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国家突然入侵中国，全国上下全民皆兵，从工厂到机关，从学校到部队，开展野营拉练活动，政府要求人民适应战争要求。所谓拉练，就是用绿色军用带子，按照军队的要求，把被子打成一个方形背包，戴上水壶和粮食行走几十里路，在外面自己支起架子捡柴烧火做饭，早晨出发晚上回来。或者出去一个星期，夜里住宿农民家里，白天继续行军，参加拉练的人必须要走完全程。

　　

　　小学校只有六年级的学生才可以参加这种野营拉练。中学及高中则是全体师生都要参加，只有身体有缺陷的人和生病的人可以不参加。在拉练中，老师是最辛苦的人，他们不仅要鼓励学生不要掉队，还要帮助走不动路的学生背一些东西。这种行军式拉练，要求大家不能说一句苦和累的话，否则要受到批评。为了让大家坚持走完全程，老师带领学生高唱着革命歌曲，背领袖语录，鼓舞大家的士气。队伍当中时常有学生昏倒，那个时候，老师便成为了一名战士，用自行车推着学生继续向前走。

　　

　　学校要完成拉练任务，老师就要在几个星期前去考察地形，途中住宿农民家，还要事先把钱和粮票交给农民，这样拉练队伍到了村子里，马上就会有饭吃。

　　

　　挖防空洞和野营拉练开始以后，学校几乎成为空校，学生们不是去行军就是去挖防空洞，这是一种毅力的锻炼。国家不需要“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只会读书的优秀学生，必须要让学生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革命接班人是从劳动锻炼中选拔出来的。

　　

　　学生们还要到工厂体验生活，到农村参加劳动。劳动中，戴手套和戴草帽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人敢戴。与农民建立感情，路过粪池不能捂着鼻子说臭。住在农民家里，不能嫌弃锅和炕脏，否则你的阶级立场就有问题。学生去农村参加劳动，要经常请贫下中农做报告，控诉过去受地主的剥削之苦，然后，大家要吃用野菜和糠做成的窝头来忆苦思甜。窝头难以下咽，但嘴上也要说好吃，谁也不想带上忘本的帽子。学校有政治委员监督学生的言行，劳动结束后回到学校，全班同学要展开评比会，对于怕苦嫌脏的学生展开批评，并让他们做检查。因此，在各种活动中，学生也学会了掩饰自己。

　　

　　在工厂里，学生们跟着工人一起上班，干活完全与大人一样，但是没有任何报酬。工厂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还要派专人来负责安全问题。

　　

　　这种体验军队、农村、工厂生活的政治运动，也锻炼了那一代学生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的意志。长时间不学习，使学生们对学习产生了厌倦。评定一个学生的好与坏，必须要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热爱劳动和不怕吃苦的学生，以后找工作就有了政治资本。

　　

　　佳侨参加工作以后，靠自己的勤奋与严格遵守工厂制度的行为得到领导的赏识，很快她就成为一名实验室的资料员。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和对技术人员的尊敬，得到了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肯定与赞扬。工厂有不少人嫉妒她，去领导那里讲她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坏话，领导用事实驳回了一些人的不满。厂领导告诉大家，下雪的时候，你们迟到两个小时才来上班，佳侨却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工厂。下暴雨的时候，你们请假说没有车，可佳侨却能从家里淌着雨水走几个小时到工厂上班。她在厂里说得少、干得多，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厂里只注重她的个人表现。

　　

　　自佳欣上了初中，就一直在运动中成长，她没有摸过教科书，一切知识都是她从哥哥姐姐们的书中学到的。她在学校漂了三年，也在家待了三年。

　　

　　孩子们无学可上，又没有工作，每一个家庭都感到头疼。而成分不好的子女找工作就更加艰难了。现在政府又号召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国家根据学生在农村的劳动表现分配工作。去上山下乡的学生就成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政府的这种做法，缓解了城市招工名额有限的困境，同时，也帮助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上山下乡成为待分配毕业生唯一的一条出路，早去农村可以早返回城市，晚去农村回城就晚，不去农村，一辈子待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路。知识青年都要到外地农村去插队，内蒙古、山西、陕西、青藏高原、西藏高原，还有不少更加偏僻的山村。

