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我们属于这个时代，我们要服从时代精神的判决，在广阔的天地里，开始我们心儿的欢唱。

1

来到二十六中是一件稍微让人放心的事。

我的初一和初二是在七十一中上的，雁塔路和友谊路的转角处的邮局旁边有一家黑黢黢的不知道卖什么的商店，门口摆着一个大冰柜。这里卖的冰峰汽水是冰镇的，但没有结冰。每天下午上学前我都会在这里喝上一瓶，感觉碳酸像要杀了我一样。冰峰汽水大概两毛五。我又想起这时比上小学时有钱多了，上小学时，下午上学路过石油仪器厂的小卖铺，在两个黑黢黢的窗口前，用两分钱可以买一大把酸辣萝卜干，连成串儿的那种，可以一直吃到学校门口。早上不可能买到，一是小卖部没开门，二是早上我必定手捧一个馒头夹荷包蛋，边走边吃，干得咽不下去，吃得让我时时感到恶心。七院食堂的馒头啊，你能不能不做这么大！

七十一中的房子都是黄砖所砌，显得很新，而二十六中，我一来就觉得这个学校有内涵，有风度，都是灰砖的房子。我是在一个下雨天来参加转校考试的，那天灰蒙蒙的，水气很重，老式的教学楼前地面水泥闪着亮光。我有感觉，我会在这个学校上下去的。如果在梦中梦见七十一中，不是黄色的教学楼，就是黄土大操场，至于二十六中，则是绿树成荫中略有传统意味的灰色砖楼，操场也是灰色的水泥篮球场。这里的女生水灵灵的，让学校充满了生气。

后来，二十六中的女生，长得不算漂亮和学习不好的女生总是对我轻声用陕西话喊着：

“蒋——涛——，蒋——涛——”

要是她们再漂亮一点我就理她们了，我会看一眼她们后匆匆走开。

我们设计院的孩子，小学都是在安东街小学上的，考中学呢，重点学校是交大附中，当时叫八十三中，普通中学则是十二中。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十二中，是因为这里比较乱，学生爱打架，而且鲜有能考上大学的。当时重点分数线是语文算术两门183分，而我的成绩是182分。

几经努力，托人，也没能进八十三中。当我来十二中报到时，学校已经开课几天了。语文课上，老师听我读了《黔之驴》之后，就不让语文课代表领读了，让我领读，原因很简单：我自然的断句和标准的普通话。下课后，语文老师找我，说从明天起让我当语文课代表。

但第二天，我们设计院的七八个学生就一起转入了七十一中，因为七十一中初中还可以，而且没有高中部，高中可以再考好学校。但在初三时，我们这七八个七院（我们的设计院叫七院，以前叫八院）子弟，一起通过考试转入了二十六中。二十六中当时虽然是普通中学，但重点班很厉害，可以考上十几个大学生，而且校长是教育局长的夫人。估计身为七院院长的代文她爸给二十六中拉了赞助吧，总之，我们都考进了二十六中。

七院在和平门外，二十六中在和平门里的建国路上，走路不到半小时。

二十六中的大门朝东开，马路对面是张学良公馆和作协。往西穿过巷子是儿童电影院，即以前的长安电影院。往南就是东八道巷、东十道巷、东十一道巷，这三道巷是东西向，连接和平路和建国路。东八道巷和和平路的交汇处就是儿童电影院。我的上学路线一般是进和平门，走和平路，穿过东八道巷到建国路，然后路过建国路小学门口，就到了二十六中。

至于东二、三、四、六、七道巷，也是同学密集的地方。东十一道巷中间是省委家属院，陕西陕北老干部的子孙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成为了我们的同学，这些同学的父母亲属有的当上了省领导，有的当上了中央领导。东十一道巷东头连接建国六巷，陕西省政协就在这里。

从和平路出和平门就是雁塔路，和平门外七院的家属院在雁塔路东，雁塔路一直往南到头就是著名的大雁塔，往北到头，就是西安火车站。这是一条著名的街道，从唐朝都有。至于电视剧《请你原谅我》里面的景就太不像西安了，特别是那个火车站，西安火车站从来没有那么小气，一直有大广场，很宏伟。火车站“西安”两个大字貌似是吴三大写的。

从七院家属院大门出来有多种方式去上学，最惨的一次是骑着一辆银燕牌变速自行车，这车是红旗厂出的，是托关系才买到的时髦货，据说是用飞机下脚料做的，铝合金的，很轻，单手可以举起来，骑着会感到头重脚轻。因为侧滑，我刚骑出大门就摔得人仰马翻，手心和膝盖被水泥地划破了皮儿，火辣辣的。但拍拍裤腿儿和胸前的土，还得继续身体发硬地骑上车。

