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毕飞宇

2006年8月，就在我来到爱荷华的第二天，在一个酒会上，我认识了本·瑞德。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出生在加州，念小学的地方却是北京。在一大堆说英语的人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京片子”，我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本·瑞德是个纯爷们儿，说话直截了当，他说他来参加这个酒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问问我这个“爱运动”的人“想不想开飞机”。我刚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会说北京话的美国人，我怎么能放过呢？我想都没想，说：“当然。”老实说，我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我是中国人，拿什么话都当真，我还活不活了？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是上午，本·瑞德来电话了，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那我们开飞机去吧。”我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快，心里头还在犹豫，嘴上却应承下来了。还没有来得及摩拳擦掌呢，聂华苓老师的电话却来了。我兴高采烈，告诉她，我马上就要开飞机去了。聂华苓老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不允许。她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她请来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她的口气极为严厉，似乎都急了。我为难了。飞还是不飞？这还成了一个问题了。

我的处境很糟糕，无论我作怎样的决定，都得撒一个谎，不在这一头就在那一头。可我得决定。我的决定很符合中国文化：在兄弟和母亲之间，一个中国男人会选择对谁撒谎呢？当然是母亲。先得罪母亲，然后再道歉。

——我哪里能想到呢，小小的、只有六万人口的爱荷华，居然有四个飞机场。这些机场既不是军用的也不是民用的，它们统统类属于飞行俱乐部。事实上，许许多多的美国成年人都是飞行员。我对本·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就是喜欢冒险哪。”本·瑞德却不同意。他说：“我们其实不冒险，我们很相信训练。”

我终于来到飞机的面前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架教练机，总共只有两个座，一个主驾，一个副驾。很窄，长度也只有四米的样子。飞机的最前端还有一个四叶（也可能是三叶）螺旋桨。

当然，我坐在副驾上。机场上空无一人，我们的周围更是空无一人。就在发动之前，本·瑞德大喊了一声：“前面有人吗？”无人回应。本·瑞德又喊了一声：“后面有人吗？”还是无人回应。——本·瑞德的这个举动无厘头了，明明没人，你喊什么喊呢？可本·瑞德告诉我：“必须大声问，规则就是这样。”我想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无厘头的问题想明白：“看”是一种纯主观的行为，它与外部并不构成对话关系。所谓“规则”，它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可以有身份上的死角，不可以“依据”个人的“感受”。飞机终于升空了，为了奖励我这个远方的客人，本·瑞德首先做了一个游戏，他把爱荷华的四个飞机场统统给我“趟”了一遍。下降，滑行，再起飞。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每路过一个机场，我们都像在汽车里头，远远地望着一排简易的建筑物，然后，汽车一蹦，上天了。

我给本·瑞德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去看看聂华苓老师家的屋顶，她老人家都不一定看过。我知道的，聂老师的家坐落在爱荷华河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飞机在聂华苓老师的屋顶上盘桓了好几圈。因为盘旋，飞机只能是斜着的，错觉就这样产生了，整个爱荷华全都倾斜过去了，房屋和树木都是斜的。很玄，是古怪无比的天上人间。——因为错觉，世界处在悬崖的斜坡上了，一部分在巅峰，一部分在深谷，安安静静的。只过了一分钟，世界又颠倒了，巅峰落到了谷底，而谷底却来到了巅峰。就像特朗斯特罗姆所说的那样：“美丽的陡坡大多沉默无语。”是的，沉默无语，世界就这么悬挂起来了，既玄妙，又癫狂，这可是怎么说的呢。——说到底，眼睛从来就不真实，我们的“视觉”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习惯，习惯，如斯而已。因为飞机小，飞行的半径也小，没几分钟，我就晕机了。我说：“咱们还是走吧。”

本·瑞德把飞机拉上去了。借助攀升，飞机附带着飞出了爱荷华市区。现在，我可以好好地俯视一下美国的大地了。在哪一本书呢，反正是关于哥伦布的，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他来到了一块郁郁葱葱的大陆。“郁郁葱葱的大陆”，多么迷人的描述，就这么简单，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在经历过惊涛、狂风、阴谋、反叛、饥饿、疾病、死亡和绝望之后，一本书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结尾了：他来到了一块郁郁葱葱的大陆。

我要感谢小飞机的飞行高度，三千六百米。相对于我们的视觉而言，三千六百米实在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数据。1912年，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献：《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从那个时候起，“美是距离”就成了一个近乎真理的“假说”。是的，审美是需要距离的，讲故事的人就最懂这个：好的故事要么在“从前”，要么在“多年之后”，“昨天”与“今天”的事，只适合“本报讯”和“本台消息”。可我并不那么佩服瑞士的心理学家，他的发现一点儿也不新鲜。我们的苏东坡在一千年前就这么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不知道“作为审美距离”的“心理距离”应当如何去量化，但是，转换到物理空间里头，作为一种俯视，三千六百米实在妙不可言了。大地既是清晰的、具体的、可以辨认的，又是浩瀚的、莽苍的、郁郁葱葱的。是的，郁郁葱葱。我知道的，这个郁郁葱葱可不是哥伦布的郁郁葱葱，它是自然，更是人文。准确地说，是康德所说的“人的意志”，是大地之子对大地郁郁葱葱的珍惜和郁郁葱葱的爱。

我不会把一切都归结为“历史”，但是，“历史”的确又是无所不在的。大地是什么？它还能是什么？它是历史的肌肤。那句话是谁说的？我怎么就忘了呢：“拥有辉煌历史的人民都是不幸的。”我就不说人民了，我只想说大地：历史越好看，大地越难看。

