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江少宾

他就哭了两声

那个5月的傍晚，天空布满阴霾。病房里空荡荡的，三张病床挤在一起，逼仄的过道刚够放下我们的加床。三个女人都是剖腹产，不能开空调，不能开窗户，室内弥漫着一股咸涩的鱼腥气。

临床的那个孩子比儿子早出生两天，每隔一个小时她就要哭一次，仿佛不愿降临这个不堪的人世。好在，喂过奶粉的儿子始终在熟睡，偶尔会有些惊悸，片刻之后，便再次沉入梦乡。十点多钟的时候，妻终于睡过去了，甚至起了轻微的鼾声。我睡不着，读汪曾祺，《晚饭花集》，几乎一目十行——思维实在是太跳跃了，想起妻子十月怀胎的艰难，想到自己初为人父，还想到古稀之年的父母终于圆了一个期盼多年的愿望……临近午夜的时候，我忽然胸闷，心慌，汗水从后背汹涌而出，仿佛身体内部的液体都要漫出来。我轻轻地推开门，走廊里的灯光亮得炫目，地上横七竖八、男女混杂地躺着一些人，一些家属则靠在墙上，眉头紧锁，面目模糊。在医院里，人都是中性的，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自己的隐私和身体。

走廊里的空气好了许多。新生儿的哭声此起彼伏，产妇揪心的呻吟从病房里鱼贯而出。不时有产妇被推进来，不时有产妇被推出去，人影在地面和墙壁上乱晃。走廊的尽头，一个黑而且胖的男人坐在地上，眼里遍布血丝，深重的疲惫堆满了他黎黑的脸庞。他的妻子躺在一张逼仄的加床上，腹部高高隆起，宛如一座小山。男人似乎憋坏了，我乍然现身于深夜，大约帮了他的大忙。他逮住我说，女人怀的是三胞胎，乡下的医院居然一直没有查出来。乡下的女人皮实惯了，怀了三胎的女人依旧像往常一样做着粗活，还挑过一百多斤的稻谷，走到五里之外的粮站。更令他自责的是，他们依旧同房，因为没有医生告诫过他……谁知道孩子刚到五个月，女人的羊水就破了，他想保胎，但月份太浅，费用也过于高昂，而且，保住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已经在走廊里躺了十三天，在女人呼天抢地的十三天里，妇产科的床位腾空了若干次，每一次，他们依旧只能躺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后来的反倒先搬进了病房。他和护士为此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吵，然而争吵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点儿问题也解决不了。相反，他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自己的冷遇，几个年轻的小护士踢踏着骇人的高跟鞋，在他们面前旁若无人地踢过来，又旁若无人地踏过去。女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呻吟，她太痛了，撕裂般的痛，然而那些美丽的天使们却不愿意主动询问一声……他絮絮叨叨颠来倒去地诉说着，在难得一次的停顿里，他向我要了一支烟。走廊里贴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但在那一刻，我实在不忍心说明这一点。我看见，一团接一团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薄而出，那双烟雾缠绕的眼眶里，盈满了两汪浑浊的泪。

我蹲在地上，陪他抽了两支烟。接过第二支烟时，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一些，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声“谢谢”，仿佛我们已是旧相识，客套都是多余的。在不着边际的闲聊里，女人时常会发出一阵锐利的叫喊，这时候他便立即蹦起来，握住女人的手，凑近她的身边。我无法听清他们的耳语，只看见他一个劲儿地点头，偶尔也会抚摸一阵女人的肚子。回来的时候，他经常满头大汗，经常会深深地吁出一口长气。我知道他依旧沉陷于深长的自责，依旧在担心着三个刚满五个月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面对一个疼痛了十三天的孕妇，面对三个即将夭折的五个月大的孩子，劝慰其实无济于事。