走路上学的话，夏天可以从门口卖冰棍的小伙儿或老太太那里买一根冰棍，拿着冰棍去上学是甜蜜而冰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通常推一辆竹制的四轮童车，白油漆漆的箱子上面盖着棉垫子，里面裹着棉花，用很多细细的系辫子用的猴皮筋拧成一股股绳把它们捆起来。而小伙子则是推一辆二八自行车，白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用黑色宽宽的黑胶皮勒着箱子。有时候卖的是城里冰棍厂做的冰棍，有奶油味的和豆沙味的，还算好吃；有时候就不知道是哪里做的冰棍了，很难吃，有怪味，如果糖精放多了，会苦的，好在可以换。记得小时候，我刚买了一个冰棍，我们院一个轻工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五分钱，他马上揪住卖冰棍的小伙子说：“全市都降到四分钱一根了，你敢卖五分钱？”小伙子害怕地退给了我一分钱。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是光脚走回来的。走在出了和平门的城河上的桥上，柏油晒得软软的，走在上面微烫，微软，很舒服。

在西安重修护城河之前，护城河下是有田园风光的，有高低错落的土坡、小岛，还有潺潺的小溪，茂密的水草。有石头搭的墙，用来挡水，墙中间有打开的豁口，水在其间流淌，像微型的瀑布。夏天，这里是我们放学后的乐园。周三下午我们没有课，也会专门到这里来，捞蝌蚪回去养，但很快就会养死。不过我们并不在意，仿佛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它们装到瓶子里，并为此乐此不疲。

那时，对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坡陡路窄、水草湿滑的地方最能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后来城河修得笔直，河坝用石头水泥砌得平整，这样就很难攀爬了，必须走台阶。以前外部是城砖，内侧是黄土的城墙，有很多缺口可以爬上去，甚至有人工窑洞可以钻进去。后来内侧也砌成了砖面，也就爬不上去了，想上的话只有买票。

城墙和城河之间的部分，官方称之为“环城公园”，我们则一直叫“小树林儿”。这里是我们二十六中学生的重要场所，接下来写到的约会、打架、还有几次重要会议，都发生在这里。

2

我进了二十六中的一班，也就是快班，或叫重点班，即未来的理科班。初三转过来的目的就是进二十六中的重点班，因为重点班可以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几个人考上大学。我的成绩一般稳定在全班第七名，最好成绩貌似到过第三名。当时我的理想是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后来更现实的想法是大连海运学院。

高二下学期就开始分文理班了，我还在一班，理科班。我的人生轨迹就此开始转折。

七院是我长大的地方，在这里我目睹了很多工程师的人生经历。于是，我隐隐意识到我的人生也很可能被设计成工程师的人生，而且专业都会被设计好：锅炉除尘器，旋风式除尘器……每到上班时间，我们院都会出现一个奇观。家属院大门在雁塔路上冲西开，办公楼在家属院的北边，本来有个门可以直接从家属院进办公楼的院子，但大家偏要从家属院大门出来，走雁塔路的人行道，绕到办公楼的北门去上班。于是，夏日下午两点左右，午睡完的知识分子们穿着或白或灰的短袖、灰色裤子，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街上。他们的服装都是一个式样。冬天则是深蓝或深灰的西服或夹克衫。上千人每天穿着类似的衣服大迁徙四次，比升旗仪式都不差。难道，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

我的家人希望我考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以下简称冶院）就可以了，然后分配到我们院，即使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进了日语系，我妈也想让我分配到七院情报科。

冶院这里，除了操场是我们踢球的地方之外，游泳池也是我们夏天的乐园，交大的游泳池也可以，但还是不如这里。这里的足球场是我们一班最爱来踢球的地方，也是后来我和欧阳红梅练竞走的地方。我熟悉冶院，主要是因为我爸在这里做实验、搞科研——旋风式锅炉、除尘器，貌似国际领先水平。大楼里空空荡荡，灰尘遍布，到处是锅炉、除尘器，还有它们的模型。工程师们、教授们，还有苦逼的助教们穿着变灰的白大褂，围着图纸转，围着锅炉转，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其他的颜色。

