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桑麻

一个平常的冬日下午，我在通达街上行走，过了一个丁字路口，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即将走到通达名园大门口，见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由北向南相向而来。男人高大，肩背略驼，穿一件质地不错的土色短袄，双手背在身后，女人紧跟其右，捂一大袄，个子中等，身形臃肿，步伐细密，有点跟不上。男人面孔微扬，脖颈上抻，令脑袋与肩膀的关系显得僵硬，其目光散漫，正喋喋不休说着什么。女人低着头，任从前方被风吹回的声音灌入耳中。能够看出，这是一对惬意的夫妇。他与我走了个照面，即将擦肩而过，我蓦地认出这是一个熟悉的人，一个“老乡”，一个当年成功的“乡镇企业家”。我是从他与众不同的马脸上认出来的。他一走过，我就不再犹豫，确定了刚才的判断。不错，一点儿不错，此人正是三十年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北交道口逃掉的那个人。他比以前胖了不少，因而显得更高大，也更壮实，多少带着一个成功者不自觉释放的滋润和洒脱。他的脸孔没有变白，还是土地一样的颜色，确乎少了乡村风尘，显然，他从乡下来到了市里，毫无悬念地完成了从挖煤向中产阶层的转变。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带来一缕凉风，轻轻掠过我隐隐发汗的额头。我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几乎要失声叫出来，在有着一百五十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在一条偏僻、狭窄的街道上，我居然还能与他狭路相逢。

我像一个侦破专家，在他们走过之后，开始把三十年前我所知道的他的形象，与今天的他加以比照。这是令人不爽的暗中操作，影像却高度重合。岁月改变着一切，并为某种改变增加更有说服力的征兆。它无意夸大某种特征，也不负担整容义务，却把它放大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的容貌和身材，特别是他的永远合不拢的嘴巴，锅铲一样的门牙，一口发黄的带着霉头的如二马牙玉米紧密排列的牙齿，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长而突出的发亮的脑门，一头乌黑的后背的头发（估计已染过），都证明了时间的无私。它们一下子映亮了三十年前的那个瞬间。

那是一个周末，初冬傍晚。我在火车站等车。我来晚了，通往老家的最后一班15路车已经开走很长时间，大概正跑在回程的路上。我心中倍加焦虑，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回家看望父亲和妹妹了，无论如何都得回去。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实现心愿：乘坐10路公共汽车，到北李庄下车，换乘正好路过的当然一定是好心人的顺路车回到十三里开外的老家，要么徒步完成这段路程。那条路通往家乡，同时通往几座煤矿。所谓碰巧赶上，一般是邻村的送煤车，或者外地的拉煤车。若能扒住乌黑的车厢板上去，站在风中，用手抓紧冰冷的车帮，把头深缩进领口，经受一路的颠簸震响，听任煤屑落进领口……已足够幸运。

但幸运并不总是眷顾。下车等你的，常常只是那条曲折的行人稀少一团漆黑的夜路。走下来，脚会磨出血泡。

几个同样没有搭上最后班车的人，陆续来到站牌下。他们知道希望不大，还是聚集在那里，心存侥幸，希望出现奇迹。有人去乘坐前往武安的汽车，我则想乘坐10路车赶往北李庄。

天即将完全黑下来。

这时，一辆银灰色的工具车从火车站（也是汽车站）前的浴新大街由北向南驶来，它拐进车站，停在了站牌下。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从驾驶室副座上下来，跟着下来两个人，或者是一个人，我实在记不得了。他们从车上卸下行李和一些日用品。他是来送他们的。那可能是他的子女，或者亲友。有人认识他，我也认识。仅限于我们对他的认识。他送他们登上离开邯郸的汽车或火车后，应该返回老家。他家与我家只有三里之隔，我不奢望他会送我回家，能够搭顺风车到他村口，余下三里我会轻松地走回去。其余的人都意识到回家问题即将解决，我们在没有希望中还真的等来了希望。这中间有两个学生，两个上年纪的老人，三个中年人。他们的心情与我一样，我们的焦急等待感动了上苍。

我们立即上前跟这位可爱的“老乡”套近乎，大家忐忑不安，诚惶诚恐。这里不妨多说一句，他的外貌是令人不敢亲近的。想想就明白，锅铲一样的门牙，嘴唇包不住，鼻孔略朝天，有点歪脖子（应该不是胎带的，而是有钱使然），总仰着脸，与人对话时眼睛抬高十五度，散漫地望向远方，远方空无别物。他是一家集体煤矿的承包者兼负责人，每年向集体缴纳一定数额的承包费，大头落入自己腰包。谁都知道他有钱。对于一个有钱人，对于一个当年即拥有专车、小工具车和运输卡车的人，乡民的态度是满含敬畏，甚至害怕的，不敢靠近也是可以理解的。有钱和没钱，是界定阶层的硬指标，划定阶级的分水岭。至于来路是否正当合理，无人顾及。车也是，当年不像今天如此普及，确然证明着某种权力、地位和身份。