凌晨两点的时候，睡意终于袭上我的眼睑，我正思虑着如何和他告别，那个肤色蜡黄、腹大如鼓的女人忽然哭了起来。他看了看我，缓慢地挪动着身子，直接跪到女人的床边。女人一边哭一边捶打着他的脑袋，他默默地承受着，头埋进了裤裆里，直到我独自默默离开……

办理出院手续那天，除了新生儿的啼哭，人来人往的脚步，整个产科异常安静，几乎算得上鸦雀无声。走廊里依旧排满了加床，只是不见了那个女人，我在走廊里来回奔走了两趟，也没有发现那个男人的身影。时间才过去三天，他们就出院了么？我很诧异，便和妻子说起那天晚上的经历，妻子始终默然不语，一直陪侍的岳母突然叹了口气。原来，那个怀着三胞胎的女人，几乎整个产科都知道她的经历，她在叫喊了十四天之后，终于永远地停止了疼痛。当天晚上，医院就送走了他们一家，五口人。在妇女们的传言里，男人得了一笔钱，具体数目，岳母也说不清。还是钱好啊，岳母说，人太假了，他就哭了两声。

那么壮实的一个大男人，黑而且胖，我想象不出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他真是太老实了，“就哭了两声”，大约是已经筋疲力尽。当然，经过十四天的煎熬之后，他大约也已经懂得，自己终究无能为力，就算再闹腾，人死也不能复生。在他的乡下，应该盛行着这样的生存哲学，媳妇可以再娶，孩子可以再生——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办好了出院手续。妻子和病房里的妈妈们告别，岳母握着儿子的小手，让他和弟弟妹妹再见。儿子忽然哭了起来，病房里的人都笑了——他们的笑容多么幸福，他们的幸福多么完整。

安详的悲伤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夏天，还记得那场雨中的长途跋涉。那时候，合肥到破罡还没有直达的客运班线，我和父亲不得不顶着淋漓的大雨，先到了孔城，尔后满大街寻找能够带我们回老家的营运车。然而没有一趟车能够直达，我们只好辗转到了牛集，再从牛集辗转到了扫帚沟，又在扫帚沟找到了一辆四处漏雨的蹦蹦车。

回到牌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好在我的小村没有下雨，夕阳的余晖镀亮了父亲悲伤的脸。经过一座陈年的坟茔，五叔的家就到了，门楣低矮，经幡低垂，五叔安静地躺在门板上，他再也不能乐呵呵地坐起来，笑眯眯地，看一眼自己的孪生兄弟。那是我第一次目睹父亲的痛哭，一屋子的痛哭，我在其中，身体不断下陷。父亲跪在五叔的身边，他轻轻掀开五叔脚边的床单，我看见，五叔穿着一双崭新的黑布鞋，昏黄的烛火，在半明半暗中飞快地摇曳。这个奇怪的举动困惑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次我都想问问父亲，但每一次话到嘴边，我都生生地咽回去了，直到我居然成了一个作家，父亲才主动向我揭开这个谜。

五叔是个老实人，那是一种令人心痛的老实，尤其是在短暂的晚年岁月里，对于性情暴烈的五婶，他真正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五婶挑衅的时候，他总会独自躲开，任凭五婶吼破了喉咙，他也始终埋着头，沉默着，手里牢牢地握着一杯茶。五婶骂得过分了，他也会报以一两声剧烈的咳嗽，他是真的咳嗽，呼吸过于急促导致的咳嗽。等五婶的火终于发完了，他又会轻手轻脚地出现在五婶的面前，嬉皮笑脸的样子，依旧是一句话也没有。这样的好脾气并没有消解五婶对他的不满，记忆里，更年期的五婶总爱拿他撒气，似乎没有任何来由，也没有任何动机。而在那些终于平静一些的日子里，五叔总是微微地佝着腰，自言自语地摸进我的家里。他已经习惯了向父亲诉苦，向母亲诉苦。在母亲的劝说下，五叔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愤懑，他安详地靠在门框上，手里捧着一杯茶，笑眯眯地看着门前那条凹凸不平的机耕路……他是真的安详了下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很难相信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千疮百孔的战争，很难相信这个靠在门框上的安详的老人，他的内心也有一大把的委屈和无奈，悲凉与疼痛……那时候我还在念初中，还无法理解五叔的逃避，以及他对自尊的无原则的放弃与牺牲。事实上，五叔的沉默避免了无数次可能的战争，他不惜牺牲有限的尊严，最大限度地换取内心的安宁。

