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耿林莽

燕归来

燕子，燕子，燕子是玄鸟，黑色的小精灵。它的体型、性格的特征是一个“轻”字。身轻如燕，似乎，反过来燕子已经成为“轻”的注解和说明了。娇小、灵活、敏捷、跳跃、轻盈，它在檐下穿梭，柳叶间恍惚，电线上停落，船的桅杆边栖息，岛屿和海港的崖壁上筑巢。燕子，燕子，翩翩地飞，成双成对。它是欢乐的，喜庆的，喜剧式的。长不大的童年，永远的小孩子，流浪着的鸟儿，今在何处呢？

《诗经·邶风》中写道：“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它的那羽是尖尖的，喙是尖尖的，尾也是尖尖的。燕尾服却为英国的绅士所青睐，真有点牛唇不对马嘴，燕尾的轻盈，怎能系在那道貌岸然的绅士之礼服后面？还是中国人对燕子知心，古时候江湖侠士们学一手飞檐走壁功夫，端的是身轻如燕了，有一位武林中人称为“燕子李三”，这名字便是一个明证。

南京有一处名胜，叫燕子矶，临扬子江滨，是一片三面临空悬绝的礁崖，那形态恰似展翅欲飞的燕。月白风清之夜，这只燕的影子隐隐地拍击着澄江如练的静波，是否有几只小燕自远处飞来呢？南京是燕子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诗句传颂千年，从晋到唐，燕子已经更迭了多少代，由唐至今，更不知换了几多辈了。岁月不居，时光流逝，诗人的慨叹自有历史的沧桑感，而燕子，这小小的玄鸟，又何论其晋唐，何论其王谢的高贵豪门与平常百姓家的陋居鄙室呢？燕子，燕子，永远欢乐的旅游者，兴高采烈的檐下客。

我是在一个唤作燕儿岛的海滨结识了它的，这轻盈的尤物。在简朴的工人宿舍长廊或短檐的洞穴，营着小小的巢，它们一会儿飞来，旋即不见了。是衔泥，还是捕捉小虫豸喂养幼儿？它们并不怕人，有时从你面前掠过，还没等你醒过神来望它一眼，早已无踪无影。不是飞，是箭镞般射出，人的目光难以企及。我却听见了清脆的呢喃，是燕语，软而细，娇小的言说，不是歌。

燕儿岛在青岛海滨，那里曾有一个很大的船厂，现在却成为更为壮观的奥帆基地了。这地方似乎并不是形状如燕，那么，是否因为常有燕儿们聚居而得名的呢？不得而知。海边的岩石上，成年累月被海浪冲击得发了黑的岸壁上，有燕儿们做的窝吗？燕子衔着海藻，并将自己黏糊糊的唾液吐出，那巢穴便成为一种名贵的营养品了，唤作“燕窝”。市场上曾红极一时，但是，有多少真出于燕子们的劳作，有多少却是商人们利欲熏心的骗术呢？

燕子，燕子，天真的娇小的生灵，却要为他们背负一宗不白之冤了。

我想起宋代词人晏殊的名句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时间、生命、青春，一切美好的东西有如落花悄然落去，一种依恋，一种哀婉，却又无能为力，徒叹奈何而已。这里包含有人生悲剧性的惆怅失落之情。恰在此时，那小小的燕子翩然来归了。这是一种多么温暖的感情慰藉。燕子是善解人意的鸟，还记得旧日檐头，那一幢楼，那一门洞，那门洞边晾晒的一件水红衣衫么？然而人却有所怀疑“似曾相识”。“似曾”便有不肯定性，心灵的悬虚无着。“今年夏天来的燕子，是不是去年来的那一只呢？”叔本华的思考，为晏殊的词作了最好的诠释。燕子，燕子，小小的玄鸟，同样轻盈，同样跳跃，人的粗疏的目力，怎能分辨得清“昨”与“今”的异同？而在它们颈间，又不曾系一条“身份证”之类的标记。于是，对于这只回归的燕子，我们只能存疑了。

其实，在那些人情薄如纸、冷如冰的地方，谁又会念念不忘于曾在檐下穿梭的一只小小的鸟儿呢，它又不是什么值钱的“尤物”。

乌鸦肯定在飞

乌鸦是种玄鸟，它周身皆黑。正是这种黑，给它带来了诸多谴责和诅咒。黑，是夜色玷污了它。“月落乌啼霜满天”，一派凄清的况味。黑乌鸦闯入黎明，仿佛是夜的一块碎片，这个偷渡者去哪儿落脚呢？

