暗的厕所，他除了白天劳动，晚上也就待在那间厕所里。在北京，他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朋友，专政组烧掉了他所有的书，一张小桌子、几页纸和一支铅笔，一张铺着一张破旧的毡子和一床薄薄的被子五十厘米宽的木板的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他完全被监控起来，没有任何自由。

　　那位男老师每天只能从大喇叭里听到一些有关运动的新闻，然后，就是专政组对他的叫喊声和学生们的谩骂声。晚上，他面对着昏暗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呆呆地坐在那里。自从舜瑶住院以后，他便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专政组的老师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和舜瑶。雨天不让他们穿雨衣干活，他们就像泥浆人。酷暑，干活时不让他们喝水，以至于他们的嘴唇都干裂得起了泡，他们的前胸和后背也都长满了痱子，奇痒难耐。寒冬，不让他们戴手套，在凌烈的寒风中，他们的手上满是裂纹，疼痛钻心。

　　专政组的人让他们拔草、搬砖、清洗墙上的污迹、平整操场，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劳改犯。但与真正的劳改犯所不同的是，监督他们的人不是狱警，而是被他们教育多年的学生。

　　专政组的人为了不让他们凑到一起，把他们分到操场的两个相反的方向去干活。但无论专政组的人如何把他们分开，在拔草的时候，男老师都会帮助舜瑶去拔草，监督的学生并不阻挡他们。

　　清扫操场，他们一个从西头扫起，另一个从东头扫，男老师总要扫一大半。

　　清洗墙壁时，男老师也要清洗三分之二。学校有一段墙需要重新砌砖，男老师从不让舜瑶搅拌泥浆，只让她添水。砌砖时，他砌墙，让舜瑶给他递砖。男老师的一切动作，舜瑶都看在心里，她明白对方的意思，却不与对方说话。只要监督他们的学生一离开，男老师就会低着头对她说：“主任，你没有错，用不着害怕，早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你的身体不好，慢慢干。”只有在这个时候，男老师才有说话的机会，哪怕说一句话也好。

　　在人情淡如水的运动中，当双方都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年轻老师仍然不顾安危偷偷地帮助自己，舜瑶心里很受感动。可是，她已经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所以，每当男老师跟自己偷偷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不想回答对方的话。她猜疑对方是否探查自己？她对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再信任了。在充斥着虚伪、狡猾、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恶语中伤、编织假话的群众运动中，大家都变得谨慎起来。提高警惕，不是防贼，而是提防来自朋友之间的中伤。因此，尽管男老师帮助了舜瑶，她也只能暗暗地记在心里。

　　虽然，监督劳动的学生没有阻挡男老师的做法，但他们把这些情况都向专政组做了汇报。从舜瑶住院的那天起，专政组便以与当权派暗中串联企图搞复辟为由，也把男老师送上了批斗台。从此，男老师天天被架到那个平台上，几个专政组的男老师以更加凶狠的手段开始疯狂地报复他。

　　他们把男老师的头剃成光头，并在他的头顶上写满了黑字，还在他的脸上用红笔画上大叉子。男老师年轻体壮，想要举起他的胳膊要费很大力气，专政组的老师就用一根又粗又长的草绳子把男老师的胳膊死死地绑在他的背后，让他光着脚，只穿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不论雨天还是晴天，批斗他的时候，都是由四个男老师把他揪到台上，然后，把他的背按到大于45度的角度。烈日炎炎的天气，两个小时过去以后，水泥台被晒得滚烫，足以能够煎鸡蛋了，这个时候，几个男老师一脚把他踢跪在那上面，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位老师的膝盖开始流出血水，这个时候，男老师们会更加使劲地向下按住他，不让他移动一下，滚烫的地面一直焦烤着他的膝盖。还有的时候，专政组的人在水泥地面上撒上小碎石子，让他跪在上面。

　　批斗大会的时间长，不少学生因暴晒而中暑，被雨淋而发烧，学生家长因孩子生病找到学校，专政组才不得不减少了大会次数，并缩短了大会时间。而每一次批斗大会以后，那个男老师则必须跪到中午十二点，即使没有批斗大会，男老师也要在平台上跪上几个小时。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男老师的腿很快就化脓了，专政组不让他去看校医，更不准他去医院，他只能用凉水洗一洗伤口。每天他瘸着腿，由学生监督着去工厂食堂买饭，也只能买玉米面窝头和咸菜。专政组的人经常让他在骄阳似火的阳光下和雨天里，挂着大牌子，围着操场跑圈，看着他的膝盖化脓和流血，他们则坐在阴凉底下得意地笑着。

　　最初，还有学生在操场上观看，到了后来，有的小学生从家里拿来纱布和药水给男老师，却被专政组的人给没收了。有的学生家长知道男老师无亲无友，想给他送点热菜热饭，也被专政组的人说成是与反革命分子穿一条裤子。工人们哪里听得下专政组的威胁，他们气愤地骂专政组的人“是借群众运动迫害优秀教师”。没过多久，那位老师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野蛮的折磨了。

　　一个早晨，一名学生在厕所门外喊男老师，让他出来打扫卫生，喊了几遍，男老师也没有出来，他一脚踢开厕所的门，正好碰到了一双赤裸的脚，晃晃悠悠地垂到那个学生的眼前，他顺着双脚向上望去，男老师的脖子套在一根皮带打成的结子里，皮带栓在下水管子上，他上吊自杀了。那个刚才还凶巴巴的高年级学生看到这个场面，大喊一声：“死人了！”便向后一倒，人事不省。这一声惊涛骇浪般的叫喊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形成一个强大的回音。

