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孙晓玲

我二十三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几天，她眼角旁的那一串清泪，那对亲人依依不舍的留恋，如今回想起来，依然痛彻心扉。正因为母亲去世早，父爱对我更是珍爱无价，他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除了结婚后，有几年距离父亲的住处远一些，其余时间不是近在咫尺，也是仅隔几百米。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感情极深。父亲的离去，是我生命中最为沉痛的打击。

在平淡的生活中，我曾感受过父亲那么多的温暖，雪中送炭的帮助，令我渡过生活中的难关，历经时光的磨砺而愈感其珍贵。父亲那简短、朴实、带有乡音甚至有些重复的话语，是那样熟悉，而且难以忘记，它们是留在耳畔永远的莺歌；那慈爱的舐犊情深的音容笑貌和叮嘱关怀，无数次浮现在儿女的心头，那是逝不去的人间最美丽的彩云。

自小至大，父亲都是非常疼爱我的。且不说他领着上幼儿园被罚站的五六岁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多伦道的边道上，或紧张万分地带我穿越马路；且不说他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带着发烧呕吐的我上总医院，排队看病，检查取药，一脸愁容与心痛；且不说在安国县长仕村的某个清晨，带着如小鸟一般雀跃的我在村边散步，以身护住我，令我躲开恶狠狠的野猪的威胁；且不说他从苏联给我带回心爱的套娃，黑白、彩色两台小电影机，从此我再不因与邻家小姑娘争玩具而哭泣；且不说在风景宜人的青岛疗养院，他拿给我黑色的橡皮救生圈和大浴巾，让我在海边嬉戏玩耍，把玻璃瓶装的海菊花拿给我观赏；且不说在天津水上公园荷塘边，他拢住我的细胳膊，留下父爱永恒的瞬间；且不说他曾用国文教员的胸有成竹，给我讲解谢道韫，改“撒盐空中差可拟”为“未若柳絮因风起”，那真是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启蒙课；且不说他风趣幽默地给我讲农村吝啬的土财主临死不瞑目，举着两根手指头心疼那灯草点得有些多，最好点一根；且不说他生动形象地给我灌输，蒲松龄笔下美丽的小狐仙婴宁多么爱乐；且不说他如何把泰戈尔充满人道善良和优美辞章的小说拿给我看，在我小小的心灵种下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种子；且不说他把对鲁迅先生的无限仰慕和热爱感染给我，热情鼓励我写作《唐弢与鲁迅》这样的习文，教给我爱憎分明，是非分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父亲，您的言传身教，您的一言一行，对于我是多么重要。您教我善良为人，不慕虚荣；您教我热爱文学，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您教我踏踏实实地生活，热爱平凡的劳动，教我为人不要势利眼“看人下菜碟”；您教我“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教我生活与百姓不要拉开太大的差距，“人食一升，己食一升”……

更忘不了，您曾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巧系红绳。您的老战友田间伯伯的遗孀葛文阿姨告诉我：“当初你父亲因为你的婚事，夜里睡不着觉，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你个子高，选择范围小，你爸爸可操心呢，托了这个托那个。”林浦伯伯的女儿小华告诉我，“玲姐，当年你爸爸从干校回来，戴着个大草帽家都没有回，直接就上我们家来了，跟我父亲说你的婚事，跟我爸爸谈《风云初记》，你爸爸跟我父母说：‘我这个闺女，不爱说话，有点儿闷，可心里对人最有感情。’”

还记得我们刚搬到新闻里时，母亲对我的婚事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大院传达室苗大爷找到她，要给我说一个部队做团的工作的军人，他儿子好像就在部队。她欣喜地对我说：“好女百家求。”可渐渐的，这事儿就没信儿了。她总说：“俺家玲没有修下，没有个婆家……”母亲临去世前，一再嘱咐父亲与我姨要为我找一个合适的婆家，父亲牢记在心上，为此他简直是不遗余力。

