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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1982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决定把我吸收为专业作家,从那以后我的创作历程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专业作家怎么当?之前做业余作者的时候一年能写多少写多少,写得好写得差,评价高评价低,虽然自己也很关注,但总有一个“我是业余作者”的借口可以作为逃遁之路。做了专业作家之后,浮现在我眼前的,国内国外以前的经典作家不要说,近处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等小说家、诗人,无论长篇、短篇、诗歌在当时都是让我仰头相看的。跟他们站在一块儿,我的自信心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威胁。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同时在那前后,陕西省作协先后引入多个专业作家,这些人先后都搬进了作协刚建好的一幢小住宅楼,可我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却是回到乡下,回到我的老家。当时是周六回去,周日晚上返回机关单位,做所谓“一头沉”干部——最沉的那一头在农村。这样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有两点。我离开学校进入乡村社会,先当小学教师再到公社和区上的区县机关,整整二十年,有了很多生活积累。成为专业作家后,时间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支配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和学习上来了。我希望找一个更安静、更少一些干扰的地方,因此就决定回到乡下。第二个回归老家的原因就是我对自身的判断。四十岁的我和当时陕西起来的那一茬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们相比,年龄属于中等偏上,比我更年轻的像路遥、贾平凹等。当然也有几位比我年龄大的,但更多的感觉还是年龄的压力和紧迫感,我已经四十岁,再也耽搁不起。我想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把之前农村的生活积累提炼出来,形成一些作品。回到乡下去,离城市远一点,和以前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保持文坛信息的畅通又可避免一些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省得被一些闲话搞得心情不愉快,影响到作品构思、对生活的思考。当时想,一生的专业作家生活就在乡下度过了,没有做过进城的打算,心态很坦荡。作协分给我的四十平方米房子,我只支了一张床,连个椅子都没放。回到乡下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有稿费收入,虽然很低,但对我来说也够了,于是就把三十、五十的稿费积攒下来盖房。就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李顺大怎么造屋我就怎么造,一个铲子、一块水泥板都要去讲价。那时我是我们村里前几个盖好房子的,农民都说房子盖得阔气。其实就是砖木房子搭的水泥板。当时花了七千块钱,欠了三千块钱的债。家里面夫人孩子的户口都迁到城里了,我建这个房就是打算永远在这儿生存下去。筹备盖这个房的时候也是我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80年代初、中期我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兴趣最足、劲头最大。短篇小说意识还不太明确,就是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体验赶紧把它写成一个短篇。到后来改写中篇小说的时候就略作调整,不是盲目去写、随意去写。我记得当时真正引发我的创作发生很大变化的是《蓝袍先生》。这个中篇小说开始前要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乡村生活和人物,这好像突然打开我的生活记忆中从来没有琢磨过的一块。蓝袍先生的父亲从小施加给他的传统乡村文化家庭的规范和教育,对他个性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的很多生活记忆,由此而波及乡村社会里很多人给我的最初印象。但这些根本包含不进我要写的那个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去,因为那篇小说在在艺术上要探索的是没有大的情节结构,以人的生命和精神经历来建构的方式,这和由此激发起的生活记忆、生活积累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中篇小说写完后也引起过一些反响,然后就开始准备长篇小说的创作,记得那是85年末的事。85年春夏之交,陕西省的老领导为了促进陕西省中青年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专门在延安召开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主要是因为当时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让各省的作协拿出推荐作品时陕西拿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一部长篇,全部陷在中短篇写作的热潮之中。当时省作协领导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一部分青年作家已经进入了艺术的成熟期,可以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了,所以就开了这个促进会。这个会我参加了,开会时让大家多发言,谈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我记得我发言没超过两分钟,很坦率也很真诚,我说现在还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考虑,因为我还需要中篇小说写作对文字功力、叙事能力做基本的锻炼。我当时的心态认为,长篇是一个很庄严的也是很苦、很危险的事情,不是能够随意轻举妄动的事。结果那年11月左右写完《蓝袍先生》,写作长篇小说的欲念突然被激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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