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爸爸因长期在寒冷地区工作而得了肺气肿和高血压，他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返回北京休病假。那个时候，哥哥姐姐们都已经工作，早出晚归。中小学校基本上恢复了教学，平反以后的妈妈似乎比以前还要忙。

每天下午，家里只有我和爸爸，他除了整天捧着厚厚的历史书、文学书或者是大哥从学校借来的内部书刊阅读外，就是眼望着窗外沉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时地发出几声低低的叹气声。有时，他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几句外语，我一点也听不懂。爸爸看书，不到眼睛看花，他是不会放下书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两三天他就看完了。那段时间，我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比哥哥姐姐们要多。

我和爸爸经常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聊天，我记得，每一次当爸爸谈起自己的母亲时，他的眼睛里总会含着晶莹的泪花，有时，他会用手背去擦抹。而当他谈起我的外祖母的时候，爸爸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一片感激。我爸爸很少谈自己的父亲，每当我问起祖父的时候，他的脸会立刻暗淡起来，身子也会随之抖动。他总是回避我，绕开话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天中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天天在学校被批斗的妈妈躺在床上，一只手里拿着一封信，另一只手捂着脸，低声地哭泣。姐姐告诉我，外祖母去世了！

那个时候，八十多岁的外祖母被游街，被辱骂，因她是资本家婆娘。即使她的两个乳房被流出来的脓血水穿出了两个洞，她也没有资格去医院看病，最终，这个兢兢业业辅佐贫苦出身的丈夫成为赫赫有名的资本家的贫苦出身的妇人，这个养育了十个子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个世界的老人，这个善良、虔诚的基督徒怀着疑问与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文革中，我们家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的妈妈在学校整天背着“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权威”和“三开人物”等大牌子，在学校挨斗挨骂。硕大的校园里，夏天，她顶着烈日酷暑，跪在操场上拔草，身后是喝着水，带着草帽，拿着皮带的红小兵。冬天，她赤裸着双手，冒着刺骨寒风，在外面和泥浆，砌砖墙，刷洗三个楼层所有的厕所和楼道，还必须用双手拧干那刺骨冰凉的拖布。学生故意往地上吐痰，却举着皮带让她跪在地上擦掉。她栖身的地方，是学校一间向北、阴暗、潮湿、寒冷并散发着臭气的厕所。夜间，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用铅笔写自己罪恶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写自己是如何忠实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门外有红小兵二十四小时把守着。人们把她当成阶级敌人、危险分子，不让她回家。哥哥姐姐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在外面多说话，不要讲家里的事情。”妈妈更是缄默不语。

爸爸病休的那几年，我刚好上高中，一天下午，我做完了功课，看见他依然捧着一本厚厚的史书聚精会神地看着，我静静地坐在了他旁边的椅子上，恳求着：“爸爸，我已经不小了，家里的事情应该让我知道一点了吧？我向你保证，对谁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