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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口声

春节将至时,有朋自渭北来,带给我一袋地道的久负盛名的“椽头馍”。这种馍馍形状如同农家房檐下露出的椽子的圆头,故得名,其实更像放大加厚的一枚枚象棋棋子。其味香甜绵长。现在,“椽头馍”已经从农家的锅灶笼屉上获得解放,机械化批量生产,热销于县城和省会城市。有这样一袋本真的“椽头馍”,今年的春节也增添乡村气息了,弥补了乡思。

闲聊间,朋友老梁告诉我,他在市井间听到街谈巷议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开会途经秦岭山区,发生车祸,重伤住进医院,昏迷持续三四天之久。当他重新复苏身体逐渐恢复以后,守护他的妻子交给他一张清单,登记着在他昏迷和危险期的时日里,送礼送钱去的单位、姓名和钱款的数字以及礼物的品种。当这位县委书记能够重新站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他以一种节制的口吻宣布了一条告示,大意是:在车祸受伤住院期间,感谢大家的关怀。但关怀的形式方法发生了问题,带点食品尚属人之常情常礼,送钱就莫名其妙了。我享受公费医疗,本县财政即使困难,保证我的医疗费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送钱不仅没有理由,也使关怀之情变味了。会后请送钱的同志到××部门去领走自己的钱款,可以不公开你们的姓名……

愕然。哗然。参会的人嗡嗡然议论起来。

这种议论很快流泄到县委和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流泄到县属的企业、学校和商业交易场合,流泄到市井街巷和家居的楼房屋院。我的朋友老梁给我说这个传闻时,仍然抑止不住情绪的激动,连连感慨,书记的这个举动轰动了县城了,能做到这一点是不错的……

我的朋友老梁年轻时在东海舰队服役,一段很令人羡慕也令他本人自豪的人生篇章,至今偶尔谈到他的水兵生活,甚至驻扎地上海,仍然眉飞色舞高腔欢调儿,因为北方青年能被招为海军水兵的机会太少太少了。他复员回到渭北老家,供职在县供销合作社,工资虽低却是固定的月月照发的,在大家普遍贫穷的那些年月,他很自足自乐。改革开放之后几年,供销社独占乡村商业市场的霸王角色很快被消解,老梁便承包了其中一个部门,自己独立经营起棉布以及与棉毛相关的纺织品来了,生意虽总也做不太大,每年的进文却可以养家,供给孩子上大学,仍然自得其乐。他从未当过官,工作却是尽职尽责的,工作之外喜欢读书,却没有写诗著书当作家的志向,然而确实喜欢文化活动,这便是他和我结交的缘由。他喜欢唱秦腔戏,声色不错,却从来没有当专业演员以此造诣戏坛的雄心,然而确实爱唱,随时随地就可以放开嗓门吼将起来,在我办公室里就吼过一板乱弹,还真是接近专业水平。我写如上这些关于老梁的身世和爱好,仅仅只是想向读者表明,老梁是真实的民间话语,是市井平民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位,他告诉我的关于县委书记的故事来自民间市井的街谈巷议,不是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老梁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关于一个县的中共领导干部在百姓里的口声。

口声,陕西关中方言,与规范的书面语言里的口碑的意思大致相同。如,那人一辈子落下个好口声。或,王家媳妇这一向遭了口声了,指的是遭遇不好的舆论谴责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因为清退送礼的钱款,市井和乡间正沸沸扬扬着一片好口声。我竟然也被老梁的激情煽动起来了。

老梁说的这位县委书记姓王,名字已经记不起来,我和他共进过一顿午餐,真正的一面一餐之交,且已经过两年,印象很模糊了,大约是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渭北的蒲城县小住几日,某日午间县委书记派人来约我共进午餐,受宠的同时,也有点惶惶,给本来很忙的领导添麻烦心里总是有所障碍。见面之后才得知书记姓王,很年轻,稍作交谈竟扯到故乡,可以勉强为乡党;也才得知他请来一位牛津大学的博士,也姓王,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原籍渭北蒲城人,专意请回这位从渭北高原走出去的卓有建树的学子回到故乡,给全县各级领导干部专题讲解现代管理知识,这是王校长的专长。那天的午餐交谈很愉快,结识新任西北大学的留洋博士王校长,我自有钦敬,因为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再则是县委王书记请管理科学的专家给本县各级行政管理干部来上课,也应是一种很富远见的举措。