那些老弱和幼小的心灵，那些在初冬黄昏手脚冰凉麻木的人们，那些差不多要有家不好回的渴望的眼睛，在内心焦渴的等待中，看到了黑暗中的星辰，看到了老乡的工具车。如果答应把他们捎回去，不仅可一慰心灵，且能够省掉车票钱。即使让他们坐在车厢里，也无异于坐在一辆豪华中巴上。像铁片不可逆转地被磁铁吸引，大家不自觉地移向那个救星。

“磁铁”的反应非常及时，我们得到了他满脸诚恳的回应。我想，当这些要求帮助的人一同拥向他时，他的内心一定涌起仁义的暖流，温暖了我们，也温暖了自己。车站的嘈杂全都退去，我的耳鼓充满得救的福音。

他给我们的答复是：“我将他们送进车站，再接你们。但你们不能在这儿上车。这里不让停。你们要走几步，到复兴路上等我。一过交道口，上去那个坡，就在路边等。我会把你们都拉回去。”

还有什么比这个承诺更合乎情理、让人感激涕零呢！工具车的载荷量至少两吨，载六七个人算得了什么。人家不需要送站，如果需要，让我们把他的亲人抬进站台，我们也不会拒绝，我们愿意为他出点力。我们觉得只有马上出点力表明感激之情，坐人家的顺风车才踏实……听着他沁人心脾同时也是沁人骨髓沁人血液沁人细胞沁人毛孔的话语，大家感动得甚至忘记了说一声谢谢。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运，让每个人感到的温暖程度无以复加。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位“老乡救星”，一步三回头往约定的地方赶。这是一段四五百米的路程，我们以暴走速度来完成。若不暴走便会辜负他的一片好心。我们脚步急促，相互提醒，生怕耽误了他的时间，让工具车等我们。路上许多人目睹了这一奇怪现象：几个陌生人，不是朝向车站，而是朝着相反方向，不是朝向一辆公共汽车或者中巴，也不是朝向路上任何一个停着的车辆，而是朝向一个虚无目标奔跑。他们气喘吁吁跑了三四百米后，向左一拐，隐没了身影。

我们真的多虑了。我们都跑过了那个无法把握的时间。在工具车到来之前，我们无一掉队，全都赶到了约定地点。我们的整齐和效率，定会让我们的“老乡”满意得笑逐颜开。

在向目的地冲刺的过程中，激动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思绪也在激动中飞扬。我想起乡亲们对这位老乡的不公正评价。这些评价无外乎他的牛逼、自大；看不起乡邻（主要是穷人）；见了当官的一副奴才相；对人苛刻；德性不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评论不值一驳，全是红眼病人的谵语，道听途说者添油加醋的妄测，是普遍的仇富心理在作怪。他是一个大善人；他心地纯正、无私、无瑕；他体恤老者和弱小；他有“老乡观念”：你即便不认识他，他也会适时地雪中送炭。

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经常随领导下乡调研。我没有为他写过“情况反映”一类的正面材料，但知道有关他的一则感人至深的传说：他给乡敬老院（或是学校）捐款，款额在五万元以上。他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这一善举足以抵消人们对他的非议和诟病。车站感人至深的一幕，证明了他捐款事迹的可信和可靠，为他既高大也猥琐的形象，铁定加注了一道闪闪的金边。

善人啊，平安！万岁！

五分钟过去了，该来却没来。我们心犯嘀咕：难道他不愿意拉我们，没有左拐，而是从另一条路上绕走了？不可能。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来。我们心中更加疑虑。如果真的绕开了，我们在这里可是前不见站牌，后不见车站，误事大了。焦急开始写在每个人脸上，有人烦躁不安起来。十二分钟过去了，就在这时，大家熟悉的那辆银灰色的工具车出现了。他刚从拐弯处露面，人们便激动得大叫起来。孩子扣紧了书包带儿，老人从地上擒起包袱……大家往路中间挤挤，但又非常克制。工具车驶过铁路桥，开始爬坡了。车辆没有减速，司机甚至加大了油门。我们听到了唯一的发动机的轰鸣，虽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车辆，有几辆车接二连三地与它相向驶过，却一个个像鱼一样无声地滑过去了。工具车照直向我们驶来，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有点风驰电掣。司机请不要性急，我们等得不长，不要因为急着拉我们出了差错。我们又往路中间挪移了一点儿，更为克制，我们不能因为急着搭车，影响了驾驶员的注意力，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我们必须小心尊重他的视力，必须小心尊重他的善心。他会看见我们。他心里装着我们。虽然这样想着，我们中还是有人伸出了胳膊，一个人，两个人，大家都伸出胳膊向工具车招手，就像集体向它、他和他们致敬似的。