小学时代，我跟我爸出差去过好多次北京上海，即使他回来，我也可以不回来，住在他的亲戚家、同学家，甚至他亲戚的邻居家。有一次，我住在上海我爸合作伙伴的总工家里，总工家早上吃泡饭，然后把剩油条热了切成段儿，蘸酱油和香油吃。总工家可以用暖瓶打冰水，四分钱一壶。上海人好艰苦啊！中午，总工和老婆上班了，儿子女儿上学了，我一个人要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那里有大妈做的大锅饭，两个菜一碗饭，很便宜。当然，我更愿意和我爸去利华或红房子吃西餐。我记得在利华，一份炸猪排六毛，一份奶油汤三毛，一份面包，还有啤酒，两人吃一顿两块七。红房子的西餐要贵一倍。

总之，除了出差吃西餐外，设计院的工程师职业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的地方了。

另外，我不喜欢设计院的女生。这儿的女生确实脸盘长得很白净，可她们被灰上衣、白衬衫的知识分子父母们严加管教，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没有化妆品，只有雪花膏，没有花衣服，只有布拉吉，总之，没有一点生活情趣。由于知识分子们做饭太不敬业，所以这些女生们吃得乱七八糟，腰上都有赘肉，可那些男生们，那些各道巷的屌丝男们，他们是多么热爱七院的女生啊！

从小学起，我妈一定要给我选个语文或数学老师是班主任的班。我小学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所以我的作文一直很好。到了中学也是，每次作文课，我都心里激动，因为老师肯定会念我的作文。数学我也还可以，立体几何最好，我喜欢画立体图，图画好了，题也就解出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家人和我周围的人都是这种思想。我的物理、化学也都还凑合。

高二的下学期是应该分文理班的，我决定在理科班再待一个学期，因为地理和历史两门只要花些时间背下来就可以了，而其他科目在理科班仍能保证质量。

高二的时候，我是校广播站站长。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工作证：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广播站站长。有一天，团委老师通知我去八十五中参加校际联谊，在那里，我见到了陆昊，着实刺激了我。

那天是穿夹克的天气，我来到八十五中，这里是省重点学校，校园比我们学校大很多。校际联谊就是请很多学校的代表来交流。学校里到处都是横幅，到处都是学生干部模样的男生女生。我转到一个教室，一个精干的学生干部正在演讲，他穿着牛仔裤，黑布鞋，浅咖啡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我听了他激情四溢的演讲，才知道他是学生党员，是团市委唯一的学生委员，这真的是学生楷模啊！

有几个和他很熟的学生在下面叫他“耗子”，他笑了笑，让这些家伙别捣乱，演讲完后，那些看似坏学生的家伙拿来一台单卡录音机宣布：“青春舞会现在开始！”

教室里没有一个女生，录音机里放着迪斯科，陆昊站在一旁。我让他给我留了地址：冶院51单元202号。后来我去他家，见到了他的父亲，那时他应该已经保送北京大学了。他爸爸给了我他的新地址。这就是我和陆昊的一面之缘。他的人生轨迹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制呢厂厂长、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最年轻的北京市副市长、团中央第一书记。

比陆昊更刺激我的是这个青春舞会，这几个坏学生模样的家伙，穿着绿军装、牛仔喇叭裤、滑点鞋（滑点鞋是流行的叫法，就是上海布鞋四厂出的白底塑料黑布鞋。），在教室中间跳的舞叫“抽筋儿舞”。倒退着，提胯，抽动，鞋跟儿向后擦地，随着迪斯科的节奏抽动，就像人在抽筋儿。双臂也蜷缩在胸前，跟着节奏挤压。我查了查百度，没有解释“抽筋儿舞”的词条，倒是要有无数“抽筋儿舞”的视频。

这次去八十五中，收获了一个中学生的楷模和一个流行舞，都是要带回二十六中普及的。而影响我从理科班转文科班的因素有很多，在陆昊之后，我又认识了西安中学的杜荷军。

那是在某个夏日，我来到了革命公园的英语角。

上高一后，我每周都在李家村里的夜校上英语大专班，学的是《许国璋英语第二册》，学得很轻松，结果在全校英语竞赛中得了第三名。后来继续上夜校，我就选了《现代美国口语》，是外院的老师赵军旗教，他西服笔挺，打着领带，像是刚参加完外事活动，一口标准的美国口语听起来就是好听，但他的中文发音似乎有渭南口音。不过这个课太难了，我跟了几节课就放弃了。

貌似是看《西安晚报》上登了革命公园有英语角，于是就去了。革命公园实在没什么特点，西安也就兴庆公园算得上是公园，有儿童乐园、大象滑梯、喷泉，还有偌大的兴庆湖可以划船。革命公园有名的是春节期间的灯谜会，现在也被城墙上的环城灯展代替了。