在我的乡下，晚年的五叔，是一个彻底的与世无争的老人。今天想来，五叔的与世无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秉性，而来自于那一场中年丧子的痛。

我依稀还记得三坡堂兄。他生着一张乡下极为少见的白白净净的脸，身材瘦削，身高大约一米七二，更难得的是他的言行和举止，总是那么温和。在乡下，这样的男子无疑是出色的，五叔也以三坡为傲，每次说起，总会喜形于色，眉开眼笑。

三坡是服毒自尽的，那年夏天，三坡还不到二十岁。辍学的三坡鬼使神差地迷上了“摇单双”，而且输的多，赢的少，更令五叔和五婶无法接受的是，三坡竟然学会了夜不归宿，像一只断线的风筝，短暂地丢下了五叔和五婶。除了喝茶，五叔一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他无法容忍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居然沦为一个不争气的赌徒。那个夏天的早晨，三坡大概又输光了，他踩着软绵绵的步子，从我家门前慢慢地走过。那一刻的三坡大约没有料到，迎接他的，不仅有五婶的咒骂，还有五叔的万丈怒火。那大约是五叔一生唯一一次动怒，但那一次，五叔的火发得怕人，甚至还对三坡动了手。现在，我已经无法完全还原那场灾难，面对堂兄的死亡，我也不忍发挥自己的想象。当天上午，三坡堂兄就服了毒，他居然喝下去半瓶农药！抢救无济于事。五叔五婶惊觉的时候，三坡正歪歪倒倒地奔向门前的机耕路，他痛苦地蹴着一根细长的柳树，脸色黑里泛红，嘴里漫着难闻的白沫。母亲抓着三坡的右手，我看见，三坡很想说些什么，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那一刻的三坡想来是后悔的，但有些错误注定无法挽回，三坡的决绝，让五叔坠入万丈深渊。

五叔一下子就老了，乡亲们都不能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他坐着，或是听他祥林嫂一样重复地诉说。

五叔后来很少出门。逢年过节的时候，阴雨天的时候，堂兄祭日的时候，我们总能听见五叔大放悲声，那种响遏行云的哭号，多年之后，依旧让我黯然动容。那段时间我格外同情五叔，有时也在五叔的悲凉里悄然落泪，但毕竟年岁尚小，就是想去劝慰，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开口。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站在五叔的旁边，听他絮絮叨叨地女人一样地哭诉。五叔陷在深长的懊悔里，一直无法原谅自己——他没有料到，自己唯一的一次动怒，竟然是对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而自己最宠爱的儿子，竟然能够如此决绝。

三坡堂兄的决绝，也将五婶推进了一个漫长的更年期。在更为漫长且又无法宣泄的压抑里，五婶积累了过多的怨气，她像一包移动的火药，一句话就能点燃，一分钟就能爆炸。五叔不是她唯一的燃烧的对象，很多熟悉的乡邻，都曾经遭遇过她无端的攻击与谩骂。在深长的岁月里，五叔摸透了五婶的脾气，他比谁都清楚地知道，五婶何以会沦为一个泼妇，蛮不讲理，人见人怕。在五婶的燃烧里，五叔选择了无原则的逃避，放弃自尊的忍让。五叔的选择虽然有些窝囊，但时间已经证明，五叔的选择其实是理智的，如果他不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对抗，五婶或许很难度过漫长的更年期，即便是安全地度过了，也会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让五叔始终沉默的，其实还有那些一直潜伏着的自责，他乐意接受五婶的攻击和谩骂，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他应该接受的惩罚。他在五婶的诅咒里，终于慢慢地安详了下来，而五婶的诅咒，也在慢慢地抚慰着他内心的创伤。晚年的五叔过早地学会了乐天知命，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闲人。