在废弃的、倾斜的塔上，在残破的、古老的寺庙，在幽森的松柏和座座荒坟间，乌鸦栖息。这便具有了黑夜与死亡双重象征的身份，被人们视为灾难的信使。乌鸦在屋顶绕飞，在人的头顶上盘旋，便属厄运到来的信号，古往今来，人们莫不作如是观。哀悼亡灵的黑纱，是从乌鸦的翅膀演化而来的吧？“呜呼呜呼”，成为一切讣文与悼词的首选用语，不就是“乌呼乌呼”的影射词吗？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乌鸦》，是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经典名篇。一只乌鸦在深夜时分敲叩诗人的窗子，往返复沓的旋律渲染着一种恐怖，梦魇般沉重。然后它进入屋内，栖在雅典娜的雕像上再不离开。“你这阴森森的古代乌鸦，来自夜的彼岸……”这首诗把乌鸦作为一个恐怖的载体，一种灾难的符号，留在人类艺术的长廊中。波德莱尔说它是“一首奇诗”，“像忧郁的丧钟一样响亮”。

在中国，赋予乌鸦以另类色彩之诗情的，是曹操的《短歌行》。南征东吴途中，八十三万人马陈兵江岸，这位踌躇满志的枭雄在船上开怀畅饮，忽见几只乌鸦在明月如昼的树边飞旋，启动了诗兴。他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一种凄凉而伤感的调子，对乌鸦，不仅没有恶意，隐约间怀有一点儿哀怜与同情。这与他政治谋略家的身份不太一致，却符合于诗人的坦荡胸怀。

乌鸦的黑无非是造物者的派定。乌鸦的叫声重浊而嘶哑，远不如喜鹊夸张的喜悦那样轻松，更没有百灵和夜莺歌声的婉转。比起听惯了鹦鹉学舌的献媚和不断编造滥俗“喜讯”以取悦于人的喜鹊，乌鸦木讷笨拙的语言之姿注定是不受欢迎的。这只老实巴交的鸟，传送坏消息的鸟，自身的厄运便永难逃脱了。

然而，我们也听到不同的声音，从另一位美国诗人斯蒂文斯那里。他的《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将乌鸦作为一种鸟，一种自然形态的、艺术形态的、审美对象的鸟，从多种视角给予了鲜活生动的描绘：“周围，二十座雪山，唯一动弹的，是乌鸦的一双眼睛。”雪地上的一点儿黑，宁静中的一种动，多美。不管人类社会怀着怎样的偏见，将一种本不属于它的“死亡符号”、“灾难预兆”的诅咒强加于它，乌鸦，这善良而本分的鸟，依然在自由地飞翔。飞吧，飞吧，完全不必在乎那些莫须有的污蔑、不实之词！

“河在流，乌鸦肯定在飞。”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图，泱泱流水映出那飞动的黑羽，多美！

魂 飞

魂是人的精灵。生命存在时，它是人的精神主宰，生命消失了，魂即遁去。魂的走失是一种形而上的飞扬吧？

屈原《九歌·湘夫人》吟道：“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一朵洁白的冉冉上升的云，飘飘欲仙的云，便是魂的象征了。

鬼是黑色的，它下坠入地；魂是白色的，它飞腾上天，一种圣洁的不可知，它是神。

精神精神，生命的不朽之灵，扬长而去了，这便是魂飞。

我想起了悬棺。大江之上，高山之崖，我们的祖先在削壁凌空的高度，腾云驾雾中悬着一具具石棺，他们为何要登上如此绝顶？无非是向往和贴近九天，是魂对梦的追逐，对地狱的逃离。然而，石棺终将风化为泥，为苔藓之苍碧。棺中空空如也，没有灵魂的躯壳，不甘死亡的死亡。

死亡来临，魂离躯体，这是个悲伤的时刻，也是庄严的时刻。宗教、神话、民俗、迷信，创造并积淀了许多冗繁的礼仪。

我见过土家族的“跳丧舞”。江滨坟场，燃起壮丽篝火，马嘶龙吟，人影幢幢，凄厉的唢呐和激越的鼓点交织，那旋律、那节奏，仿佛是一种狂欢。死亡是欢乐的吗？魂的离去是欢乐的吗？这是壮行之舞、壮行之乐。恰恰是这狂舞的节奏和纷乱的乐声，使我感到了人类对死亡之无可奈何的悲痛，强为欢悦的鼓声空空洞洞，以一种绝望的悲凉送魂远去。