　　专政组的值班老师听到喊声，立即跑来，见学生躺在地上，再往厕所里看，他的脸色也变得惨白，他的嘴唇上下磕碰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学校的老师傅长年累月住在这里看校门，这个男老师也常年住校，他们成了相互照应的伙伴。自从男老师被专政以后，专政小组便开始实行值班制，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看大门的老师傅也因此而受到了警告，不准他与阶级敌人来往，他不敢再与男老师说话了。

　　每一次，舜瑶的女儿来送饭的时候，老师傅都会小声叮嘱她们照顾好母亲。遇上有男学生骂她们，老师傅会把他们赶跑。舜瑶由女儿接回家的时候，老师傅边去锁大门，边小声告诉她们：“孩子，你们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一些呐！”

　　老师傅一直记着舜瑶对他的好处，是这位老主任留下了他看校门，一直到现在。所以，当舜瑶和男老师被专政以后，老师傅看着他们遭受折磨而不敢帮助他们，他心里痛恨那帮专政小组的人。

　　男老师遭受折磨的时候，老师傅总是找机会对男老师说：“你可要挺住，挺住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男老师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老师傅在昏暗潮湿的厕所里，站在椅子上把男老师抱下来，男老师的身体还有一丝余热。

　　躺在地上的男学生被专政组老师推醒以后，他像一个傻子一样，流着口水，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人，突然，他“哇”的一声，声嘶力竭地嚎哭起来，开始全身不停地颤抖。专政组的老师一看情况不好，立刻把他送到厂卫生所去了，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厂区。

　　在那位男老师的桌子上，平摊着一张纸，上边清楚地写着几个大字：我没有罪！男老师静静地走了，学校通知他在农村的亲属，可是，没有亲属为他送行，他的亲属在农村像他一样也是专政对象。

　　没过几天，佳茗从工厂带回一个坏消息，他们厂财务科的一个会计师因受不了反复揪斗，在妻子和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煤气自杀了。而他的妻子正是教过佳欣的一位漂亮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的头发也在一夜之间变白了。

　　几天以后，同楼住着的一个邻居的儿子死在了监狱里。那个邻居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大学生，另一个儿子与佳珍同岁，是学校的高才生。他因举领袖语录的时候，上下颠倒了，加上他家成分不好，同学围攻他，给他扣上了一个“污辱领袖”的罪名，送到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司令部让他跪下，在领袖像前低头认罪，他坚称自己不是故意的。结果，遭到一顿暴打之后，以现行反革命罪把他交给了派出所，在那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把他关进监狱。当他哥哥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几天之后，他的家里就接到他死亡的通知。据说，他是因精神不正常一头撞墙而死的。没过几天，他们全家便从楼里消失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又过了几天，那是一个早晨，益砚起了一个大早，想先去医院看望舜瑶，然后再去学校。当他骑车路过临街楼房的时候，发现那里停着一辆大卡车，还有红卫兵进进出出地从楼里向外搬家具。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家一大早就搬家呢？定睛一看，那个架势不像搬家，那栋楼的外边没有一个人，附近楼里出来的人一看到那种情况，马上转身回家了。益砚感觉不妙，急蹬自行车，飞出那块是非之地。

　　晚上，益砚回到家，听妹妹讲，临街楼房里死了一户人家。再一打听，原来是他高中同学，也是益强的大学同学与父母死在了一张床上。据说，他家里除了一张大床外，房间已经全部被搬空了。益砚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那位同学的父亲是纺织部的总工程师，享受最高专家待遇。文革一开始，中央就有批示，不得揪斗他，不得停发他的工资，不准抄他的家。那位同学的母亲是一位修养极高、保养极好、身材极美的上海女人，她不工作，即使在家里做饭也穿着绫罗绸缎，她很少跟外人打招呼，她的几个哥哥都在美国，家里有不少外国洋货。益砚不敢想下去了，他越来越害怕，整日坐卧不安，他更加担心舜瑶今后的安全了。

　　益强不敢相信这位同学的死讯，这个同学因肺结核休学一年在家养病，暑假期间也没有去大学参加政治活动，就在前几天，益强还去看望过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死因，也没有人知道那些搬东西的人是谁，大家只感到一个“怕”字。

　　佳茗因舜瑶的问题，从实验室下放到车间劳动，与工人一起接线头，一天站八个小时，下班回到家，累得躺在床上蒙头大睡。廷光不在，没有人给她做晚饭，哥哥妹妹们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舜瑶的身上，她开始埋怨舜瑶连累了自己，让她受劳动之苦。她以此为由，对家里的事情袖手旁观。

　　舜瑶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后，病情总算稳定下来，大夫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可是，她却坚决要求回家休息，万般无奈之下，大夫答应了她的请求，但告诉她，必须半休一个月。

　　一个月后，舜瑶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她躺在床上，开始担心以后的生活，她不知道以后会有多长的时间，自己的身体能否挺住以后的一切。

　　全国依然在一片红色海洋的混乱中。

　　佳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动荡，学校停课，她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只能待在家里，等待国家分配。因此，她就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照顾舜瑶了。