后来随着我外出求学，对五叔的记忆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陪五叔下下象棋。五叔是个臭棋篓子，下得奇慢，而且时常悔棋。但五叔却不允许我菲薄他的技艺，每次赢我，便乐得合不拢嘴，张着空洞的牙口，像个孩子……可惜这样的机会也并不常有，几年之后，五叔的耳朵就聋了，和他说话，很少应答，脸上堆满了不明所以的憨笑。

再后来，五叔就一病沉疴，终于撒了手。那个端午的前夜，小村下着淋漓的大雨，五婶恍惚听见五叔在叫着堂兄的名字，但竟没有在意，一早起来的时候，五叔的身体已经凉了。也就在那天晚上，远在合肥的父亲第一次梦见自己的孪生兄弟，在梦里，五叔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远远地站着，笑眯眯的。

五叔过世那年，刚到六十虚岁，在我的小村，六十岁，还远远没到应该享福的年纪。事实上，五叔一生都没享过什么福，和大多数父辈的中国农民一样，五叔有的，只是旧中国的压迫，新中国的磨难，等改革开放的曙光终于照亮了小村，他们已经老了，儿孙们开始满世界忙碌，空旷的小村一片荒凉。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古稀年纪的五婶依然康健，她独自生活，性情温和了许多。我很怕陪她说话，每次说话，眼前总会浮起五叔的安详的脸。我承认自己已经过早地迈入了中年，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我时常想起晚年的五叔，想起那些闲适的午后，五叔安详地捧着一杯茶，和我面对面地坐着，专心致志地，下着象棋。

是啊！我无比怀念下棋的五叔，安详的五叔，虽然我知道，他的安详，潜伏着无边的悲伤。

出没风波里

昨夜，我忽然梦见了胡遥，梦见长江里那艘飘摇的小渔船。醒来的夜里，胡遥又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十年时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胡子拉碴的沧桑的脸。“大胡子”因此成了胡遥的绰号，他的胡子，短、黑而且硬，安静的时候，像一幅木刻。

胡遥是我的高中同学。学校离长江不远，穿过一条逼仄而狭长的街道，一条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机耕路，长江就到了。江堤绵延数里，垂柳绵延数里。放学的时候，一些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同学，会到垂柳深处温习功课。我们也时常装模作样地带上一本书，偶尔翻翻，随即用来垫屁股。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看汛期的长江浊浪滔天，看江心里缓缓驶过的轮船。船上的人影隐约可见，万里无云的朗日，还能看见有人往水里扔垃圾，有人站在甲板上，俯身看着江面。轮船过去，浑浊的江面上一浪追着一浪，轰鸣着的交响，十年过后，依然回荡于我的梦乡。风平浪静的日子，还能看见江豚在欢快地跳舞，它们争相表演，像一群戏水的孩子。

那个午后，江面辽阔，素面朝天。垂柳深处的知了扯着嗓子在喊热。岸边泊着一只小渔船，舱里搁着两只受伤的橹，把手已经裂开了，绑着几道细细的红绳子。虽然生长在江边，但划船我们都是第一次，胡遥解开岸上的绳索，和我一起把船摇进了江里。一开始我们都划不好，协调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掌握了划船的技巧。前所未有的兴奋冲昏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甩开膀子，渔船像一支离弦的箭，在江面上犁出了一条直线。就在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的时候，刺耳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我们这才骇然发现，下游正驶来一艘轮船，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江面上已经掀起了浪花，渔船开始在浪花里起伏，前后摇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的渔船实在太小了——最多只有一米宽，长度肯定不到两米——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胡遥脸色煞白，他冲我大喊大叫，我听见了，但双手根本不听使唤。现在想来，那时候我已经乱了方寸，无法听从胡遥的指挥，也无法步调一致地摇橹，我们虽然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但渔船始终在原地打转。我听见自己的心脏敲起了急促的鼓点，我想自己大约就要死了，离岸太远，而水面上热气腾腾，温度至少比岸上高出五度，在这样的水面上浮游，本身就危机四伏，更何况经过这番折腾，我连逃生的力气都失去了。死亡的恐惧第一次向我袭来，渔船还在打转，轮船还在快速靠近，船头的方向，就在我们的右侧——应该不到一米！

