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启文

从黄河上游一路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平静之后，是突如其来的震撼。

这是我的感觉，一种久未激活的震撼，在瞬间逼真地出现了。

那震撼的感觉来自深切于地腹中的凶险峡谷，也来自一条大河。

龙羊峡，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着的龙羊峡。龙羊，绝对不像汉语词汇那样仁慈，这是藏语，龙为沟谷，羊为峻崖。但这样的直译远远不足以表达它令人绝望的程度。我几乎是绝望地站在一道悬崖的边缘上，这没有任何象征性，一个人，只有站在这悬崖的边缘上，透过崖壁上的一个缺口，才能看清一种真相：那命悬一线的峡谷就是黄河唯一的通道，当一条大河从峡谷西部入口处奔向东端的出口，黄河再也无法隐藏它无与伦比的狂野，如同一头狂躁的困兽，一路发出狂暴可怖的咆哮声。

越过一只苍鹰起伏的翅膀，我看见，青藏高原的太阳在颤抖。

一种巨大的落差，以狂暴的方式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能量之一，而人类绝不会袖手旁观。一个概念仿佛在我的震惊中被偷换：一道峡谷，变成了一道大坝；一条大河，变成了一座水库。那庄严的大坝有着银灰色的外壳，看上去很高，实际上更高，它比后来的三峡大坝还要高，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坝。就是它，一举将龙羊峡以上的黄河上游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流量全部拦截在这峡谷里，又是高峡出平湖，一座中国当年最大的水库，在这里直接诞生了。从此，一条飞流直下的大河只能在它自己发出的咆哮中盲目地挣扎，又无论怎样挣扎，都只有一种命定的结局，那是人类在上世纪70年代为它安排好了的命运。它们的出现其实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还是让我震惊不已。不能不说，人类选择在这里建一座水电站真是天造地设。像所有的水利枢纽一样，这是没有任何诗意的存在，它更像是一个庞大而威严的帝国，充满了统御一切的霸气。这是人类强加给自然河流的一个伟大主题，只有人类，才有截断和阻挡一条大河的力量，让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服从他们的绝对指令。

看着眼前这一切，我倍感苍茫，如果不使劲想，你真是无法想象，在这道银灰色的大坝筑起来之前，龙羊峡是什么样子，黄河又是什么样子。

每当我走向一个过于伟大的事物，都感到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高原直射的阳光下，只有云翳偶尔投下的暗影，但很快就像云一样被风吹走。我一直不敢把眼睛完全睁开，在这里，眼睛很容易被太阳灼伤，但又并没有炎热之感，风很大，一直很大。这夏天的西北风，吹得整个高原沙沙作响，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我的高原反应，好像也与这弥漫的风沙有关，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气短，胸闷，又不敢用力呼吸，一用力脑子里就会出现空白。

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想象，当年那些第一次走到这里来的人，他们又是怎样的感受？

我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个，李师傅，一个黑而且瘦的汉子，额头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一样，突出的颧骨上有两团很扎眼的高原红。他沉默地看着我，甚至有些麻木。我摸出烟，给他一支，我自己也叼上一支。我还想给他点上火，但打火机怎么也打不燃。我以为是风大了，李师傅说，不是风，是这里空气稀薄了，不说打火机，这里连车子发动也不容易打着火。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了火柴，连划了三根火柴，他才把烟点着了，然后又给我对上火。我和他，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仿佛就在这一点对接的火光中拉近了距离。

这汉子比我大几岁，1976年，他十八岁，我十四岁。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发生了什么，他已无法清晰说出，而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还是那个开端。当年，他是坐着解放牌卡车从西宁开到这里来的，和他一起来的，全都是像他一样的毛头小伙子和小妹子，一张张面孔还一脸稚气。大伙儿背着背包上车时，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激动得不得了，那是一种充满了孩子气的兴奋，幼稚而天真，但那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兴奋，庄严而神圣。对于那个尚处于未知状态的目的地，他们充满了憧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将要去干一件伟大的事业。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抵达的是一个生命的极地。每个人最终到底会是怎样的结局，那时谁也不知道，只有命运知道。

从憧憬到抵达，那个过程在回忆中已被大大缩短了。经历了漫长的颠簸，一直像幕布一样蒙着他们的帆布车篷终于揭开了，还没看清楚揭开这一幕的人，一阵大风就猛扑上来，这些半大孩子们一下傻眼了，一个个吃力地站在大风中，一张张还长着细嫩茸毛的小脸蛋被大峡谷的风沙打得一片生疼，眼睛睁不开了，连手里的红旗也被风吹得举不起来了。这让他们满怀憧憬的目的地，眨眼间就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一百多个半大孩子在风中瑟缩成一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孤零零了，就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一群上当受骗的孩子。还没下车呢，就有不少小妹子站在风沙里哭了，没哭的，也在风中流泪，被泪水冲刷出来的沙尘，比眼泪还多。