　　

　　家长们不得不咬着牙动员子女，赶快去农村插队，好好表现，为的是早些返回城里安排工作。政府的政策是独生子女、残疾病人、家中是老大的孩子，可以在家等待分配。有些学生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到医院走后门找大夫开残疾证明，以此为由留在城市。

　　

　　上山下乡让舜瑶感到一筹莫展。佳珍高中毕业后无学可上，已经待业一年多了。佳欣刚好初中毕业，高中不招生，只能闲置在家。对于孩子们的前途，舜瑶没有任何力量帮助她们，但她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到那么偏远落后的农村去。可是，如果不去孩子将永远得不到工作机会。孩子是否走这条路，让她伤透了脑筋。她只好写信征求丈夫的意见。很快，廷光就回了信。他在回信中写道：相信党和国家，我们要支持孩子们上山下乡。

　　

　　各所学校开始报名上山下乡，楼里有不少应届毕业生都报了名。看到邻居的孩子报了名，佳珍也坐不住了，她背着舜瑶去学校报名，却因家庭成分不好被拒绝了。像她这样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只有去青藏高原，这让她望而生畏。舜瑶对于孩子再次受到成分论的排挤赶到很无奈，她让佳珍再耐心地等一等。

　　

　　很快，楼里邻居的孩子们陆续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农村，佳珍又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到了1969年7月，学校又公布了一个方案，内蒙古建设兵团来北京招收毕业生。兵团的编制与军队完全一样，三年当兵，每个月有几块钱的津贴费，包吃包住。三年后可以转为职工，每月有工资。当兵三年期间不可以探亲，三年后每年一次探亲假，工作内容就是开垦大草原。兵团战士一律穿军服，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

　　

　　这个消息让佳珍重新燃起了希望，她与舜瑶商量后，决定去试一试。她约了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一起来到学校招工办公室，她们恳切地央求兵团干部接收她们，一连好几天，她们软磨硬泡，缠着干部们，说了成箩筐的好话。最后，兵团干部终于被这几个北京女学生的行为所感动，尽管她们成分都有问题，但还是破例招收了她们。

　　

　　佳珍高兴地回家告诉了舜瑶这个好消息。佳欣听到二姐可以去兵团也很激动，她对舜瑶说：“妈妈，我也想去兵团，这样，我们在一起还有个照应。”舜瑶沉默了片刻后，对她说：“这件事情，我要跟你爸爸商量一下。”

　　

　　佳珍告诉舜瑶：“妈妈，报名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佳欣央求着舜瑶无论如何要答应她的请求。经过一夜的思考后，舜瑶答应了四女儿的要求，让她也去试一试。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兵团是解放军的后备队，只要有外敌入侵我们的边境，他们立刻就会成为现役军人。因此，对视力要求很高，视力不好，打不了枪。因佳欣高度近视，她没有被录取，看到别人都有机会去工作，她心里十分难过。

　　

　　一个星期后，佳珍就接到了去兵团的通知书，9月初就要启程去内蒙古了。看到女儿总算有了一条出路，舜瑶舒了一口气。她想，去兵团要比去农村牢靠一些，兵团有组织，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在有组织的兵团中生活，大家在一起还可以相互照顾，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兵团发给每一个人一件绿色棉大衣，一套绿色军装军帽。舜瑶全力以赴为二女儿缝制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及褥子，买了北京最厚实的棉鞋。

　　

　　越是临近女儿离开北京的日子，舜瑶的心情就越是不安，内蒙古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听说，下了火车，还要坐一天的马车才能到达目的地。要想去县城，要坐一天一夜的马车。冬天那么冷，开垦大荒原，城里的女孩子们干得了吗？三年不能回家，孩子想家怎么办？是不是三年以后就能回北京？将来如何？她不知道。不过，她与丈夫坚决支持孩子上山下乡的做法。

　　