　　佳侨是应届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所有学校不再招生，她也失去了考高中的机会。全国取消了高考制度，大学关闭大学老师几乎都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去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只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虽然学校早就不上课了，但佳侨却仍然每天去学校帮助老师做一些事情。她所在的学校，有不少农村的学生，学校不上课，正好可以回家帮助家里干农活，而城市的学生，也都想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不去学校，也省下了车费。因此，学校组织批斗大会，参加的人寥寥无几，学生们对哪位老师是阶级敌人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眼里，地里的庄稼和家务活比批斗会更为重要。

　　佳欣本应升入初中学习，现也只能在家里待着了。

　　佳燕的小学，除了上政治课、学习语录、开批斗大会，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但是，学校仍然要求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在钟家的七个子女中，只有益砚和佳茗必须要去上班。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该升学的升不了学，该毕业的毕不了业，该参加高考的却无法参加。看着儿女在家荒废学业，舜瑶的心里十分痛心，这场运动耽误了所有孩子们的前途。她在家里又休息了一个星期，但这个星期并没有让她真正得到休息。

　　据说，纺织厂经常发生两派武斗，离家不远的那一大片纺织厂单身宿舍里，每天都可以听到叫喊声和吼骂声，这些声音时常传进家里，尤其是在夜里，那种声音显得尤为瘆人。

　　尽管各家各户都把窗户紧紧地关闭着，但那声音还是从窗户缝里传进家里，渗进人们的心骨里。有一段时间，单身宿舍与住宅之间的小马路上几乎没有人行走，据说，从那条小马路经过的人，很可能被怀疑为另一个派系的奸细而被抓起来。因此，宿舍区的人称那条小路是一条恐怖之路。两派之间经常发生武斗，各派的人手持棍棒和绳索，只要能够战胜对方，就会打到最后一刻。那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血腥场面，工人阶级之间的混战，只有动用军队才能控制得住。

　　家，是舜瑶唯一可以喘息的地方，孩子们一直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她们生怕外界的噪音传进来而影响到她的情绪。不过，孩子们最害怕的还是有人突然敲门。

　　佳茗下放劳动，对厂里的任何事情表现得漠不关心，对两派的人更是躲得远远的。女工离婚的事情经常发生，不是丈夫的家庭有问题，就是丈夫本人有问题，为了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与丈夫划清界限是唯一的出路。夫妻离婚、父子断绝关系，是一种革命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脱离那种罪恶。

　　学校不上课了，家长们不高兴了。在家长心目中，学校如同半个家长，有学校，孩子就有人管，家长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上班。学校停课，孩子们整天待在家里，令家长们无法安心上班。虽然，舜瑶成为反动当权派，他们反而更加怀念起舜瑶来了。所以，当家长们看到孩子们胡闹，就会大声阻止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些工人家长们敬重舜瑶，佳茗下车间劳动，才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欺负。

　　舜瑶从医院回家以后，马上就又开始抽上了烟，她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考虑今后的生活，那座平台令她心惊胆战。

　　学生们上午去学校开批斗大会，下午就闲散在家里，有时去看宣传队表演的样板戏。家属委员会的干部们看到孩子们荒废了学业，便想出一个新办法，让那些家庭妇女们教学生们做一些活。于是，大家一致推荐老八路的老婆教大家学着纳鞋底。

　　宿舍区立刻就又出现了大家纳鞋底的景象。老八路的老婆用破衣服为材料，教孩子们如何做鞋。学生们从学校回到家，三人一伙、几人一组围在一起，坐在院子里或者楼道里，学着干起了活。

　　还有一些家庭妇女教学生们织毛衣和补衣服。而那些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加入到劳动小组里，学着纳鞋底和参加那些消磨时间的革命活动，他们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读书，只能躲在家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偷偷地看书。

　　佳燕也不得不参加这种活动，但是，她仍然被人欺负。一天，她从外边走进楼里，只觉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个时候，她听到在一个角落里传出“哈哈哈”的笑声，她从地上爬起来一看，是一块香蕉皮把她滑倒了。她咬了咬嘴唇，上楼去了。

　　楼道里因没有开灯黑漆漆的，当她去开门的时候，却碰到了一团毛茸茸，湿乎乎的软东西，她不由自主地尖叫了一声，退到了楼梯口，不敢回家。等她缓了一口气后，便不顾一切地歇斯底里地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一帮小杂种！让你们出门就摔死在马路上！”

　　佳燕的喊声，惊动了邻居们，大家打开大门走出来，老八路的老婆也上楼来了，佳燕惊魂未定地指着自家门让邻居们看。这个时候，佳珍也打开了大门，门把子上的东西忽悠忽悠地摇晃着，把她也吓了一跳，同时，她也大声惊叫了一声。

　　老八路的老婆愤怒了，她大声喊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干的？太不像话了！”围观的邻居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老八路的老婆一边安慰佳燕，一边从门把子上取下了那只死猫。

　　佳燕第一次感受到肺都要气炸的滋味，群众运动让那些小孩子们也学会了欺负人，他们不再可爱，他们也变得像黑乌鸦一样丑恶了。

　　躺在床上休息的舜瑶听到门外的嘈杂声，也听到了佳燕的怒吼声。可是，当女儿们关上门，走进她房间的时候，她非常生气地批评佳燕：“孩子，我们是有教养的人家，骂人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她知道女儿并没有错，但她仍然要教育女儿注意自己的言行。