就是赶巧凑到一起的这顿午餐,留下了很难说深刻甚至说不上熟悉的印象,然而毕竟认识了。老梁说到他的传闻时激起我的心理反应却很强烈。

这种较为强烈的感动里,我突然想到县志上记载的一位县令,在任几年之后调离本县时,整个县城都骚动了,沿着县令离去的必经之街道夹道送行,鞭炮连绵,酒香弥漫;沿路所经过的大村小庄,男女老少拦路挽留,跪拜不起的乡民堵塞了道路。这是十余年前我在西安郊县查阅县志时留下的印象,应该说这个县令在任几年的口声好得不能再好了。同样在这摞县志里,记载着民国初年发生在该县的一场前所未闻的突发事件,整个县辖的乡村里的农民于某天早晨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扛着权、耙、扫帚、犁杖和䦆头木锨,要去交给县长,罢种罢耕,以抗议巧立名目的人头税和田亩税,酿成了关中近代史上影响广泛的“交农运动”。这个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县长随之被撤职,离走的时间据说选择了夜晚,其口声之坏无须评说。记这种议论很快流泄到县委和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流泄到县属的企业、学校和商业交易场合,流泄到市井街巷和家居的楼房屋院。我的朋友老梁给我说这个传闻时,仍然抑止不住情绪的激动,连连感慨,书记的这个举动轰动了县城了,能做到这一点是不错的……

然而解和淡化着各级政权的神圣和庄严。无论是证据确凿的公开惩治,无论是不敢全信的更多的民间传闻,倾注到人耳朵的这些东西太多了的直接后果,令我忧虑令我烦恼令我开心不起来,真希望能有清风灌进耳来,有清净的绿地映人眼睛,以荡涤污血和浊水。与我仅一面一餐之交的县委王书记的举动传到我这里时,正合了我的这种心理需要。如若在今后可期待的某一个年份,民间和市井里更多流传的不是那些讽喻性的笑话和顺口溜,而是如渭北的王书记的好口声,我敢肯定从地方到中央反贪机关的成绩将会逐年萎缩,当是国家和人民的头等幸事。

朋友老粱讲述的王书记的故事,之所以引起我共鸣的又一个诱因,是我所在的单位正开展“三讲”。“三讲”的内容和目的无须赘述。我在阅读江泽民的著作时,有一句话引起我的震惊,即:堂堂正正做人。

震惊来自对这六个字的直感。在我的记忆里,自稍知人事的童稚时代起,父亲便要求堂堂正正做人。在念书求知的各个学段,不仅父亲尤其是老师,无一不是把“堂堂正正做人”作为最基本的修身准则尺量我们。“三讲”的对象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对他们现在提出“堂堂正正做人”这样的警示,其实只是作为人的道德修养的ABC,是基础;是无论工人、农民、小贩、商人、普通干部等各种职业的人,无论贫富无论智商高低无论性别无论长幼无论宗教信仰的各色之人,立身行世的最基础之准则;是任何一个父亲母亲和哪怕是最平庸的教师,都会对自己的子女和自己教授的学生一以贯之毫不含糊地当作基础品格实施培养的。然而这个话是由总书记说的,有点痛切的味道,对象却是县处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肯定不是无的放矢。那么我就可以放胆推论,在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庞大队伍里,起码有一些人在做人的ABC的基本之点上出了问题,不那么堂堂正正。既然自身都堂堂正正不起来,那么怎样去实施自己的职能所要求的工作,怎样去实施党所赋予他的在他负责的地域或领域的使命和任务?结论是无须点明的。如果连堂堂正正都做不到,那么他的政治信仰、主义、理想全都会飘忽游移,甚至只是一张招牌一块遮羞布而已。

然而总书记不会是随随便便讲这个话的。进而想想,“堂堂正正做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在人的生命历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堂堂正正”能否继续的矛盾和选择。在广泛如“文化大革命”局部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里,邪恶之势逼压以至残害人的时候,能否保持从信仰到灵魂到身躯的堂堂正正?在已经呈现前所未有的进步繁荣也同时出现前所未见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权力的诱惑和物欲的诱惑都在对“堂堂正正做人”这个基础进行无休无止的冲刷,能招架得住吗?

昨天顶住了一万元的诱惑,今天却屈从于十万元的诱惑,昨天堂堂正正是个人,今天就“堂堂”不起来也无法“正正”了;顶住了金钱物质的诱惑,却在传情的眉眼旋飞的彩裙里陶醉了沉迷了,“堂堂正正”了半生的躯体从此怎么也硬撑不直了;昨天做着副手兢兢业业“堂堂正正”,今天提升为第一把交椅,权力和声威突然之间能够作用到所辖领域的一切角落的时候,在真诚与比真诚更富迷惑色彩的巴结逢迎之间发生迷乱,甚而落人鲜花、笑颜、涎水、金币和大腿铺设的陷阱,何论“堂堂正正”;接受卖官的贿赂,必然再去行贿买官,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欲和如影随形的物欲,官位高升的同时,灵魂却龌龊了人格也矮化萎缩了,自然没有“堂堂正正”这个做人的基础工程了。

朋友老梁讲述的渭北王书记的故事,让我感受到天地正气的痛快,获得阡陌与市井间的好口声,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党心民心所期待的。我愈加自信这样一个人生信条——“苍山无言,江河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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