　　女儿就要离开自己了，舜瑶突然感到自己对不住这个女儿。三年的专政生活，佳珍始终都在自己的身边保护着自己，她忍受了多少辱骂，她为自己挡住了多少次飞来的石子，她是德才兼备的高才生，却没有机会上大学。如果当初佳珍去报考艺术学校，恐怕现在她也成了能歌善舞的演员了。她没有想到，让女儿上高中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就是为了让女儿将来上大学才选择了念高中吗？这一切能怪自己吗？上高中要花很多钱，而上中专国家还有生活补贴，现在他们都在北京有了工作，想来想去，舜瑶的心里很不舒服。

　　

　　在忐忑不安中，舜瑶终于为佳珍准备了一套行装。9月5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舜瑶向学校请了假，去北京火车站送佳珍去内蒙古兵团。这一天佳侨也请了假。

　　

　　舜瑶带着佳珍，佳侨，佳欣和佳燕先去了一家叫“东方红”的照相馆，母女五个人在那里照了一张合影，然后一起去了北京火车站。

　　

　　北京站人山人海，一片绿色海洋，男女青年都穿着军装，他们激动不已，场面激动人心。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有的人坐在车厢里，有的人站在车外面，亲友们不停地嘱咐他们，有的女孩子趴在母亲肩膀上哭。

　　

　　整个一列火车都是去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北京学生，他们来自于北京各所高中和初中，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十四岁。初中毕业的学生称高中毕业生为大哥大姐，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称兄道弟成了朋友。

　　

　　舜瑶对佳珍千叮咛万嘱咐讲了许多话后，便借故离开了女儿们，佳侨、佳欣和佳燕，开始你一句我一句与二姐说起话来。十几分钟后，舜瑶从人群中挤过来，她手里拿着五根红果冰棍，递给每一个人，这个时候，佳珍发现舜瑶的眼圈是红的，眼角上还流着眼泪。

　　

　　在拥挤的车站，舜瑶微笑着对佳珍说：“今天天热，吃根冰棍凉快凉快吧，在路上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多喝水，去了那里马上写信回家，还缺什么东西就写信告诉我。不要太节省，每个月的津贴费，自己去买些营养品和想吃的东西，不要惦记家里的事情。女孩子在外面更要多加注意。”舜瑶说话的时候，她的身体在轻微地颤抖，说到最后，她说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佳珍也已经成了一个泪人，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对舜瑶说：“妈妈，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就是不放心你去学校的路上。”佳珍说完以后，转过身子对佳欣说：“现在，只有你一个人陪着妈去学校了，千万要小心呐！”佳欣流着眼泪答应着，佳珍又嘱咐了佳侨和佳燕。

　　

　　母女五个人边哭边说，舜瑶流着眼泪，看着女儿摸着她的短发，难过地对她说：“孩子，妈没有能力帮助你留在城市，在那边要好好表现，说不定三年以后就能回北京了。”

　　

　　佳珍点点头说：“有那么多北京学生去那里，妈不用担心。”

　　

　　这种儿女情长的话，说多久也不会觉得多，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车上的同学大声地喊着佳珍的名字，她不得不与妈妈及妹妹们分手了。

　　

　　火车慢慢地启动了，突然，车上传出一片哭声，站台上的人群也开始哭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来信呐！注意安全呐！需要什么告诉家里呀！”

　　

　　佳珍从车厢里探出身子，清脆悦耳的哭声把所有人的哭声压了下去，她喊着：“妈妈，再见！妹妹们，再见！”

　　

　　憋了半天的佳燕，“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跑到慢慢移动的火车前，踮起脚尖，握着二姐的手，哭喊着：“二姐！二姐！再见！”

　　

　　舜瑶再也忍不住感情的波动，她一边用手绢不停地擦着眼睛，一边朝着女儿的车厢招手。火车载着女儿朝着遥远的地方驶去，渐渐地从她的眼睛里消失。

　　

　　佳珍走的那个晚上，舜瑶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烟缸里留下了满满的烟蒂。

　　

　　佳珍去了内蒙古以后，佳欣一个人天天接送舜瑶去学校。佳燕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也要去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因此，佳欣承担起照顾妈妈的担子。

　　

　　大家都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对于那些没有走的毕业生，街道干部都会登门询问，然后，做思想工作让你去农村。

　　