这时，一个穿着土黄色军大衣的人突然来了，一来就瞪着眼骂，熊样，就你们这熊样，也敢上龙羊峡来啊？还没等孩子们看清楚他是谁，这个人一转身就走了，走时又撂下一句狠话，哭吧，先让眼泪把你们那脏脸蛋洗干净！就是这句话，让那些半大孩子忽然就哽咽住了绝望的哭声，齐刷刷地去看那个凶巴巴的人。这人是谁呢？

李师傅讲到这里，忽然停顿了一下。我看着他的脸，那瘦削的脸孔不是严峻，而是僵硬，像一块生铁。他好像不愿再提那个人，他说起了比那个人更凶狠的风沙。风沙是这里的家常便饭，哪怕八九级的大风在这里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每当大风裹挟着高原的黄沙席卷而来，有时候在晌午，天一下黑了，天昏地暗中，啥也看不见，只有沙石扑扑打在脸上，疼痛，只是最初的感觉，不一会儿就麻木了，时间长了，连疼痛都不知道了。这就是龙羊峡人每天都要过的日子。而一旦风沙暂退去，太阳又出来了，高原的太阳照在身上凉飕飕的，却在每个人脸上烙下了一生也无法消退的印痕，高原红。这是在阳光的暴晒下脱去了一层一层的死皮才会出现的，当年那些尚未成形的小伙子姑娘们就这样脱去了一层一层的人形，从脱去人形到重新长成一副人形，他们仿佛就是这样长大的。每个人都像经历过苦难的炼狱，也能在这炼狱一般的世界上坚持下来了。

如今，当年那个叫李庆元的半大孩子，已化身为一个和我面对面地坐着的龙羊峡汉子，那张像刀削一样的脸，在峡谷的风沙与高原烈日的轮番磨砺下，早已像高原的岩石一样粗糙，那风沙再打在脸上，就像石子打在岩石上，几乎岿然不动。这像岩石一样坚忍的生命，或许就是龙羊峡给予那一代人的第二次生命。他不愿提到自己，他讲述的其实是一代人的共同的经验和集体记忆，甚至是一种国家记忆。而对于这些早已走过天命的人，没有人觉得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谁都听从了命运的安排。那是一个习惯于听命与服从的年代，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代人共同的命运。

每一次走近他们，我仿佛都是在体验人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而当我咽下“残酷”这个字眼时，李师傅使劲抽了一口烟，在火光照亮的一瞬间，我发现他的嘴角在微微颤抖。

有人说，一个人能在龙羊峡坚持下来，哪怕什么也没有干过，也是一种牺牲。而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

我踩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正的终点，葫芦峪。

走到这里，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这里是个山谷，也是个风口。两厢碎石翻滚的山坡，山土的颜色像被火焰烧灼过的焦土，连岩石上也有火焰的纹路。在这乱石丛生、风沙扑面的山谷里，竟然开满了一些无名的野花，看上去显得有些多余。仔细看，又不是花，而是一种顽强地生长着的野草，矮小，硬扎，一簇簇地丛生着，营造出了某种似花非花的幻觉。谁也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植物，但只有它可以在石头坚硬的裂缝里生长出来，以坚忍而顽强的方式，把草根深深地扎进这高原的岩石中。这同样不是一种象征，从来就不是，这只是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在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中，最终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孑遗植物——戈壁红，这是龙羊峡人对它的命名，一种透入心肺的暗红色，像干涸凝固的血。

我伫立的地方，当年曾站着一位黑着脸孔的军人。那时候大型水利工程的指挥长，大都是军人或军人出身的人，我见过的每一个龙羊峡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提到了这位老军人，芦积苍，一个不断重复的名字。这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时任水电四局党委书记，一到龙羊峡，一看这险恶的地势，凭一个军人的本能，他就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他这辈子不知打过多少次硬仗，他有这个心理准备，还没开工，他就来到了这个叫葫芦峪的山谷，长久地看着这个地方出神。风很大，一阵风猛烈地掀起了他厚重的军棉大衣，但没有风能够吹动他，他往哪里一站，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就是这里了！他用一个凌厉的手势，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几个随他而来的人看了，也都觉得这地方不错，这里虽说是个山谷和风口，但在龙羊峡，也算是一块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那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来这里寻找营地呢，后来才知道，他是提前来这里寻找墓地。这块墓地，是按照一个团的编制选定的。