工具车减速了，在离我们还有十五米远的时候减速了。我们激动的心狂跳不止。然而，我们高兴得有点早了。它突然又加速了。这可能因为我们站的位置不对。我们在坡口吗？我们没觉得，但司机或者车子意识到了。它必须加速，否则会停不住。我听到了发动机疯狂的鸣叫，压下了身后刚刚驶过的火车的车轮声，还有排气声。一股巨大浓重的白烟，从火车机身下喷薄而出，迅速侵占了整个交道口上空，然而却悄无声息。我聋了。管它，聋就聋了呗！工具车来了。没聋，耳朵里全是它的声音。它的身影充满我的视野。可怕的黑屏，所有活蹦乱跳的人和物全被它遮蔽了。

工具车加速之后，疾风一样驶到我们跟前。一个点刹，车身在我们身边摇晃了一下，似乎要停下来了。我们急切地跟坐在车里的“老乡”招手。他和司机一定看见我们了，我们如约等在这里。车子减速的刹那，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了“老乡”微笑的面孔，笑容亲切、慈善、贴近、自得、骄傲、从容。他认出了我们，我们等着车子停下来，早已做好上车的准备。然而，工具车似乎得到某种指令，突然再次加速，发出骇人的轰鸣。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着，发出嘲讽一样的尖叫，车身打了一个冷战，往空中蹦了两下，像一只巨大的登羚冲了过去，卷起一片铁路西人人熟悉的黑乎乎刺鼻的烟尘……

一时傻眼。

我们目送车子远去，在心里不时安慰着自己，这里不宜停车，驶过这一段，它就会停下，我们“亲爱的老乡”或者司机会下车领我们过去，这种事不是没有碰到过。我们茫然而心有不甘地跟着，踉跄着往前走，目光不敢离开工具车半寸，我们怕它像星辰一样消失在银河里。对于普通人的肉眼来说，想要捕捉一颗星辰谈何容易。

我们彻底失望了。失望得气急败坏。这颗原来说定拯救我们的星辰，就那样眼睁睁看着抛下了我们。

天没有全黑，我们却看不清身边的事物。我们陷入巨大的心灵黑暗，我们几乎认不清对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遭遇如此耍弄。

事隔三十年，我已经记不清这帮被抛弃的人后来怎样回到了家乡。三十年抹平了许多经历和体验，抹平了后来回家这一值得终生记取的往事。然而，却无法抹平被人捉弄的事实，它留下的是对我的巨大伤害。这一事件的阴影像一块黑色的云朵，始终笼罩着我的人生，让我产生不解的同时，更产生愤怒和鄙夷。痛苦是存在的，只要想起来，就不能释怀。现在书写它，依然令我十分难受。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老乡，一个成年人，一个捐款给敬老院或者学校，曾被首肯的“道德模范”，怎么会是这样一副嘴脸？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态度对待那些他的老乡，需要帮助的人？而这些帮助并不需要特别付出什么。

解释只能是这样的：我们“亲爱的老乡”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人。假如他的捐款善举存在，也应该与“善良”、“道德”、“责任”、“仁爱”这些字眼无关。只与我们所不知道的目的有关，只与逢场作戏有关，只与不可告人有关。那是一种保护措施而已。据说，后来此人身家千万，区区五万元，对于一个靠钻国家政策空子、靠钻营发财的人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国家的钱，集体的钱，先被他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在形势压迫下拿出九牛一毛以蒙天下，与他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又有何干？

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想见他，我以为他死掉了，我觉得他死掉了才是最好的了断。但我知道他活着，这样的人死掉了，也会引起某种不同凡响的震动。这便是一个有钱人的价值。至于是怎样的震动，原本对他无所谓。活着，对他无所谓，死了还有什么所谓呢！

我竟然看见了他。他没有死掉，活着，应该很滋润。煤炭这种黑色的肮脏的东西可以使人滋润，它不分阶级和阶层，占有了它的人，便占有了与之俱来的滋润。

但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逃跑的人。他在三十年前那个黄昏，从老乡们等待援助的目光下，像条癞皮狗似的跑掉了。他的逃跑付出了金钱无法抵消的代价。当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凄冷的黄昏。当工具车逃逸后，几乎是同时，他的形象一分为二：坐在工具车副驾驶位置上的他立马变作一具僵尸，一个从中分离的人形从车窗口逸出，轻飘飘地被抛在马路上，无数车辆横冲直撞过去。那是他的灵魂。

如果说我们被抛在公路上之后，没能回到家中，未免感情用事。我们最终在别人的帮助下还是回到了家里，倒是那个可怜的“老乡”被抛在了路上。他的灵魂出壳之后，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长年累月在公路上游荡，时时发出悲号，即便用尽气力，散尽金钱，都无济于事。它完全迷失了回家的路。

现在，他过去了。他扇起了一丝风……不可能，怎么会？他早死去，眼前飘过的，不过是一具躯壳罢了。

那个胖女人，知道这三十年来日夜守着的，竟是一副躯壳吗？

2011年12月25日

选自《百花洲》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