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门槛

文_耿立

散文有门槛么？本来我想把这篇札记的名字叫作：散文的高度。

随着网络载体的涌现，人人都是写手的时代来临，人人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散文是流行的和随便的么？我不反对风花雪月吃喝拉撒使酒骂座哭爹叫娘，痛则骂乐则叫，但我想，散文不仅仅是生理的反应，更应有一种精神在，一种高度在。

散文是有门槛的，也许是一道门槛，两道门槛，三道门槛。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止是一种记录，不止是书斋化，不止是小我的自娱自乐，她是有精神高度的。散文写作者精神的软化或者精神的缺席，使目前的很多散文在水准下滑行，知识的堆砌，情感的矫饰，语言过度的诗话虚化；鸡零狗碎的日常描摹，枯燥乏味的豆腐账；沉浸在故乡和童年柔软的多脂肪的腹部酣眠回味；或者听从欲望的吩咐，与商业和权力勾肩搭背，成为现实奴役的仆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

我想，如果散文失去了精神的守望，或者精神的仰望，那是对散文高度的拒绝和放逐，是一种无尊严的生存。

散文的第一道门槛，我以为就是精神的高度，只有这样，散文才不安于小，才不被人看轻，不被人视为一种赋闲的文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心绪的把玩，是小说家诗人累了闲了，小试身手的跑马场，似乎那些小说家诗人随便一写，在散文领域顿成佳构。散文变成了没有难度的文体，散文文体成了一种文学的下脚料和口香糖。

如果一种文体，没有了尊严，没有了精神的注入，那么这种文体，是没有质量的轻写作。记得福克纳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词中这样说某些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字：“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福克纳是对的，对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来说，很多人的文字，是垃圾性的存在，“内分泌物”的成分比比皆是，精神退场，尊严消遁，我说：散文不止是一种智慧的文体，把文字玩得纯熟，复制一些生活的场景，而且很多人在这样的场景里自得其乐，安于沉沦。这种“小品”的格局限制了散文，也限制了写作者，没有了精神的内存，你的文字没有格局，是逼仄，是小肚鸡肠，是幽闭。

别林斯基说过，“现实这个字眼意味着一切——可见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事实的世界和概念的世界。认识中的理性和现象中的理性——总之，显露在自己面前的精神，是现实性；另一方面，一切局部的、偶然的、非理性的东西，作为现实性的反面，作为它的否定，作为若有，而不是实有，都是幻影性。”现实既是由“可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精神的世界”共同构成的。在别林斯基这里精神的世界才具有现实性，而“事实的世界”只是“幻影”，即吃喝拉撒睡。我以为好的散文不止是反映“可见的世界”，而是在可见的世界之上有一个“精神的世界”。

散文因何而写？我以为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呈现的问题，在可见的世界下面，沉潜着一个精神的光源，这精神是责任，也是一种终生的追求。当每次动笔的时候，如果你追问一下自己：是比谁写得好，还是比谁写得烂？我为这个已经浩瀚的文字能注入一些什么价值？那你的笔就会慎重许多，文字就会添了力度。因为在这样的文字深处，有精神的立场在，她不会因为现实的变幻而坍塌。

其实在散文写作中，有常见的伪命题常萦绕大家的心头，比如所谓的真情实感和虚构，这是一直困扰散文界而未能很好清理的梦魇。散文是和虚实相生的艺术，真情的表达必须借助想象，以虚来表达实，所谓的虚构是为了更大的真实，是据实而构，不是小说式的无中生有。孙绍振先生曾说真情实感论带着狭隘直观的特点：首先，真情和实感，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作家心中，只要有勇气就能轻易地表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黑暗的感觉，常常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不是有了意念就一定有相应的话语，而是有多少现成的话语才能表达多少意念，如当代西方话语理论所指出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就是有意识地让飘渺的意绪投胎为话语，也是需要原创的才华的；其次，从心理学上来说，真情与实感是矛盾的。感觉知觉是最不稳定的，最不“科学”的，一旦受到情感冲击，就会发生“变异”；越是真情，感觉越是变异，也就是说，越是不“实”；再次，即使真情得以顺利表达，充其量也不脱抒情的、诗化的、审美的散文的窠臼，其实就是古典浪漫主义诗论所说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既远远落伍于当代散文实践，又与世界文学潮流和世界文学智性潮流隔绝。

