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梁鸿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他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他那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有些模糊。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惶恐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秘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台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的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张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不曾回来过、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因为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横批：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往里面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那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心脏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她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画画，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加以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我知道，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其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

选自《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