当我一步一步地走进葫芦峪，仿佛正一步一步走进一个老革命冷峻的内心。从龙羊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十多年来，已经有两百多名烈士被埋葬在这里。没有一个团，但接近一个营，一个工程，牺牲了这么多人，绝不亚于打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两百多块坚硬而羸弱的墓碑，组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遗像。这是一种森严的存在，如同一片静穆的森林。我一块一块挨着看过去，每一块冷硬的石头上，都刻着一个个毫无表情的名字。经历了一轮轮的风霜雨雪，那被高原直射的阳光照亮的笔画，有的早已残缺、模糊。只有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才会把这些名字还原为一个个有着鲜活血肉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石头，这样的墓碑，每一次正视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有比铭记更好的方式，那就是遗忘。我真想把他们连同那个时代一起忘怀。对于他们，对于那个时代，遗忘或许是最好的方式，让一切成为过去。

但我还是颤抖地记下了这几个墓碑上的名字——

阎海，一个当年的挖掘队队长，有人说他像一头闷声不响的驴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任何预感，依然像平日一样在埋头挖着土石方。那天，工地上又刮起了大风，狂风裹挟着车辆扬起的尘土，弥漫得几步开外就看不见人影。一辆汽车在倒车时，将弓着腰挖土的阎海一下撞倒了。离他最近的几个工友看见他倒下了，赶紧冲过来，把他扶起来，但已经扶不起来了，也看不出伤在哪里。但他自己知道，他快不行了。在战友们准备送他去急救时，他的脑子还很清醒，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他一边吃力地呼吸，一边在身上抖抖索索地摸索着，他从怀里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又吃力地抬起头，举起手臂，他说，这是他的党费。是的，这就是他最后一次交的党费。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谁也不必再背着一堆不着边际的理想，你也许觉得，这只是黑白电影里时常出现的一个滑稽而矫情的情节，然而，这就是当年在龙羊峡发生的最真实的一幕。在时代的嬗变中，没有任何虚构可以置换真实，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我也只能真实地记下这个细节，而我的心情比真实更复杂。如今，很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的工友们，只要一闭眼，眼前就浮起了那黄土风沙中的一幕，这又是他妻子最不愿意回首的一幕。阎海牺牲时，年轻的妻子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哭着喊，你一扔就扔下了三辈人啊！这是一个最想把阎海烈士遗忘的人，只要谁提起她丈夫，这不幸的女人就会凄惨地发作。那哀哭之声，在龙羊峡无边的黑暗中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很多人在半夜里都会被女人的哭声惊醒。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女人渐渐哭得意识不清，她的精神失常了。一直到现在，她都不能见到丈夫的任何照片和遗物，更不愿走进葫芦峪——她丈夫的墓地。

弥芳玲，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在她二十二岁时猝然终止。龙羊峡的很多过来人都还记得，这姑娘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还有一对笑起来特别可爱的小酒窝。那是在1985年秋天，她正在工地上埋头干活，这丫头干什么总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她没有注意到，一直悬在她头上的那道阴影，一只吊在空中的水泥罐。这其实没有什么，就像一些沉重的吊臂也经常悬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太在意。然而，这道笼罩她的阴影成了一道致命的阴影，水泥罐突然出现了故障，她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所有人都没有反应，顷刻间，几吨重的混凝土像天塌下来了一般，砸在了她身上。从事故发生的概率上来看，她只是偶然被砸中的一个，属于万一。而厄运和灾难又总是在偶然和万一中不幸发生，这样一想，反而又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那个惨哪！过于悲惨的事情，让许多过来人不忍回忆，她的血肉永远留在了大坝的混凝土中，没有谁能够清理干净。能够清理的是她寥寥无几的遗物。她哥哥在清理妹妹的遗物时，看到最多的是妹妹给母亲的汇款单。这样一个孝顺女儿，就这样撒手走了，一个母亲的精神崩溃了。这可怜的母亲，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从三十多年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从阎海到弥芳玲，还有这墓碑上刻着的许多名字，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牺牲，或他们的不幸遇难，其实都只能定义为工伤死亡事故。但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往这事故上面想，哪怕最普通的人也有一种高尚的想法：他们不是事故的死难者，而是为了共和国水利建设而光荣牺牲的烈士。