在婚姻大事上，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一、穷不是缺点，不讲门当户对。二、别人介绍的不要多见，那样不好。还是住在新闻里时，梁斌伯伯的夫人散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生，他刚参加工作不久，长得很英俊。父亲是在和他谈话之后，才把我叫进小南屋的。屋里亮着十五瓦的小灯泡儿，点着从多伦道216号带过来的大铁炉子，很暖和。父亲挺兴奋的，和那个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小板凳儿上，我进屋便坐在床沿上，低头瞅着脚上的条绒鞋。父亲问了那人几句话，比如：“你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活儿？”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你爱不爱看书？”那人红着脸说：“爱看！”父亲便高兴得哈哈笑了起来。我只在小屋内待了不到十分钟，父亲便按老理儿和蔼地吩咐，让我先出去，我甚至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模样。按说，这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家庭文化素养很高，但我没有同意，原因是他有个后妈。过了些日子，父亲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到单位打听信儿，被一位女编辑看上了，说给了她的亲戚。父亲好像有点儿遗憾，可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

1974年，介绍人何林中、李声玉，带着一个高个头、身形好、做历博保管部摄影工作的男青年，来到父亲住处（父亲后又托住在同院的报社张启明伯伯详细打听过他家情况），让他亲眼看一看她俩给介绍的这位男青年，我只听到在《天津日报》做群工工作的李声玉阿姨，声音响亮地说了这么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我们知道晓玲是孙犁同志的掌上明珠！”当时父亲听后笑了起来，忙着给他们倒茶水，我则躲到了里间屋，心怦怦跳，脸红耳热。

父亲对我格外地疼爱与偏怜，特别地照顾与眷顾，一方面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老人一般疼爱老小多一点儿。另一方面是我连续照顾了好几年病重卧床的母亲，父亲心中有一份这样的感动。那时我大姐去支援石家庄棉纺建设，二姐从北京又到重庆支援内地建设，哥哥在罐头厂上班，家里太小，有时就住在厂里。父亲住牛棚，在干校劳动。我和母亲苦凄凄地相依为命，仅靠一点儿“生活费”维持生活，又穷又多病，住在不向阳的十三平方米的小南屋，每天“通脚儿”睡。

落实老干部政策后，父亲对我的婚事特别上心，也特别担心我精神上出现什么问题。邻居“大马”、“二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找不到对象得了精神病，人全废了。当何林中、李声玉介绍的这个退伍军人，终于成了我的男朋友后，父亲是从心里头高兴啊，由于爱好相同，彼此真诚，我们处了也就一年便结婚了。

我爱人家里弟兄三个，只有工人新村两间屋顶糊棚的小平房，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他母亲给过我见面钱，我也给他了。我不图他什么，只因他对我是真心实意地好，处处体贴、照顾。而这种体贴照顾，历经三十八年岁月之旅后依然如故。当我俩向父亲告辞，要去石家庄我大姐那里旅行结婚时，父亲坐在椅子上，又激动又兴奋地对我说：“我不希望你大富大贵，只希望你平平安安！”这个没有一点儿功利考虑、大爱无私不求回报的祝福，让我终生铭记。父亲只求对方感情真挚，不讲门第背景。他抽了一支烟，一件大事尘埃落定，久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他在《书衣文录》上，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我去石家庄结婚的文字，那本书名叫《清史旧闻》。事先，父亲给了我一个存折，是出书的稿费，上面有六百三十五元，等于陪送了我一套中等家具。我并没有买成家具，我把父亲留给我的新闻里一间平房，留给了小惠姥姥，穿上新买的衬衣、毛料裤、鹿皮鞋，只身背了一个旧书包，就与爱人双双去赶火车了。嫂子送给我一件黑毛料马甲，做了一桌饭菜，从此我便离开了新闻里，父亲那时已经搬回了大院。