　　佳欣成了一个动员对象，每天都要参加街道举办的学习班，干部们不厌其烦地劝她跟上革命形势，早行动去农村。每当这个时候，佳欣都会无奈地把大夫的诊断书拿出来：高度近视，不适合做重体力劳动。干部们不相信诊断书是真的，便让佳欣去几家医院做检查，而每一家医院都证明她有严重的眼疾，家属干部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最后也不再动员她去农村了。

　　

　　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去农村的待业学生们，都要在指定的地点参加政治学习，佳欣成了一名学员，每天去街道委员会与那些大妈、大爷们在一起学习，这是她唯一的一条出路。

　　

　　难道自己的高度近视，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吗？佳欣为这个定论而感到自卑但却很无奈。

　　

　　自从解放军进驻学校以后，舜瑶的处境有了更加明显的改变，她不仅可以参加学校所有的会议，还能够随时去医院检查身体。墙上的大字报彻底清洗干净了，写检查材料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军宣队进校一个星期后，军代表找舜瑶谈了三次话，他只讲党的政策，但却从来不涉及她的家庭问题及实质性的问题。每一次与军代表谈过话，舜瑶的心情就会轻松一些。每一次谈话，她都抱着一线希望，想从军代表的嘴里知道对自己的态度，可是次次都让她感到失望。

　　

　　益砚仍然每天晚上与舜瑶谈话，开导她：“妈妈，再等待一些日子吧，我们家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只要妈妈的身体健康，以后，你还可以为教育事业工作的。”

　　

　　舜瑶听着儿子的话，心里激起千层浪花，她何尝不想为教育事业再多干几年呐！1969年11月，廷光来信告诉舜瑶：公司领导已经正式找他谈过话了，并恢复了他的原职。从信中，舜瑶知道了丈夫没有任何问题，是群众对运动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是上级领导对丈夫所讲的话。丈夫能够重新工作，固然是好事。不过，她并没有高兴起来。

　　

　　廷光感激上级领导给予自己的结论。他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对运动的体会：一天不搞大批判，“私”字围着脑袋转；两天不搞大批判，方向不明要离线；三天不搞大批判，阶级敌人要翻天。

　　

　　经过历次运动，让这个老知识分子完全脱胎换骨了，对于党和领导对自己的期待，他感慨万分，他写下了“五十岁来不算老，为党工作争分秒，欲问力从何处来，主席著作教导好，为党工作二十年，病中更知今日甜，惭愧过去贡献少，一旦病愈奔向前。”和“社会主义无限好，国际威望与日高，人民生活大改善，一切全凭党领导。”

　　

　　廷光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组织给了他新的生活。他鼓励在兵团的二女儿，要加倍努力工作。并写道：佳珍革命到内蒙，主席教导记心中，积极努力多进步，愧煞阿爸五十整。

　　

　　宿舍区周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不少人重新开始工作。每当听到这种消息时，舜瑶的心里就会沉下去一截。益砚还是不断地开导她，益强也在信中讲全国的大好形势，廷光在信里鼓励她要相信党和政府，让她再咬一咬牙。

　　

　　11月中下旬的一个早晨，舜瑶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支部书记一见到她，就微笑着走到她的面前，亲切地告诉她：“老霍呀，今天下午，支部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谈。”

　　

　　舜瑶的心情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感到巨大的不安，她不知道党支部将对自己讲些什么。她有些害怕，有些心慌，她感到这一天就是自己的末日。

　　

　　下午，支部书记请她去书记办公室，舜瑶感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判决，她感到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在奔腾，让她心躁不安。她不知道这次谈话对自己将意味着什么？她努力控制着自己，让神态平静一些，再平静一些。

　　

　　她走到书记办公室，鼓足了勇气去敲门，书记打开大门请她进去。就在她走进去的一瞬间，她看到里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工宣队的代表，另一个是军代表，他们正含着微笑看着自己。

　　

　　他们看见舜瑶走进来，便立刻站了起来，一起走上前去，热情地说：“老主任，赶快坐下吧！今天，我们要向你传达上级指示。”

　　

　　舜瑶听到这般如此亲切的话，什么也没有说，她静静地坐下来，注视着房间里的三个人。

　　