魂去远了。生者依然要在茫茫江涛中驾一叶扁舟，任命运作无尽止的颠簸。我看见一叶浮舟顺流而下，那裸胸的汉子仰望逼近的高峰之上巍然的悬棺，在死亡的高度，以死亡的沉重压迫着他，压迫着生命，压迫着人间。

在悬棺与浮舟之间，在死亡与生命之间，在时间与空间永恒的流动之中穿行，一叶扁舟，一个裸胸的汉子，奋力撑竿发出一声沉雷似的呼唤，迎向前面数不尽的险滩，人是勇敢的。

安魂曲

莫扎特谱出《安魂曲》。阿赫玛托娃写了《安魂曲》，那是一首悲壮的长诗，在她的祖国处于一种恐怖的岁月中，经历了儿子、丈夫和许多无辜人民被监禁与虐杀的深刻体验后才写出来的：

“又临近了奠祭的时辰，我看见、听见，我感觉到你们出现。”

女诗人在谈到这诗的时候，曾说：“我在写诗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响彻着我国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旋律之中。”《安魂曲》之所以产生，不正是由于有些魂是处在“不安”之中吗？屈死的魂，心中充满怨气、悲愤、凄凉，什么样的《安魂曲》能给予慰藉？

为什么幻觉中一切的鬼都那样鬼鬼祟祟，那样怯弱无能，那样充满负罪之感呢？生而为人时如履薄冰，死而为鬼了仍战战兢兢，这该是人生于世常遭压迫虐待的弱者心态的反映吧。

屈原《九歌·国殇》中吟道：“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是罕见的例外，那些战死沙场的英雄壮丽的形象，称之为“鬼雄”，便是一种昂然而立的气概了。

京剧《乌盆记》里一个屈死于窑中惨遭残害的魂寄身于“泥盆”之中，竟然在盆子里鸣冤而歌了。这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故事，闪耀着黑色的悲怆。弱者，屈死的魂，只能在烘窑的黑泥中倾诉自己的悲愤。这样的魂，能“安”么？

梁祝化蝶便有一点儿浪漫主义的喜悦了。从坟茔中翩翩飞出一双纯情的蝶，体现着忠贞不渝的爱情从生到死的穿越。魂是一种洁白的云，在这里得到最优美的升华。

最动人的一幕还是关汉卿的《窦娥冤》。刑场上沛然而降的六月飞雪，浩浩荡荡，是一种充满悲壮美的宏阔、高扬的驰骋。一场惊天动地的洁白飞雪，为不屈之魂作一次诗意化的“示威演习”。

招魂赋

魂是一朵云。飘飘渺渺在茫茫天地之间，飞向何地？人们对于魂的种种幻想，不仅由于对死亡的不甘，更是由于对逝者的依依不舍。魂之恋，充满悲凉也充满人情味，在迷幻中表达着人性的脉脉温馨。

于是乃有了种种招魂之举。以招魂幡，以盂兰盆，以荷花灯，以纸钱灰，以白衣系于竹竿之上缓缓地摇，以小铜锣伴着遥远而凄厉的呼唤，以唢呐，洞箫，以诗与歌。我见过家乡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在水上漂着纸扎的船形的“灯”，那灯火幽暗，给人以阴惨惨的感觉，据说是在招落水而亡的船夫之魂。不是说鬼魂畏光吗，怎又以灯火来引诱呢？恋魂心切，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我在一所破庙的殿前，见一农家妇女在门槛上坐着。她穿一身黑衣，满面愁容。她在等什么呢？佛殿中香火已灭，和尚们早已离去，只佛龛中的神端坐无语。那妇女以凄凄的低声唤道：

“神啊，神啊，吹起你的笛子吧。神啊，神啊，亮起你的灯吧。”她在祈求神为她死去的亲人招魂。

然而夜是黑洞洞的。幽明永隔，她的走失了的亲人之魂，在何处漂泊？

魂的流浪，也许是一种福分，挣脱了人世间苦难的羁绊，走出那一角枯瘠的荒原，赢得云游四方的自由了，不是一种福么？然而不。人们，魂的亲人们，未死的芸芸众生忧心如焚，一首首招魂曲莫不在唤其回归：“复魄”。

屈原的《招魂》赋，荡气回肠：“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他设想东方日出，有“流金石铄”；南方多兽，有“蝮蛇蓁蓁”，西方则“流沙千里”，荒无人烟，北方为“增冰峨峨”，严寒难留。到处是艰险，竟无魂可安身的一席之地。他只能叹道：“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那一朵洁白的云，漂泊无依的云，浪漫主义的幻想的云，转了一个大圈子，还得回到现实主义的扰攘尘寰中来。这是魂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呢？

选自《青岛文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