而在这些烈士的背后，留下了一个个未亡人，他们将以另一种牺牲的方式，承受更漫长的苦难。很少有人知晓他们的存在，无尽的岁月已将他们遮蔽在视野之外。但他们偶尔又会在你的视线里不经意地出现，为你揭示某种被忽视的命运。孟朝云，孟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仿佛只在自身命运中存在的女人。她不是烈士，而是一位烈士的遗孀，也是一位烈士的母亲。她从来就不是这里的职工，只是跟着丈夫来这里过日子的家属，也就是所谓的“半边户”。丈夫死时，大儿子十二岁，小儿子才四岁。她整个人都傻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是跟着丈夫一起来的，丈夫走了，她也要跟着丈夫一起走。然而，丈夫一撒手就走了，她却撒不了这个手。她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眼睁睁地看着她。就在母子对视的那一刹那，这个女人明白了，她走不了了，这两个儿子只能由她来抚养成人。活着是比死更顽强的一件事，她不想活，但也得活。她抹掉了眼泪，转身就去灶膛里生火给孩子做饭了。她没有哭，她的眼泪是被烟火呛出来的。十几年过去了，眼看着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了，老大又像他爹一样，是一条十分壮阔的汉子了，上了水利工地了。看着大儿子那副又宽又壮实的肩膀，她感到自己终于又有了盼头，她孤儿寡母之家又有个男人来扛了。然而灾难很快又一次降临，老大也像他爹一样，在一场事故中牺牲了。命运如此残酷，一个女人，年轻丧夫，中年丧子，一门双烈，这双重的灾难和人间所有的不幸全都降临在一个庸常人间女人的身上。但她没有倒下，她的精神也一直没有崩溃，她再次咬着牙活过来了。

一直到现在，她依然活得异常艰难。现在，她还住在龙羊峡一间寒伧的小屋子里。拉开一条旧布帘，就像拉开了一道帷幕，幕后是一个女人真实的生活。走进小屋，就像走进了一个阴暗的地窖。眼下正是夏天，哪怕在夏天，这屋子也显得异常昏暗、寒凉。在一间转身都很困难的小客厅里，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机陪伴她的伶仃孤寂。地上，是她刚上山挖回来的一袋野菜，她准备用盐腌了，作咽饭的咸菜。一只破沙发上，有一堆别人给她的羊毛，她准备给自己织一条羊毛褥子。大峡谷里风湿太重了，她一双老寒腿越来越僵硬了。看得出，这是个挺能干的女人，什么都能干，但她一直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当年，她是随迁的家属，现在老了，也没有退休工资，每月仅有三百多点儿的低保。这几个钱，她要吃饭，还要吃药。一个女人上了这岁数，身体慢慢枯萎，不是这里出了毛病，就是那里又有什么病痛。她心脏一直不好，这是老毛病了，她只能用最廉价的药物来维持最卑微的生命。

我注意到，在她的窗台上，还养着一盆盆小花，不知道什么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一种清贫的生活，有了这一点儿花卉点缀，哪怕是长了刺的花，也让人多少感到了一点儿温馨。一问，我才知道，她养花不是给自己看，而是拿到小街上去卖，一盆花能卖五六块钱，这对她拮据的生活多少是点儿补贴。大姐淡淡地说着，又站起身，给这花浇了一点儿水。看着她佝偻着身子浇水的身影，是那样平静和淡定，那干涸的几乎凹陷下去的眼眶里没有一丝泪痕，脸上也没有什么悲戚表情。

看着她，我又一次想到了命运。如果这就是命运，在经历了大苦大难之后，无论是当局者，还是旁观者，也许都能平静地接受了。

又一次走向黄河。或许只有通过河流，人类才能接近生命的真相。

站在龙羊峡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见峡谷里那座银灰色的水利枢纽。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它的存在，对于我是外在的，我也不可能进入它幽深而复杂的内部，只能从外部感受它的辉煌和崇高，这是我一直规避的词语，但只有这样的汉语词汇才足以来形容它。当崇高变成一种真实，你才能发现这辉煌背后的另一种真实，苦难与辉煌。在中国，苦难与辉煌从来就不是悖论，而是互为因果。为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些长眠于此地的人，守望在此地的人，还有从这里离去的人，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缔造，缔造了共和国水利史上最伟大的传奇之一。

在我离去之前，太阳的光芒已把这一人类的杰作调到了最高的亮度，它的光芒过于炫目，以致我一直没有真正看清它，我看到的兴许只是某种并不存在的深度和景象。

2013年5月8日改定

选自《散文》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