　　这个时候军代表拿出一份文件，宣读了上级的批示，当他说出“霍舜瑶同志是一位热爱教育事业，为建设学校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老师”的时候，舜瑶的眼睛顷刻就模糊起来了。

　　

　　军代表最后说：“经过上级领导审查决定，霍舜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现在起恢复她的一切自由，并取消一切对她不公正的罪名。”

　　

　　三年了，舜瑶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她没有听错，那些话出自于军代表的嘴里，在他的旁边，还有支部书记和工宣队的代表。不会错！不会错啊！舜瑶像一根柱子一样，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注视着眼前的三个人，不，是三位领导。

　　

　　此时的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在这几位领导面前，她的眼泪倾泻而下。三年来，她经历了多少人格污辱与身心摧残，她曾经有过多次轻生的念头，她是在儿女们的保护下，才挺过了生命中最艰苦、最痛心的时期，她咬着牙期待着为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她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

　　

　　她的眼泪里包含了众多的委屈，慢慢地眼泪又变成了抽泣，最后，它又变成了“呜呜呜”的哭声。

　　

　　三位领导同时站起来走向舜瑶，此时，她只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双腿微微颤抖，她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姗姗来迟又来得突然，以至于她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

　　

　　突然，舜瑶停止了哭泣，从椅子里站起来，她向后退了一步，深深地把身子向下弯去。书记把她扶起来，含着微笑望着她。

　　

　　舜瑶含着眼泪从心底里说出一句话：“感谢党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大家。”那个时刻，她有一种盲人见到了光明的感觉。

　　

　　三位领导亲切地握着她的手，工宣队代表说：“老霍啊，让你受委屈了，同志。”

　　

　　军代表接着说：“老霍呀，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有的人言行有些过激，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心胸宽大的人，今后，在教育事业上我们还需要你的努力呀！”

　　

　　女书记更加热情地说：“老霍啊！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舜瑶听着久违的同志般的话，心潮澎湃，她激动得嘴唇微微地颤抖着，但却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们！谢谢党！”

　　

　　那天晚上，佳欣接舜瑶回家，路上仍然有人向她们扔石子，她们母女紧紧地走在一起，舜瑶告诉她：“孩子，不用怕！”佳欣从舜瑶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自信的神情，她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今天的神态与往常不一样。

　　

　　回到家后，舜瑶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躺在床上休息，而是坐在饭桌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拿出烟来对佳欣说：“先让我吸一口吧。”佳欣理解地点了点头。

　　

　　佳侨每天下班以后都会立即赶回家做晚饭，佳燕帮助她洗菜和准备餐桌，等舜瑶和益砚回来后一起吃饭。每一次，舜瑶回到家，孩子们会把一杯温水送到她的手里，她是家里的精神象征，她的表情会感染家里的气氛，因此，孩子们对舜瑶回家后的心情和表情尤为关心。

　　

　　舜瑶长吁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她没有说话，可是，脸上的神态却显得有些异样，那是一种激动和兴奋的表情。她看着桌子上已经摆好的饭菜，对佳侨说：“今天，我们再炒一个鸡蛋吧！”

　　

　　佳侨马上说：“妈，不行，家里的鸡蛋谁也不能吃，要保证你一天吃一个的。”

　　

　　舜瑶微笑着说：“这个月就破一次例吧！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吧！”说完，她就去了厨房。她用葱花炒了一盘鸡蛋，母女四人静静地坐着等益砚回家。

　　

　　到了晚上七点钟，益砚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闻到了鸡蛋的香味，立刻冲着妹妹们沉下脸来：“不是说了吗？定量鸡蛋要保证妈每天吃一个的！”舜瑶见儿子为了鸡蛋冲着妹妹们发火，便微笑着对他说：“是我炒的，别对你妹妹们发火。”

　　

　　益砚感到舜瑶今天的情绪有些奇怪，他十分心疼地看着那一盘炒鸡蛋。等大家都坐下来后，舜瑶望了一眼每一个孩子，然后，小声而又神秘地对所有的孩子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解放了！”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新词汇流行。“解放了”是指在群众运动中受到迫害和打击的无辜人们，最后给予了平反，这叫“解放”。