婚后，我们夫妇借住在小海地，那是我爱人战友的一间小屋，只添了一个请人打的立柜，一张从北京买回的饭桌。我们骑一辆旧重的二八自行车，去市内马场道上班，生活虽然艰苦，却从来没感到过苦。后来又借住过我爱人表哥在常德道的一间二楼小屋。1976年大地震，房子裂了，当天清晨，我推着挎斗车带着女儿去了厂里，后来又到我哥哥家平房住了一段时间，睡在床铺底下，以躲余震。去大院看望父亲，见他住在假山山腰的一小块平地上，那不是常事，我担心父亲的房屋老旧，余震时房顶再往下掉东西，我爱人便急忙弄来几根粗大的旧钢管，自己动手焊了一个大钢架，把父亲的床铺整个儿罩了起来，这样父亲就回到了屋内。因为电焊光刺激了眼，我爱人双眼红肿流泪，用了偏方才慢慢治好。

“有人不是写字是画字，还有人拿大墩布写字简直成了杂耍儿，再大也要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回，我听到父亲在书房说了这样的话，当时他有些严肃，甚至有些气愤，可是把我给听笑了。他刚在电视里看了某个人的书法表演，他看不惯这近似杂技一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表演，感到啼笑皆非。每次看见父亲站在桌边工整有法地写毛笔字，我都不敢惊动他，看几眼便蹑手蹑脚地到独单那个简易书架下面，去找杂志看。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父亲蹲在地上整理几张才写好晾干的字，往一块儿卷，我便说：“爸爸，我也要一张字。”“你想要什么样儿的？”父亲侧过脸和蔼地问我。我想了想说：“我要字多的，跟佛教有点儿关系的。”“你愿意要这样儿的？”父亲显然有点惊奇。后来，他果然就找了两张，一张字特别多，宽宽的，一张是赞美北京团城玉佛的诗句，长长的。这两张我都喜欢。

我很少跟父亲提要求，可是只要提出来，父亲一般不驳我，但是如果是涉及工作调动或改善住房之类的事，他都不会管，也不帮忙，很坚决的。

当我结婚、生孩子，生活遇到困难，首先想到我的一定是父亲。在失去母亲后的日子里，他的关怀犹如人间又一个太阳，时时温暖着我，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无所不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父亲，虽然不能给我多么宽裕的生活，但是雪中送炭的亲情，又当爹又当娘的无微不至的恩慈，让我心底总有寸草春晖难报答的感恩与感动。

我在东风里坐月子时，父亲托人请了专人来照顾我，当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时，我真的吃了一惊。他想得太周到了。他还请老朋友杨循的爱人贾凡阿姨，到我住的常德道去看望我。那是我生完女儿之后，一个人躺在借住的表哥家的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静静地等待着爱人工作回来。突然来了一位胖胖的妇女，原来是在医院工作的贾姨，千寻百问才找到那间我住的小屋，给我送来几根当时非常难买的细长白山药，她告诉我：“小玲，这可是好东西，特别有营养。”她给我带来了父亲的一片牵挂。

当我的女儿小小年纪总爱跑到别人家看电视，怎么叫也不回来时，不知为什么那么巧，父亲给我五百元，买了一台日本红壳的黑白电视机；当我搬到多伦道，每天要洗很多衣服，用水又很不方便时，父亲给我四百元买了洗衣机……可父亲自己并不添置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电扇，家里的一台国产电冰箱，还是多少人劝才让我哥哥给买的，夏天也不添空调，只用大蒲扇、毛巾驱暑。

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孙犁选集》，父亲好友吕剑伯伯的儿媳，就在这家出版社供职，做了很多联系工作，书出得很漂亮，封面分橙、绿、蓝三种颜色。父亲把稿酬的一半共七千多元分给我，说：“我的书不畅销，以后出版的机会也不多了，这些钱你拿去花吧。”我忙说：“爸爸，您留着用吧。”父亲说：“我花不着什么钱。”那时我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学，这笔钱帮助我让他们大学毕业。