　　佳燕感到心里很委屈，她真想痛哭一场，但是，她咬了咬嘴唇，对舜瑶说：“妈妈，我错了，今后我不会再骂人了。”舜瑶闭上了眼睛，顺着眼角，流出一串泪珠。

　　舜瑶又回到了学校，每天仍然由女儿们接送她，她们同样要遭到一群孩子的围攻、谩骂和向她们身上扔石子。

　　专政组并没有允许舜瑶半天休息，他们仍然开批斗大会，只不过次数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这片地区，舜瑶有非常高的声誉，她得到了学生家长们的爱戴与尊敬。到了后来，很多学生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去批斗老师了，不少家长一听说开批斗大会，索性给孩子请假，不去学校。有一个孩子不去学校，就带动了一大帮孩子，有时候，甚至一个班的孩子都会请假不去学校，这样一来，参加会的学生就越来越少了。学校召开批斗大会，台上发言的学生斗志昂扬，但下边却焕发不出热情来，专政组只好把每天一次的批斗大会，改为每周两次。

　　又过了一段时间，专政组变换了形式，他们召开全校老师大会，让大家揭发舜瑶的反动言论。在揭发会上，舜瑶没有“坐土飞机”，但她必须低着头站在前面。专政组的老师指着她的头，挥动着拳头不停地叫喊着，下边的老师却没有什么愤怒，也没有人发言。专政组的老师再次鼓动大家勇敢地揭发舜瑶的反动言行时，一个中年女老师突然站了起来，严肃地告诉大家，舜瑶是特务。

　　她向大家讲了一件事情：舜瑶曾经告诉这个女老师，家里女孩子一人在家令人不放心，因此，给孩子们定了一个敲门的信号，如果不是这种信号，再敲门也不要开门。这个女老师把它说成是特务信号。

　　当专政组的人让舜瑶认罪时，她把头抬了起来，她看了一眼那位女老师，然后，对大家说：“大家都听说过宿舍区里发生的事情，邻居家的叔叔叫开朋友家的门，把人家的女孩子给糟蹋了。你们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发生这种情况？我给女儿立下规矩，这难道是罪吗？这难道是特务信号吗？”

　　教师们听了舜瑶的陈述，用一种鄙视的目光射向了那个女老师。女老师慌忙低下头，匆匆回到了座位上。

　　舜瑶感到痛心，那位女老师正是与自己同住一楼的邻居。人心叵测呐！那个女老师常常把她的女儿放在自己的家里跟女儿们一起玩儿，在教学安排上，舜瑶也尽可能多照顾她，给她充裕的时间送孩子去托儿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此时恩将仇报，这对舜瑶来讲又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她彻底地失去了对任何人的信赖。

　　舜瑶每隔两周就到医院去做一次检查，专政组的人派校医同去，以防大夫做假。舜瑶的身体时好时坏，每一次去，大夫都要开出半休或全休的假条，但是，舜瑶再也没有得到过休息的许可。

　　“十一”，专政组没有让舜瑶回家休假，而是让她住在学校里写检查。女儿们将厚厚的褥子和棉被送到舜瑶的学校，并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暖水袋，在冰冷的凳子上垫上一块棉垫子。

　　“十一”国庆节对于舜瑶来说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自从她获得了“优秀辅导员”的光荣称号以后，她也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经常被邀请到天安门与丈夫一起参加国庆节的联欢晚会，这是荣誉，也是对她辛勤工作的一个肯定。每一次，他们夫妇去天安门参加国事活动的时候，不得不撇下女儿们守在家里。他们半夜回到家，女儿们蜷缩在一起睡觉的样子，令他们夫妻感到有些凄凉，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每年参加这个值得骄傲的活动。

　　国庆节的晚上，天安门仍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但是，钟家却显得冰冷如冬。益砚、益强和五个妹妹们坐在桌子前，看着几盆就要开放的昙花，他们心里感到凄凄凉凉的，他们思念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益砚和益强那一年从小城带回来一盆昙花，舜瑶一直放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见到它，就如同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精心地为它浇水、施肥，几年以后，一盆花变成了几盆花，又过了两年，昙花终于第一次在他们家开放了，他们邀请周围的邻居来观赏昙花。以后，他们家的昙花年年都会在“十一”前后开放。当昙花盛开的时候，周围的邻居们都会来观赏。

　　可是这一年，舜瑶被关在学校，家里的昙花长了十几个花苞，就要在“十一”这一天开放，七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昙花，没有一丝快乐的心情。

　　佳欣望着昙花，讷讷地说：“要是爸爸妈妈在，该有多好啊！妈妈看了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她的话激起了其他姊妹们的情绪，佳珍说：“对，我们晚上抱一盆花去妈妈学校吧。”

　　佳燕央求两个哥哥，说：“我们抱一盆花吧。”益砚和益强看着妹妹们动情的面孔，他们决定去学校试一试。

　　“十一”的晚上，益砚推着自行车，在后座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上了一盆即将开放的昙花，与弟弟妹妹们一起去了学校。这一天晚上，在学校值班的不是专政组的人，两个女老师和老师傅看着七个孩子真诚的面孔，他们答应了孩子们的请求。

　　这一天晚上，舜瑶坐在冰冷的厕所里，看到了心爱的昙花徐徐地张开花瓣，吐露着诱人的清香味，她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益砚和益强就去学校又搬回了那盆花，他们不想给女老师和老师傅增加任何麻烦。