　　

　　当舜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的孩子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益砚猛然重复了一句舜瑶的话，他惊叫了一声：“妈！你解放了？这是真的吗？”

　　

　　舜瑶的脸通红，她平静地点了点头，微笑地又说了一遍：“今天，军代表和工宣队代表、支部书记找我谈过话了，并且宣读了上级领导的文件。”

　　

　　益砚听后，一下子就跪在了舜瑶的腿前，几个妹妹们也围在舜瑶的身边跪在了地上。

　　

　　益砚抬起头，眼睛望着舜瑶，声音有些颤抖：“妈，你茹苦吞酸，终于熬到了今天，解放了！解放了！”说完，他伸出胳膊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舜瑶扶起儿子，女儿们也站了起来。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花，激动地说：“是啊！是啊！孩子们，解放了！等到这一天真不容易啊！”女儿们也跟着哭出了声，益砚一下子抱住了舜瑶，妹妹们也与他们拥抱在了一起，大家痛痛快快地哭了很久很久。

　　

　　突然，益砚松开手，挥动着双臂喊道：“领袖万岁！领袖万岁！”妹妹们也跟着一起喊了起来。

　　

　　舜瑶平反了，对于钟家兄妹来说，这个晚上好似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沉浸在一种苦尽甘来的激动之中。舜瑶和孩子们从心底里感谢政府给予他们家的公正结论。

　　

　　第二天一大早，舜瑶从抽屉里找出一件褪了色的蓝布棉袄，在外边罩了一件没有补丁的蓝色旧外衣。她站在镜子前，认真地梳理着头发，那曾经引以为豪的浓密黑发中，已经有了缕缕银丝，她那丰满滑润的脸颊上也多了几道浅浅的纹路。

　　

　　三年来，她没有认真地看过自己的面容，她不敢看，她害怕看到一张因气愤和羞辱而变形的脸。三年后，她能够活着站在镜子前重新审视自己，完全来自于自己母亲身上的力量和儿女们对自己的爱护。她感谢母亲从小给自己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感谢丈夫在精神上对自己的支持，感谢儿女们尽心尽力的孝道。这一天，她要以一张新面孔走进学校，尽管已经疾病缠身，但她还是要求自己挺胸阔步走向学校。

　　

　　佳欣仍然陪着舜瑶去学校，在路上还有孩子在喊口号，但是，舜瑶变得从容坦然了。当她们快走到学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到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挂在学校的大门上，“欢迎霍舜瑶同志！”舜瑶周身一震。

　　

　　佳欣不再担心了，她望着妈妈走进校门的背影，这一天，她终于有了一种可以安然地离开学校的感觉了。

　　

　　学校墙壁上已经没有大标语和大字报了，可是，那上边仍然留着墨迹，还有很多水的痕迹。舜瑶望着墙壁，仍然心有余悸。三年之间，学校为了声讨她的罪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浪费了多少张纸和笔墨？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种浪费承担责任，写错一个字便会扔掉一大张纸，没有人敢去阻止任意领取纸张的做法。写大字报是革命行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整捆整捆地领取大字报纸，一切行政手段都成为四旧，纸张笔墨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她望着墙壁，心里感到一阵痛楚，浪费就是犯罪呀！谁来为这场文化浩劫付账单呢？

　　

　　上午，学校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支部书记宣读了上级领导对舜瑶问题的批示以后，立刻就在老师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书记的声音一停下来，老师们就热烈地鼓起了掌。坐在前面的舜瑶，看到了老师们的热烈情绪，她的心灵得到了一点点补偿。同时，她也清楚地看到了那几个专政组老师的表情。

　　

　　下午，学校又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同样，书记向全体学生宣布了上级的批示，军代表和工宣队代表站起来面向舜瑶鼓起了掌，随着他们的掌声，坐在操场上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鼓起了掌。望着面前的学生，舜瑶微笑着接受属于自己的那一瞬间。

　　

　　突然，操场上的一个角落里有一部分学生站了起来，他们高声喊着：“校长回来了！校长回来了！”那些学生正是学校重点班的农民子弟学生。舜瑶被他们真诚纯朴的行为感动了，学生们对自己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