父亲病重的手术前后，我爱人经常在父亲卧室旁的独单睡觉，他与我哥哥还有小赵是值班主力。我大姐在时，大姐也常住独单，二姐也住过。父亲对领导的关怀和儿女的尽心很感动。我值班不多，但经常给父亲送去菜和一些吃的东西，偶尔值过几回班，还出过一次差错。那是半夜里，耳边突然响起铃声（从父亲屋里至独单安了一个电铃，如果父亲有事就按铃），我一跃而起披衣奔向父亲卧室，看见父亲盖着棉被正睁着眼躺着。“爸爸，有事？”“没有。”父亲平静地说。“回去睡吧！”父亲叮嘱。我放下心，又回屋躺下，可心里有些埋怨自己，耳朵怎么会听错了呢？父亲明明没有按铃呀。另外心里也很有几分感动，爸爸一点儿也没有生气，多么慈爱呀！

1995年12月9日上午，父亲特意为出书的稿费之事，交代给我重要的话：“以后这些事就归你管，地址写你的地址，名字写你的名字，告诉他们，我父亲病得很重。我就不管这些了，寄到你那儿，有的已经告诉他们寄到你哥哥那儿了……”说着，他有些感慨，“咱们已有很多收不到了。”

父亲为什么会对我说这段涉及著作权继承的话呢？因为那段时间，我帮助父亲处理了一些信件，其中有几封是关于与他签出书合同的事。记得有一封是为刘绍棠主编的《乡土文学丛书》出书的出版社的信，一封是姜德明先生给父亲的信，谈到想为他编集子的事。我都在父亲的床头，小心翼翼地做了询问，告诉他信的内容，征求他的意见。父亲说：“出吧！”我就写信告诉人家：“同意。”父亲说：“因身体原因暂不出！”我就告诉人家：“父亲病重，以后再说。”可能见我对此类信件处理得还不错，又考虑我退休早、工资低，身体又不好，得吃营养，而他自己也不想再管这些钱上的事，所以就交给我哥，也交给我办了。

父亲非常细心，在向我交代身后事时，不仅极端信任，而且仔细地一一细说分明。由于“文革”中，父亲已将大部分稿酬作为党费上缴国家，所以父亲一辈子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书，省吃俭用只攒下三万元稿费，他分给了四个子女，自己仅留了一张五千块的存单，用作自己的丧葬费（剩下的给我）。还特别叮嘱给我，因为我在天津，我分到的钱可以先拿走，并自备下几件衣服，放在了小皮箱内，准备到时候穿用。那个很小的皮箱，我小的时候就有印象，里面盛的是鲁迅先生主持过的《译文》杂志，满满一箱，父亲介绍我读过全部。“文革”中被尽数抄走，后来这些书再没有找回来。

父亲说他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惊动别人，自己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比如他告诉我，他去世以后来的人不会多（因为别人的追悼会他都没去参加），心理要有准备，到时候不要难过。另外他还给我背过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此话出于1934年7月16日之夜，鲁迅先生怀着沉痛心情所作《忆韦素园君》一文。父亲这是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头脑保持清醒，以应对鲁迅先生斥责过的文人遭殃的作为。时至今日，我常常感叹：父亲的预见性多么强，爱憎又是多么分明，鲁迅先生的文字又是多么犀利如剑。

父亲去世已有十一年，生死两茫茫，怀思痛断肠，他当年细心叮嘱我的模样，设身处地的考虑，体贴入微的关怀，令我难以忘怀，难以遗忘。

心香一缕遥祭云空，但愿慈父审视谛听：彩云即使随风流散，也会化作春雨润物细无声；飘落的黄叶，即使归入泥土，也会化作春泥护花红；父亲的无价亲情将永留女儿心中，父亲的慈爱厚德将在子孙后代中永铭。

选自《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