　　舜瑶在国庆期间仍然要打扫卫生，女儿们一天送三顿饭，每次送饭都要经过检查后才能交给她。国庆节，孩子们为舜瑶做了一份特殊的饭菜，她们想方设法不露痕迹地把鱼和鸡蛋埋在饭盒的最下面，上边铺上饭和白菜。为了让舜瑶能喝上牛奶，女儿们用牛奶煮粥并在下边放上一只油煎鸡蛋。为了让舜瑶喝上营养汤，佳欣把汤装进一支药瓶里，把果仁压在粥底下送到学校。每一天，女儿们都变换着花样让舜瑶能够吃得更好一些。

　　“十一”过后，舜瑶又可以每天回家了。女儿们接送她，仍然受到孩子们的围攻与无休止的谩骂。有的时候，为了躲避那帮孩子的追骂，她们不得不乘电车绕道回家。原本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她们却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到家。

　　有一天，这种情景正好被蹬着三轮车往厂里送菜的那位大婶看到了，她老远就听到了孩子们的喊声，看到一群孩子跟在舜瑶的身后骂人，她停下车跑上去，把孩子们赶跑了。然后，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握住舜瑶的双手。

　　这个举动，在这种环境里令人生畏，舜瑶想抽出手来，却被对方紧紧地握住，她低声央求着：“大妹子，你放开我的手，让人家看到了，对你没有好处。”

　　那个妇女松开了手，说：“老校长，我怕什么？我是工人，你也不用怕，你教了那么多学生反而有罪了？没有人相信！走吧，今后回家从我们那边过，看谁还敢跟着你骂！”

　　这位妇女的纯朴与真情温暖了舜瑶那颗冰冷的心，她的眼睛潮湿了。

　　第二天早晨，佳珍和佳欣与舜瑶刚刚走出楼门口，见一个男孩子站在外边，她们很是害怕。那正是数九寒天，男孩子衣着单薄，脸被冻得通红，他一见到舜瑶母女三人，立刻喊了一声：“老校长！”

　　舜瑶不知道男孩子是谁，与女儿仍然往前走。这时，男孩子跟在她们后边说：“霍校长，是我妈妈让我来陪你们去学校的。”舜瑶这才恍然大悟，她停下来问他：“你是家里的老几？”男孩子回答：“我是家里的老四，上初中了。”舜瑶一下子记起来了，这个男孩子是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男孩子带着舜瑶母女三人穿过他们住宅区走到学校，尽管绕了一个远，但没有人跟在她们身后。晚上，这个男孩子早早地就等在了校门外，佳珍和佳侨接舜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有几个孩子叫喊着跟在她们身后，那个男孩子挥动着拳头把他们赶跑了，他又带着舜瑶母女，穿过他们的住宅区，把她们送到家门口。

　　舜瑶非常感动，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帮助，对男孩子说：“以后不要再来了，你家里兄妹多，也需要你照顾，回去帮你妈妈干些活吧！”

　　男孩子爽快地说：“霍校长，我家没什么事，学校又不上课。送您回家是我妈交给我的事情，出了错回去要挨骂的。”就这样，那个妇女每天都让孩子陪着舜瑶母女往返与学校与家之间，从没有间断过。舜瑶感到很奇怪，只要她们一走到那个区里，大人们总会站在门口等着她们，并跟她们打招呼，那里的孩子们也会大声喊着：“校长！校长！”这种状况与另一个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舜瑶非常感谢这些纯朴的工人与他们家属的保护。

　　专政组把工人孩子接送舜瑶的行为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让舜瑶写认罪材料，并让她讲出与他们的联络方法和地点等。

　　舜瑶感到专政组的人极其荒唐，告诉他们：“我不认识他们，更没有联络方法，那是学生自发的。”舜瑶的话和群众对她的保护令专政组的人恼怒，他们要把积郁在心里的恨发泄在舜瑶的身上，他们开始让舜瑶一天刷三次厕所，擦三遍楼道，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解心头之恨。

　　舜瑶面对灰暗的明天，除了咬紧牙关干活外，就是等待为自己伸张正义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1969年的春节，廷光没有获得探亲假回京与家人团聚，楼里的其他男人们又是集体乘火车回到了北京。各家又有了活气，男人们不仅带回了钱，也买了不少吃的回家过年。钟家的男主人没有回来，舜瑶带着孩子们没有任何心情过年，她仍然每天要熬夜写检查材料。

　　邻居老八路一回到家，就看到了在各个门户上贴着的红黑色的标志，他站在院子里，气愤地冲着各家的窗户喊了起来：“那是谁贴上去的，赶快摘下来，公司领导没有这个指示。”几天以后，红黑色的标志依然贴在门户上，老八路终于按捺不住怒火，他站在楼道里大声地喊道：“红黑条子都是谁贴的？都是老邻居了，乱来！还没给老钟家下结论呢！怎么当过警察的人家也成了红五类了？真是胡来！赶快都揭下来！”这个“三八”老干部大声的指责，各家都听到了，但是，没有一家回应，第二天，红黑条子便不见了。

　　这是一个冷落的春节，舜瑶没有心情，也没有心思张罗过节的事情，她让孩子们按照以往的习惯，蒸了两锅枣馒头和红小豆包，简单地做了一顿年三十的晚饭。年初一的早晨，全家人仍然吃了一顿饺子，只不过，舜瑶没有在饺子里放任何有趣的东西，也没有给孩子们准备新衣服。