　　

　　这些学生们为了报答舜瑶的帮助与对她的尊敬，在学校停课期间，回到农村帮助父母干农活，不参加学校的一切批判大会。

　　

　　受污辱、受诽谤的三年，对舜瑶的一生来说，在她的心里刻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留下的是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疤。

　　

　　全校师生大会以后，那个看校门的老师傅也放开了嗓子大声地喊道：“老校长！”不少老师又开始亲昵地称呼他们的老主任了。

　　

　　1970年元旦一过，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物，是各个企业和学校的最高权力组织。工宣队代表成为委员，支部书记任主任，并正式任命舜瑶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她接到通知后，忐忑不安，刚刚给自己摘下有罪的帽子，马上又让自己当委员，她的心情还没有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就让她重新又当领导，她没有足够的信心。她想了一个晚上，感到自己无法胜任这个领导职务。

　　

　　第二天，她到学校，认真地对书记讲：“请领导取消这个决定吧，我还是当一名教师更合适。”

　　

　　可是，书记却告诉她：“老霍呀，这是学校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我们希望你仍然像以前那样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当然，我知道过去三年学校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但那已经成为过去，党仍然相信你，我们要往前看嘛！”

　　

　　支部书记一番诚恳、热情的话，让舜瑶打消了一点点顾虑，她接受了这个决定，但她仍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尽管上级领导重新恢复了她的名誉，三年的群众运动批她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当权派的罪名，让她刻骨铭心。要让她像以前那样挥汗如雨、呕心沥血地去培养学生，恐怕难上加难。

　　

　　舜瑶进入学校领导班子，她的办公桌又搬回到以前的校长办公室。可是，她的心情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她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去做？她也不清楚，不让学生们读书，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迷茫、她惆怅，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勇往直前了。经过运动的洗礼，她彻底地脱胎换骨了，她意识到夹着尾巴做人有多么重要。

　　

　　在学校，她仍然剪着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和裤子，她也要求自己的孩子们衣着俭朴，在外少说为佳。

　　

　　这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钟家的命运，而重新给予舜瑶的权利，并没有让她高兴起来，反而成了她的思想负担。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过去整治自己的老师，她想离开这所学校，但没有得到批准。上级领导直率地对她说：“老霍呀，这所学校仍然是你的学校，你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继续为教育事业散发热量，大家都期待你把学校办得更好呀！”这种鼓励并没有引起舜瑶的共鸣，她仍然有后顾之忧，并忧心忡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收到了从南京寄来的信，五妹瑞春在信中写道：她和丈夫已经结束了农村的劳动，重新返回研究所和学校工作；程跃也恢复了组织关系，并被提升为研究员，负责土壤研究所的档案工作；他在农村所搞的实验引起了所里的高度重视，他们的儿子重新返回学校念书，女儿也找到了工作。

　　

　　随后，舜瑶又收到了大姐瑞芬的信，信中讲：翁大哥已经恢复了原职，他仍然是市建筑业的总工程师，但他们并没有搬进与职务相称的住宅里。瑞芬还写道，现在她已经很知足了，她希望后半生能过上平静的生活。最后，她很疑惑地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寄存在四弟妹那里的一包首饰前些日子想取回来，结果四弟妹说，她因为害怕担风险把那包首饰扔掉了。是真是假，自家人说得清楚吗？

　　

　　瑞芬心疼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丈夫的一句话让她忘掉了这段不愉快的事情。翁大哥说：“我们能够活着走到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祥润也写信告诉舜瑶：他们夫妇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因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已无力执教于学校，他们夫妇已经办理了退休。儿子仍然当钳工，女儿暂时做临时工。

　　

　　舜瑶询问他的党籍问题，祥润回信告诉他：他因是资本家成分而无法恢复党籍。

　　

　　舜瑶在脑子里划了一个问号：二弟怎么会成为资本家呢？他已经与家庭决裂了，难道他……

　　

　　舜瑶从姊妹们的信中，知道了大家的情况都在好转，她在心中苦苦地一笑。文化大革命终于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人心叵测，要学会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最为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