刘亮程的散文的成功处不是真情实感，是虚实相生，是想象和虚构的胜利。但写作者是真诚的，他的真诚借助虚化更加地可触。

没有精神的高度，所谓的真情实感限制了散文，使散文的格局显得褊狭，很多的人为文开始情感作弊，撒谎，胡编乱造，有的则是情不胜文，一点儿感情，羼水作假，少了诚实，散文不是精神的载体，而是伪善，是炫情和炫疼。

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中说到散文情感的挥霍的问题，这是一个警醒：“……字义的挥霍浪费，消耗了我们原本就有限的文字储存以及不断的积累，许多好字失去了意义，变成通俗的概念，许多好意义则无字可表达。由于小说和诗歌的生产及不上散文，其挥霍的程度也及不上散文。散文在挥霍文字的同时，其实也在挥霍文字所赖于表达的情感。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

“挥霍”这个词是很重的，不肖子败家子才用得上这个词，躺在所谓的真情实感上，感情是有度的，王安忆说张爱玲：“张爱玲原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可她没有；相反，还事与愿违地散播了琐碎的空气。”所以，拿真情实感做散文创作的基础和门槛是危险的，也是一个歧途，周作人说：“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咏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

散文不是不可以写感情，但要有个度，都拥堵在这条道上，难免成了灾难。

散文写作的问题，往往不是知识的事，是精神的事，是艺术转化的事，如何使自己的情感、生活、见解变得有质量有重量有体积。散文不是琐碎的生活记录，也非某种语言的实验，不在虚无中逍遥，逃到历史的深处，也不在生活的重负下气喘吁吁。

没有精神的高度，散文难免慵散；如果精神离场，那么文字难免无精打采；如果精神弃权，那么散文的天空是低的。

第二道门槛，我以为就是散文写作的现在时。散文多因袭，散文在大家的印象里，好像是超稳定的结构，她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悠久的成熟的写作传统，不说诸子散文，《左传》《史记》、唐宋的韩愈苏轼，晚明小品，即使在鲁迅的时代，散文的光环，也是最耀眼的。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那时的诗歌和小说大多是不堪卒读，但是散文呢？朱自清说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那时的散文家，用自己的话语实践把散文自由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时，我以为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界定，但起作用的是现代精神的烛照。这是一种有现代精神载体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但是很多散文家太懒惰、太取巧、太精明，太爱惜自己的气力，不像小说和诗歌那么地自我蜕变和先锋。

记得尼采说：不蜕皮的蛇会死！

现在时，我以为关乎散文的本质和功能。散文的本质是自由，一个现代人必须把散文自由的诉求当成散文的大纛而举起。这样才能不使散文坠入遗老遗少的那种把玩，那种颓废。

散文的灵魂是自由，变是散文唯一不变的写作伦理，但自由是有责任的。自由在某些人那里，可能是一种恐惧和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天下之大，只有你为自己的文字负责，你为你的散文的艺术负责。散文是动的，一固定就僵化，就散发死亡的腐朽气。优秀的散文家无疑是散文写作的命名者、秩序的重建者、立法者，也是冒险者、实验者，散文的没有边界才是边界，比如余秋雨之于杨朔的反拨，他把文化的因子和理性、诗性，和激情结合起来，使散文开出一片新天地。比如刘亮程之于乡土散文的写作，他虚构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这村庄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实在，一切都由经验和记忆定性，“这个世界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有时活在自己想的事情里，有时活在别人想的事情里”。而在他的新作《在新疆》中，他依然还是坚定地遵循着他的梦学原则，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有着农民的天真，有着哲人的深邃，有时如童话，他的散文打着明显的刘氏标签：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散文现在时，就是散文作者当下的真实，生或死就在自己的掌握中。塞壬在《为自己写》中说：“这样的文字散发着生存场景的气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场和向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情可抒并对诗意反动，我既没有闲情逸致去文化和哲学，也不会去明道或载道，那样的散文连我的生理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消说精神的承担，它们是那样的弱！我的散文必然会有一种破碎的、混乱的、尖锐的气质，以原生的、向下的、非判断的特殊方式叙述和表现人、事物、事件固有的硬度，表现人对入侵物所作的反应，它是充满骨血的，有温度的，它是感知痛感的，它是肉躯正面迎接的，不能回避，不能闪躲，它是必须要说出的，由自发到自觉，它应该有一种明亮的、向上的力量，形而下的表达，形而上的意义。是个体经验，看见并说出，并不是简单地抄袭现实，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逼近内心，正视人自身的弱点，表现人坚挺的立场，人的精神锐利凸显。呈现真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人如何成为了人。这个人，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人，没有界限，没有任何障碍。”