胡遥的橹摇断了，我的橹也摇断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轮船正在逼近，我看见乌黑的船头，像一把锐利的犁铧，将浑浊的江水劈成了两半。渔船在水面剧烈摇摆，一个浪头将我们推出去，另一个浪头又将我们拉回来。摇摆在秋千一样的浪头上，我闭上了眼睛，狂乱的心里塞满了恐惧。

谢天谢地！轮船驶过的时候，我们竟然躲过了轮船掀起的巨浪，借助于劈面而来的巨浪，胡遥将渔船推出了一米多远！就是这一米多远的距离，给死神让出了一条道路，我看见死神的黑色的背影，从我们的身边一掠而过……我惊魂未定，胡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双手抓着船沿，身体淹在水里。我不知道胡遥是什么时候下的水，我更不知道，假如我看见胡遥正在下水，自己会不会予以阻止。这时候下水其实是在玩命，轮船过后，巨大的旋涡完全有可能将他吸入江底。现在想来，生死，其实只在一念间——假如我发现并阻止了胡遥，那一次，我们必将葬身鱼腹，难逃一死。

大难不死之后，我对水产生了持久的畏惧心理，以至于到了现在，我依旧不敢贸然下水，即便是面对那些水平如镜、清澈见底的室内游泳池，我也会心生胆怯，紧张不已，我必得由爱人牵着手，才敢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我不知道胡遥是否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事实上，我和胡遥之间的私人联系非常有限，那一次魂飞魄散的经历，我们再也没有提起。

高中毕业之后，胡遥先是四处漂泊，最后在一家啤酒厂里谋了个差事。每年夏季，胡遥总要来合肥，有时是公差，有时是绕道而来，为了和我们这帮老同学见见面。胡遥长得壮实，又做着和酒有关的生意，每次见面，酒自然必不可少，但胡遥并不善饮，时常被我们灌得烂醉如泥。渐渐地，胡遥便很少喝酒了，脸色灰暗，令人生疑。和我们一起吃饭，胡遥会主动要来一只“公筷”，自己的筷子再也不伸进碗里。联大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联大说，“大胡子”现在真是变了，连筷子都用“公”的。我们几个哈哈大笑，胡遥却摇了摇头，他一本正经地说，吃一次，少一次了。胡遥惯于老气横秋，席间的这句话，我们谁都没有在意。

那是我和胡遥最后一次见面。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遥再也没有来，或许也来了，却没有再和我们联系。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争分夺秒，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我们竟慢慢地淡忘了胡遥，偶尔想起，也总以为他在忙着自己的生意。我们谁也无法相信，那段忙乱的岁月，初为人父的“大胡子”，刚刚跨进三十岁门槛的“大胡子”，竟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胡遥得的是重症肝炎，昏迷到第七天的时候，终于撒手去了天际。从迟来的消息里我们知道，胡遥欠了不少债，经营上的惨淡使胡遥过得非常窘迫，平时有个小病小痛的，从来不肯去医院，不曾想这一回竟是个重症，不得不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拖成了肝昏迷。

我们这帮老同学都没能参加胡遥的葬礼，但胡遥的祭日，我一直记在心里——2003年6月23日，星期一。那天下午，我在环城公园里坐了两个小时，静穆的树冠上，滴着寒凉的细雨……

选自《百花洲》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