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文道”高端学术论坛对话陈忠实

田金长（中文系主任、教授）：

我仅代表中文系对陈忠实先生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对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陈忠实：

很高兴来到这里，小说创作的原始目的就是写给读者，我很关注普通读者对作品的反映，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对作品进行讨论互动，完成一次文学的交流。

孙立盎（中文系副主任、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作为陕西省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本土作家研究一直是我系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内容。为此，在田主任的指导下，在学院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当代陕西文学研究所”，主要致力于对当代陕西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个案探讨和整体性研究。在所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包括研究论文、课题和研究专著等，当然这其中不少是以您和您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大家对您和您的创作确实有许多思考。今天借此机会，我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代表研究所，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从作品中能够看出，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还是相当持重的,比如在您的大作《白鹿原》中反复提到家法、族规、乡约等，它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曾经在宗族社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尤其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齐家治国理念，它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谢谢！

陈忠实：

我对传统文化未作专门的研究，仅是一般的关注，在我的生活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从小生活在村子里，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潜意识的影响；第二是后来创作时，才有意识的思考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传播等问题。

在我还未上学在家的时候，村子里就有规范，例如走亲戚，红黄白喜事时，孩子们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在坐席夹菜时，一定要从菜根上夹起，不能从菜尖上夹等，对于这些规范，父亲会对我亲自指教，这实际上是受关中理学的影响，其实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渗透着一些儒家文化。后来在写作准备时，在蓝田县查县志，总共20多卷的县志中《贞妇烈女》就占了四五本。事迹大同小异，就在挪开的瞬间，我想“这些女人用活泼的生命，经过了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因此，我要写活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和叛逆。这就是田小娥最初的形象。

在蓝田查阅县志时看到其中记载了宋代进士吕大临撰写的“乡约”，感觉到“乡约”的震撼作用，它是族长教化村民，本族子孙的教本。我一直在思考儒家理念是如何教化乡民的，在“乡约”中我发现了答案。“乡约”通过对文盲无知进行规范。同时以“乡约”为契机，我找到了揭秘关中人心理结构形态的密码。后来在我读余秋雨的《人的心理结构》时，我找到了解析人的心理结构的密码，发现人与人根本差异在文化心理差异，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互相不理解的原因。上世纪（清末明初），中国人心理文化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以儒家思想聚集的关中人的文化心理形态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其实是从旧的封建文化形态中剥离，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关中人负载多，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关中地区无歌舞无民歌，而陕南陕北地区民歌发达，情感表达大胆热烈。关中只有秦腔，而秦腔是很规范的戏词，因为关中人心理结构中儒家思想是通过“乡约”普及到人的心中，是庄重而正统的，所以没有所谓的“艳曲”。

赵录旺（中文系副教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最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模仿功能比较强，在写作中受大量外国作品的影响，如把魔幻现实主义融入作品中。很多人都认为《白鹿原》中有大量的中国元素，而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是最本色的。请问我们在吸收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时，应注意什么问题？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其作品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的？

陈忠实：

我是最早的《百年孤独》的读者，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最初他在欧洲被称为“神奇的现实主义”，后又被重新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我的想法是一种文学流派未必适应所有作家，作家的生命体验不同，也可能会用多种表现手法来传达。面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关中，尤其是关中农村的现实，使我产生了对49年前的生活轨迹研究的动机。我个人认为我的作品《白鹿原》不是魔幻，魔幻是拉美人生存形态的一种理念。我们这儿没有魔幻，只有鬼神，鬼比神影响大，对神无恐惧感，对鬼极为恐惧，小说中所谓的魔幻是“鬼魂说”，我是受魔幻的启发，把我们的鬼事和人的精神心理相结合，从心理文化层面表达出来。

韩承红（中文系教授、语言教研室主任）：

感谢您对陕西地域文化的传播，我特别关注您作品中的方言问题，然后我注意到在您的创作过程中，前期方言使用量很多，中间一段时间有所减少，到《白鹿原》方言使用更多，请问您是如何调动使用方言的？在方言词汇的使用上有什么困惑吗？

陈忠实：

我最早读赵树理的小说，发现他作品中的人物有绰号，也有方言，初学写作时就模仿他。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更多得意识到方言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尤其是一些生僻的方言词汇，有时用到作品中会起到一定的副作用，这就给非方言区的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在写作《白鹿原》时，我就在思考能不能让外省人也能通过文字揣摩出方言的基本意思，如果可以就用，如果不行就不用。后来证明这个度是可行的。在日文翻译中，译者不明白的方言词汇只有几个。

《白鹿原》用的是叙述语言，不是描述语言，在叙述语言中，添加一些方言，然后与文学语言一起形成和谐的句式，会增加文学语言的弹性、硬度、张力和生动性。

王耀辉（外语系主任、教授）：

对初学写作者来说，往往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一般也有原型，如何考虑作品出来后原型的心理感受，在这方面，您创作中有什么忌讳吗？第二，小说框架确定后，是不是细节填充是小说创作的主要方面？

陈忠实：

在塑造反面人物时，尽量把生活中的人物艺术化、虚化，把人的心理和品质通过你编织的情节表现出来即可，就像阿Q，我自己也会认为我身上有他的特点，但我并不是他。

创作中，有时因细节而延伸故事，用富有个性化的细节启发作家的创作情感。也有在故事框架中来充实细节，很多细节来自作家的生活积累、生活经验。例如《白鹿原》中关于朱先生的坟墓的描写，就是我在生活中挖掘到的一个细节。

邓辉（12级汉语言文学本科学生）：

请问您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价值取向有何忠告？

陈忠实：

在比较复杂的生活世相面前，当代大学生应能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交流；多读一点书，确立自己对生活和价值的判断。面对多维社会世相，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要怕选择错误，在很多情况下，有的错误很难避免，但它是你成长的财富。

田程程（12级汉语言文学本科学生）：

您的短篇小说《日子》，我很喜爱，读起来很愉悦，请问这种愉悦的心理机制是如何产生的？

陈忠实：

很高兴你能喜欢这部作品，应该说你对作品产生了共鸣，所以会感到愉悦。

高亚娟（12级汉语言文学本科学生）：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何把握节奏？如何安排结构？

陈忠实：

小说结构是个大话题，每个作家面对作品都会遇到结构问题，每部作品的结构形态都不一样，不可能有人给你提供一个现成的结构，这是作家自己的事情。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就像一串去了骨头的猪肉，因此，结构必须自己去找。

王兵（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感谢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做出了艺术化的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是所谓“乱世”，您不仅写出了这一乱世所呈现的战争饥荒，更写出了文化崩溃与文化冲突。其实建国以来，许多作家都试图表达这一时代，相比之下，您的书写更为真实、丰富、深厚。究其原因，我想此前作家视仕途为这一时代定性，做出审判和结论，而您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一历史超越时代和主流文化的发现；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这一历史的困惑和思考，这体现了作家自信与谦逊的品格，作家只有拥有自信，才能持守独具的思想。只有谦逊，才能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创作成功的要素，不知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陈忠实：

对于近代史，很多作品受“阶级斗争理念”和“文艺理念”的影响，限制了作家形象化的描写。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人物群象都有类型化倾向，改革开放后，戒律打破，出现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而我恰好赶上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于是发挥个人独特体验，形成自己的作品。可见艺术都是以“个性化”而存在的。

王一婷（12级汉语言文学本科学生）：

您是普通人，也是作家，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陈忠实：

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人不是一个，是很多个人。在创作上，影响最大的人是赵树理。在学生时代，我的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所谓“天才”，就是物质化为“一根神经”的人，不怕失败，有一根对某些事物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