现在时，要求散文写作者，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态，自然的和精神的，揭示当代人的信仰的悬置，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沦丧，要参与重大的精神命题，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自了汉，要改造习以为常的阅读和所谓的范本在自己心里的图式，改造自己的知识贮存。

现在时，就是未来时，谁解决不了现实的（艺术的精神的和物理的当下的）这个最关联我们的命题，那都是一厢情愿的虚妄。所谓的历史散文的脚如果不踏在现实似的土地上，把脚当作接地气的管道，这样的散文只是复述历史的片段，转换叙说的方式，这样的文字也是非常可怜的，因为她缺少现代的关怀，没有写出当下人的精神遭遇。

夏榆，在我看来，是最好的现在时的散文家之一，他说：“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更多地像是某种清洗行为。我试图通过写作清洗生活和境遇加给我内心和精神中的黑暗，以回复我作为人的本性的光亮；通过写作我清洗虚假的知识和伪饰的逻辑带给我的非真实感。让自己行于真、坐于实是我给自己的生活要求。”夏榆写他在矿井的经历，那种底层的真实和劳作，像撕裂的一道伤口，让我们看到精神的脓血和物质对人的奴役，人的命运的无力感、漂泊感，资本的趾高气扬，无权者的屈辱，这是中国的现在时，这是民生问题，也是一个散文家的良知和心灵事件，是为底层发声，也是必须有的当代知识者的话语勇气。正像夏榆所说：“是把它们看成是‘自由的试金石’，‘繁华的检测体’，‘文明的显示剂’……我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从个人的境遇和经验出发，从个体的人类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光影和时间的刻痕。”

是的，现在时，就是“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散文的书写的现代时就是要求散文家在时代的定位，你要发出怎样的声音，你的位置应该是靠前还是后撤。梁鸿在两年前为故乡“梁庄”写《中国在梁庄》，记录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2013年出版的《出梁庄记》是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在梁鸿看来，原本，他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获到的却是哀痛。《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我以为，这是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梁鸿每当离开老乡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她的心中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这是底层写作么？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的向下的悲悯和关怀，这是沉到了底层，是近些再近些。散文的现在时，不是走马观花的田野调查。直抵真相，说出真相，是需要担当和勇气的，这比坐在向阳的窗下谈天要安全的，这样的写作是不优雅的，也许是不能充分展示才华的，而这是不撒谎的文字，是有体温的文字，是不逃避的文字。散文也可以用世，散文也可以忧世，让后来人了解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这比所谓的只追求所谓的“美文”，要有价值得多。美也可以是现在时的沉潜，是对当下的发现与精确的描述和定位，是你意想不到的深刻与惊讶。散文的闲适之外，可以是呼喊，是愤怒，是渴望。散文的现在时不妨多注入一些钙质，使散文的骨头硬一些，身板直一些，靠近正义、良善、尊严、诚实、担当、难度、饱满，远离轻巧、把玩、柔弱、矫情、因袭、逃避、撒谎。

散文的现在时需要散文家的才华，更需要散文家的勇气，勒克莱齐奥说：“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第三道门槛，我称之为散文之道。我信奉“文以载道”，但我说的“载道”，不是所谓的代圣人立言，我要的是文以载道，道不废文，作为一个真正的散文家，要有一种道成肉身的担当。

中国文化向来把道作为事物的起源和终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有无相生，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人的道，是从自然中，自然也是中国人心灵的投射和安放的处所，道法自然。写文章就是为天地立心。但是现代人已经和自然分离，自然是人掠夺侮辱奴役的对象，处处体现的是对立。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哀怨地指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北宋慧南禅师有示众法语道：“后来子孙不肖，祖父田园，不耕不种，一时荒废，向外驰求。纵有些少知解，尽是浮财不实。作客不如归家，多虚不如少实。”

我以为，作为现代人，在散文写作中，不是怀旧，也非挽歌，是在这个我们被遗弃的世界里，寻找那亘古不变的道。其实我们已经没有物理上的故乡可去，海德格尔曾将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写道：“这里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指通常所谓的‘家乡’、‘故土’、‘婚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居所’吗？‘家’的确是人的‘栖居之所’，但却远非上述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

这个“世界”，接近：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千古事”，就是道的体现。在散文写作中，要有一种为千古写作、为永恒写作的志向，我们自散文中进行的是一种重建，要道成肉身，你的文章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古人的写作，“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们追求“用”与“无用”，追求生前事与身后名。

曹丕的《典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岁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富贵荣华或者及时行乐都是短暂的，只有文章可以垂名于千古，不受时间的限制，可以永恒。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一种永恒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