　　廷光虽然没有回家过年，但是，楼里的老邻居们仍然给舜瑶来拜年。有来有往，舜瑶让两个儿子回访老邻居们。

　　舜瑶还是每隔两个星期就去医院检查一次，化验结果不好的时候，大夫就开假条。专政组的人，高兴的时候就让她休息，不高兴的时候就让学生把她从家里叫到学校劳动。对于专政组的所作所为，舜瑶感到身心疲惫，但只能听天由命。

　　学校掌管大权的是专政组，党支部书记除了按时召开支部会议和组织党员学习外，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书记曾经对专政组的老师说过，霍主任不属于敌我矛盾，除了她家庭成分不好，本人工作努力贡献很大，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批判一下也就可以了。她为舜瑶辩护，被专政组说成是“她的阶级立场站到了敌人那一边去了”，对她进行了党内批评。从此，女书记便再也不想跟专政组的人谈任何本质性的问题了，她一直为舜瑶打抱不平，但却没有能力去保护舜瑶，她知道，专政组的人一直都没有放弃抄家的想法，她更清楚，这一天早晚会来的。所以，她找了一个机会给舜瑶送去了一个消息。

　　学生放假，老师轮流在学校值班，一天早晨，舜瑶正在厕所打扫卫生，突然，她感到有一个东西伸进自己的口袋里，她一抬头，看见了女书记。她一愣，但没有说话，女书记用眼睛看了一眼她的口袋，又对着她点了点头后，就出去了。

　　周围没有任何人，舜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球，伸展开一看，上面写道：可能会抄家，转移家里重要的物品。舜瑶看完后，就扔进下水道冲掉了。

　　舜瑶与女书记一直是一对工作上的伙伴，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当运动开始以后，书记与她就再也没有谈过工作上的事情。因此，舜瑶虽然不知道书记的意思与目的，但她立刻就警觉起来了。

　　一年多以前，专政组曾经想尽办法来抄家，都让丈夫挡了回去。现在，社会上游街、武斗、抄家、绑架日益频繁起来，他们可以找任何理由来抄家，这位书记一定是在提醒自己。有备无患呐！舜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夜间在外边走路已经非常不安全了，大街上到处都有红卫兵在巡逻，他们随时都会盘问过往的行人，因此，晚上很少有人出门。

　　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那家曾经贪污过公款的邻居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何故被人用刀子捅死了。第二天一早，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立即通报了警察。警察凭着他身上的一本通讯录找到了他的家。

　　那天早晨，警察开车到楼前的时候，所有的住户都感到害怕，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更不敢晚上出门了。

　　凶手是谁？无处可查，邻居家更不敢在外边讲此事，几天以后，这家的男人便吃安眠药自杀了。邻居家遭到的不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跟他们家人说话，大家不愿意往自己身上增加任何麻烦。

　　舜瑶听邻居家出了事，精神上受到了更大的打击。那个死去的男孩子与佳珍同龄，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舜瑶不敢去看望那个邻居，怕自己被加上更多的罪行。

　　同时，她也很担心佳茗下中班回家和上夜班去工厂的路上不安全，益砚和益强告诉舜瑶：“妈妈，您不用担心，我们去接送大妹上下班。”

　　尽管家里有儿子，但是，舜瑶仍然害怕晚上有人敲门。过完年，楼里的男人们陆续返回嘉峪关，留下她们的妻子和儿女，楼里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清清冷冷的老样子了，家家户户很早就关上了灯。

　　钟家也和大家一样，每天晚上舜瑶与孩子们一起吃完晚饭后，就与儿子们一起商量运动的事情。

　　益强退掉了大学宿舍，可以天天回家了。益砚感到有弟弟在家，肩上的担子也减轻了一半。益强一直鼓励舜瑶要坚强一些，不要成为运动的牺牲品。尽管在运动中，大学里有的教授含冤自杀，也有的人在下放劳动的农村里跳井自杀，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并没有倒下去。他告诉舜瑶：“妈妈，我想这种状况不会维持太久的，政府一定会全力扭转这种局面的。有的人借着运动打击摧残老干部，很多人不明真相，我们学校挨整的老教授都是正派人，他们教书没有错，我不相信不读书会建设好国家。妈妈，我们要相信国家、相信党，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久了。妈妈，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呀！”

　　儿子的话在舜瑶的心里产生了一点点波动，她努力调整自己的精神与心态，但没过多久，她又心灰意冷起来。

　　每天，她咬着牙爬起来，开始艰难的一天，从早到晚，身心备受煎熬，每天她都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可是，每一天都令她更加失望与自卑。她的肾病反反复复得不到根治，也得不到彻底的休息，她只有靠药物来维系健康。每天晚上回到家，她就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倒在床上，腰痛和胃痛常常让她睡不着觉。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下，舜瑶已经没有精力与心思去想任何事情，她没有更高的要求，只求第二天还能活在世上。孩子们仍然坚持给她做滋补汤，并增加饭菜的营养，廷光每周来信都会告诉孩子们尽全力让妈妈吃上最好的食品。