飞机到达最高点之后，它平稳了。本·瑞德突然给了我一个建议：你来试试吧。我当即就谢绝了，飞机上不只有我，万一出了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了，毕竟是教练机，如果换着我来驾驶，委实很方便的，连位置都不用挪。——所有的仪表都在我们俩的正中央，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至于操纵杆，那就更简单了，主驾室里一个，副驾室里一个。只要本·瑞德一撒手，我接过来，其实就可以了。

本·瑞德没有坚持，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我说：“我们去密西西比河吧。”我问：“需要多长时间？”本·瑞德说：“大约一个小时。”那还等什么呢，去啊。

我们抵达密西西比上空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大地依然“郁郁葱葱”，可是，就在“郁郁葱葱”里头，大地突然亮了，是闪闪发光的那种亮。这“亮”把“郁郁葱葱”分成了两半。因为折射的关系，密西西比一片金黄。它蜿蜿蜒蜒的，慵懒而又霸蛮。我的记忆深处当然有我的密西西比，那是马克·吐温留给我的——商船往来，热闹非凡，每一条商船的烟囱都冒着漆黑的浓烟。可是，我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描绘我所见到的密西西比呢？想过来想过去，只有一个词：蛮荒，史前一般蛮荒。

蛮荒，史前一般的蛮荒。许多粗大的树木栽倒在岸边，偶然出现的沙洲上，傲然挺立着一两棵孤独的大树，浩大的寂静匍匐在这里。温克尔曼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那是评价古希腊艺术的。我想说的是，公元2006年，一个如此“现代”的社会，它的母亲河居然是洪荒的，这是何等壮阔、何等瑰丽的一件作品。造就它的，不仅仅是“历史”，也还有“现代”。我震惊于密西西比的蛮荒，原始、神秘、单纯而又伟大。

我对本·瑞德说：“我们就沿着密西西比河飞行吧。”可是，本·瑞德把话题又绕回来了，他说：“你还是试试吧。”我依然不肯。本·瑞德说：“你还是试试吧，说不定你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了。”

我要承认，本·瑞德的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开始犹豫。我想是的，本·瑞德的话也许没错，这样的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我得把握。我的手终于抓住操纵杆了。本·瑞德撒开手，关照我说：“一旦出现问题，你立即丢开，什么也不用管。”

我终于驾驶飞机飞行了，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了。集中起来干什么呢？重新分配。驾驶飞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你得处处关照。你必须时刻关注飞行的高度、速度、航线、本·瑞德替我翻译过来的塔台指令、舷窗外的前后左右。当然，最重要的关注还在手上：飞机的操纵杆可不是汽车的方向盘。如果说，汽车的方向盘只管左和右，那么，飞机需要控制的还有上和下。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强调一下，飞机是悬浮的，它实际的飞行动态和你手上的动作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在你做完了一个动作之后，它要“过一会儿”才能够体现出来。

我想我还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他的注意力就很容易“抱死”，我太在意“推”和“拉”——也就是飞机的上和下了。是的，我害怕飞机处在突然攀升或突然俯冲的状态之中。上和下问题总算被我控制住了，可是，我再也顾不得左和右了。在我“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我的动作都是临时的、补救的，过于迅猛、过于决绝了。这样一来，飞机飞行的样子可想而知了。它摇摇晃晃，不停地摇摇晃晃。我又想吐了。飞行对健康的要求我想我是领教了。密西西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可是，对一个一心“想吐”的人来说，他的眼睛里头哪里还能有“风景”呢。

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两边说，这是“相对主义”具有超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拙劣的驾驶，我的飞行反而有趣了，一会儿在密西西比的左岸，一会儿在密西西比的右岸。可本·瑞德是镇定的。无论我的飞行怎么“玩心跳”，他都心安理得，笃笃定定地望着窗外。老实说，我真的很想把飞机开回到爱荷华去，可是，不能够了。一个哈欠都可以让你吐出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时常回忆起我的丑陋的驾驶。我知道了一件事，集中注意力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之后再有效地分配出去，生命才得以舒展，蓬勃的大树才不至于长成一根可笑的旗杆。我们把话题往小处说，就说写小说吧，写小说的“第一行为”当然是打字，你必须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上，可是，这不够，远远不够。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仪表”呢，你得关注它们，你必须在关注语言的同时，时刻关注人物、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性格的发育、环境、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思想、思想的背景、情感、情感的背景、故事、结构、节奏、风格，甚至勇气。写作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里，我们的注意力可不能“抱死”，一旦“抱死”，你只能“摇摇晃晃”，自己想吐，别人也想吐。平稳的飞行看上去最无趣了，但是，这样的“无趣”考验的正是我们的修炼。再别说狂风暴雨了，再别说电闪雷鸣了。

我真的驾驶过飞机么？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有。我“貌似”驾驶过一次飞机，那是因为我的身边始终坐着一个人，他离我最近。我始终感谢和我“最近”的那个人，他的镇定里有莫大的友善和信任，近乎慈悲了。善待这个世界，信任这个世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飞行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来到了聂华苓老师的家，我把下午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聂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张大了嘴巴，伸出了她的一根手指头，不停地点。聂老师的个子不高，肩膀也不好，胳膊抬不高的。我低下我的脑袋，一直送到她的跟前。聂老师的食指压着我的太阳穴，狠狠顶了出去。

选自《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