　　舜瑶的烟瘾越来越大，她全凭着烟力来支撑自己的情绪，儿子们也并不去阻拦她。

　　一个晚上，女儿们已经去睡觉了，只有两个儿子陪着舜瑶说话，八点多钟，突然有人敲门，益砚和益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相互望着，不知道如何去做，舜瑶也非常害怕。最近经常有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深更半夜去抄家，没有人知道抄家人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她知道了益强的同学家被害以后，她越来越担心，她最怕晚上和一大早有人敲门。

　　又过了一会儿，门外的人仍然轻声地敲着门，益强站起来说：“妈妈，我去看一看，不用怕。”他走到门口，向外面问了一声，门外没有动静，但还是敲门，他鼓了鼓勇气，打开大门。

　　当他一打开大门的时候，一个人影从昏暗的楼道里一步迈进大门，并轻轻地，迅速地把门关上了，同时，来人叫了一声他们的名字。哥俩先是一惊，当他们看清楚来人的时候，便转惊为喜了。

　　进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大表哥，舜瑶的大侄子，岳翔。岳翔没有等他们说话，就走进屋子里。岳翔看见坐在沙发上的舜瑶，便一步走到她的面前，轻声叫了一声：“三姑！我是岳翔啊！家里让我来看你们的！”

　　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大侄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听到了那亲切的称呼时，舜瑶喜出望外，热泪盈眶地站起来，一把就握住了岳翔的双手，急切地问他：“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岳翔也异常激动，他扶着舜瑶说：“三姑，坐下来慢慢谈吧。”等大家都坐下以后，舜瑶和儿子们才注意到岳翔的穿戴。

　　大侄子头戴一顶绿色军帽，穿一件旧蓝布上衣，袖子口上还补了两块补丁，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子，膝盖上也有两块大补丁，一双快要磨破的旧布鞋。最让舜瑶感到惊讶的是，大侄子的袖子上带着红卫兵袖章。看着大侄子这身怪怪的装扮，一下子就把舜瑶给逗乐了。益砚和益强见舜瑶笑了，便对岳翔说：“大表哥，我妈已经两年没有笑了。”岳翔的打扮给这个整日笼罩在阴影里的家庭带来了短暂的晴朗。

　　岳翔告诉舜瑶：“三姑，我是受家里之托特地来北京看望你们一家人的，我们研究所主要的专家都去了农村，留下来的人整日挨批斗，我现在也受到了审查，这几天所里让我在家写检查，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北京看望三姑。”

　　舜瑶已经半年多没有给家里写信了，偶尔她会收到家里的来信，她既不敢写回信，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写回信。她奇怪地问大侄子：“为什么你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呢？”

　　岳翔解释说：“三姑，红卫兵袖章就像通行证，走在大街上不会遇到麻烦的，我来的时候，听说北京的大街上有红卫兵巡逻，就找人弄了一个红箍子。”说着，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本领袖语录，说：“三姑，走在路上，只要有人盘问我，我就会高举领袖语录，并指着胳膊上的红袖章，一切麻烦就都没有了。”他又告诉舜瑶：“三姑，半年多没有收到北京的来信，大家不放心就派我来了。”

　　岳翔是代表整个家族来北京看望舜瑶的，这让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家庭温暖，在遥远的地方，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如此惦记着自己，一股热流涌遍她的全身。她迫不及待地打听母亲的情况，岳翔详详细细地把奶奶的情况告诉了她。

　　他说：“妈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的视力几乎为零。妈妈的病因得不到治疗，肚子一直溃烂着，每天只能用水去清洗，医院的大夫不敢给老人家看病，就这样维持着。”说完，岳翔露出痛苦的表情。

　　舜瑶难过地问：“为什么不带老太太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病？”

　　岳翔回答：“红卫兵整天在外面看守着，根本出不了门。大家都说，老太太能够熬到现在，全是年轻时吃得好打下的好底子。”

　　舜瑶想到母亲如此受煎熬，心里难过极了，现在，自己的母亲连看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她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岳翔又讲：“现在，妈妈的胸上也化了脓，乳房上有个大洞，每天往外流出很多脓水。几个姑姑轮流给妈妈洗胸口，妈妈疼得大汗淋漓，脸都变了形，每一次洗完，妈妈都会疼得昏迷一阵，脸盆里的脓和血水搅在一起，非常吓人。妈妈很坚强，她的伤口溃烂了那么大，但却从来不吭一声。这次我来北京是妈妈的意思，她非常想三姑，一定要派人去北京看看你才放心。”岳翔的话，句句像针一样扎进舜瑶的心里。

　　舜瑶忍着眼泪问：“你奶奶的胸为什么流脓？那是什么？”岳翔说：“大家都说是疖子。”

　　他还告诉舜瑶：“我爸爸在农村劳动，饥寒交迫，住在四面透风的小土屋里，每天都有人监视他，想帮助他的老乡也不敢接近那间小屋。现在，我爸爸真是骨瘦如柴的人了，我继母从来没有去看过我爸爸，也不让她儿子们去。我月月去看一次爸爸，给他带些吃的和用的，可等我一走，就被监督的人全部收走了。咳！我爸爸真可怜！他犯了什么罪呀！”

　　说完，岳翔低着头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家里短时间出现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舜瑶问他：“其他的人都怎么样？”岳翔简单地告诉了舜瑶各家的情况。

　　大姑瑞芬天天要去居委会做检查，大姑父则是经常游街、挨批斗和去工地劳动。

　　二姑瑞佳倒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四姑瑞雪，虽然没有人敢动她，但红卫兵还是到她家拿走了一些东西，并从她那件裘皮大衣的后背上剪了两个鞋垫子，令四姑大怒了一场。

　　六姑瑞碧一直在写检查，两个叔叔除了在厂里劳动外，还会受到一些批判。

　　虽然，岳翔没有给舜瑶带来任何好消息，但她总算知道了一些家里的近况，多多少少有一种与家人共患难的感觉。

　　岳翔坐了一个小时后，便起身告辞，这个时候，舜瑶才问他是否吃过了晚饭？岳翔告诉她：“三姑，我在外边吃过晚饭了。真没想到北京的三月这么冷啊！”

　　临走时，舜瑶拿出一件益强的绒衣让大侄子带在路上穿，然后又拿了一些治化脓的药膏和一些消炎药让他带给母亲。最后，舜瑶拿出几块钱交给岳翔，让他买一盒点心带给母亲。

　　岳翔打算第二天再来看三姑一次，但被舜瑶拒绝了。她告诉岳翔：“不要来了，我们家周围到处都有眼睛，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岳翔走了。家族的情况给舜瑶带来了更多的不安与担心。

　　自从学校书记写了那张字条以后，舜瑶就更加害怕，家里的家具摆在明处令她不安，于是，她让儿子们把沙发搬到门后，摞了起来，用一块又脏又旧的单子盖在上面，把一些破旧的东西都堆在不能移动的家具上，给人一种不值得抄家的感觉。她又让女儿们把箱子里的绸缎，呢料等铺在每一张床板上，然后，再铺上褥子。实际上，她的家早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可听小女儿说了邻楼的情况后，她不得不早一些采取措施。

　　一天，佳燕从学校回到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一股焦煳味儿，她看见三姐坐在窗户边向外张望，舜瑶躺在床上，用一只手捂着脸，家里静静的。她感到煳味是从厕所里散出来的，便推开厕所门。

　　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二姐和四姐都蹲在地上，中间有一个盛满水的脸盆，那里面泡了很多照片，另一个脸盆里正在烧着照片，她们两个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洗手池里放着十几本皮相册，她们一边从上边揭下照片，一边扔进火里或者水盆里，她们把照片烧成灰烬，再用水泡一下后，倒进下水道去。

　　佳燕站在她们背后，愣愣地看着，她不明白，姐姐们这是怎么了？这时，二姐对她说：“燕妹，这里太呛人，快出去吧！”

　　佳燕站着，仍然没有动，她看到了那些珍贵的照片，有奶奶的，有姥爷和姥姥的，还有妈妈与爸爸上大学时的照片。听妈妈讲过，她和爸爸结婚时照了好几百张照片，还有他们大学同学的照片，这些照片影像清晰，制作精致，那都是日本人拍摄下来的，尤其是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与大家和亲友拍下的照片尤为珍贵。爸爸年轻时那么帅气，妈妈那么漂亮，都说演员漂亮，可是，妈妈的美是那么高贵，那么有教养，她们的兄弟姐妹也都那么美，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爸爸用小楷写的字。很多照片，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看着姐姐们从相册上一张张地揭下来扔进火里，她突然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要烧它们？难道照片也有罪吗？”

　　佳欣边哭边说：“是妈妈让我们烧的。”

　　佳珍接着说：“这么多照片往哪里藏？万一他们来抄家，看到家里有这么多照片，妈妈真的会被他们整死的。”

　　佳燕不顾姐姐们的阻拦，从水里捞出了一些照片，并拿走了几本已经没有几张照片的相册。她离开了厕所，不顾一切地把它们擦干净，把那几本没有多少照片的相册压在了自己的床底下，她要保护好那些侥幸抢出来的照片，不许任何人再动它们。

　　烧了照片以后，舜瑶哭了一夜，她心疼了好几天，那十几本皮相册，大部分都是她与丈夫结婚时的照片，还有她与自己父母的合影。相册是父亲专门为自己设计的，那一本本相册和一张张照片，是用钱买不到的珍贵物品，是她生活的写照，是她的无价之宝。就是这些比自己性命更珍贵的充满青春记录的照片，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比用鞭子抽在身上还要疼上百倍。她害怕红卫兵来抄家，她害怕红卫兵发现那些珍贵的照片，她宁愿自己受到污辱，也不允许那些珍贵的照片遭到践踏。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学校仍然不上课，学生们都不去学校了，可是，佳侨坚持每天去学校，没过多长时间，军宣传队的队长就认识了她。佳侨认真诚实的态度令队长十分喜欢她，在学生都不去学校的时候，佳侨却从不缺勤地坚持去学校的表现也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学校每一次组织学生去天安门游行，佳侨总是肩扛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风雨无阻。她瘦小的身体，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却从来没有半途把红旗交给别人，从学校出发到返回学校，她始终扛着那面大红旗。她肩膀上磨出的大泡渗出了血，但她咬着牙坚持走完全程。这些，解放军队长都看在眼里了。他知道佳侨的家庭情况，但对于这样一个认真纯洁负责的学生，队长鼓励她，不要背上家庭的包袱，重在个人表现。佳侨听了以后，更加认真地为学校工作起来。

　　1969年4月，廷光获得探亲假回到北京。当他们夫妻再次见面的时候，感到对方都老了许多。廷光比以前更黑，也更瘦了，舜瑶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头发里也增加了更多的白发。他们再一次重逢，却没有重逢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