在英语角，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杜荷军，一个是小栋。杜荷军，黑，头发长，戴黑边眼镜，牙白而齐，略微前突。他可以汹涌澎湃地说很长时间英语，即便发音不那么标准，但可以一直说，也很厉害。他是西安中学团委的学生干部，上身穿军装，下身是有些发亮的深色西裤，咖啡色塑料底儿的黑布鞋，产地不明。

杜荷军正在这边激情四射地讲英语，而在英语角的另一侧，又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女孩，她就是小栋。高中生美女，大眼睛，精致漂亮，主要是大眼睛，没化妆，但有化妆的效果，有明星脸。而她的穿着更是出众，在女生都穿得花花绿绿的夏天，小栋穿的却是白衬衫，灰色一字裙，裸色丝袜，式样简单的黑皮鞋。她站在草坪中间，主要是在笑，咯咯地笑，很迷人。

杜荷军讲完了，我问他认识不认识那个女生。

杜荷军一副对一切皆有掌握的样子：“小栋，我们学校高二的，她妈是咱省的著名歌唱家。”

“你们学校的啊。她家是哪里的？”

“陕西电视台。”

我若有所思。我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若有所思。

杜荷军已经不满足于这个英语角了，他准备带我去开辟第二战场。

我们快步走出革命公园，穿过街道，来到人民大厦。杜荷军终于亮出他的秘籍。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外国游客会从旅游点回到宾馆，这时候还没开饭，他们会拿着啤酒或矿泉水坐在这个花园里。我们可以这时候找他们聊天，练口语。”

杜荷军的样子在当时确实可以用“风采”二字来形容，现在也可以用“二”字来形容（作者按：现在的杜荷军已经是创典的董事长，以深圳的名义在西安帮着卖房子）。杜荷军身上没有脂肪，有些来路不明——不是靠运动——的肌肉条，他最明显的状态是露着白牙笑。

只要老外从宾馆来到花园，杜荷军就冲上去，叽里呱啦地跟老外说，而这些老外确实也愿意和中国的年轻人说话。我也迅速学了几句管用的，除了打招呼之外，就是要像查户口一样问他们从哪儿来的。其实，只要问一句“Whereareyoufrom”就算完事了，多数情况下，老外会叽里呱啦地继续说，我们基本上就听不懂了。

我遇见了一个老太太，给我看她孙女的照片，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一张彩色照片，湖蓝渐变的背景，小姑娘微笑地露出白牙，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缝儿，像玉一样，金黄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深邃的大眼睛，白白的衬衣，扣子两边是两排褶皱花边。这对穿着军装（还不是正宗的）的高中生来说，那真是时尚得很啊！后来这样照片被我要了来，一直在我的小笔记本封三的袋袋里存着。

杜荷军是让我感到疯狂的高中生，他的同学都说他狂得很。他疯狂的状态，与我所在的理科班的氛围简直是两个世界。理科班的男男女女都很团结，我居然在高一就让他们给我写毕业纪念册了，可能我那时就知道我要提前离开他们了吧。

比如副班长王健给我写了个顺口溜。他一个粗人居然会写顺口溜，着实让我吃惊，兹录如下：

打游一首，赠于朋友蒋涛

你年十六我过一，

高低粗细更一般。

都为的是名成功业显，

整整同窗有两年。

形影常从为知己，

无所不谈似真心。

隔阂偶存你我间，

挚语袒胸友更纯。

悟到友情仰天笑，

离别之时莫伤感。

人生怎比日月久，

美宴何得永不散。

别后愿你再抖擞，

手抱长卷埋书案。

再问十年以后事，

铮铮朗朗一好汉。

1985.12.17

3

整个高二，我的心都不在学校了，就跟着杜荷军混。那时，他们家在止园饭店。他有个小房间，他经常穿拖鞋，为的是展现他的平足。

“我这个脚是平足，所以不能多走路。”

然后我们就开始多走路了。

先提议去柞水溶洞，我、杜荷军、吴伟，还有一个个子低、戴眼镜的同学。

从西安城南客运站乘坐到柞水的车，约十分钟一班，在柞水车站下车后转乘发往溶洞的车。每十五分钟一班，车票是四块钱。要是乘坐到镇安方向的车则可直达溶洞，车票三十块钱。

我以前在一班，郊游主要是王健组织的，去过沣峪口、鲸鱼沟，学校组织去过翠华山。去翠华山那天下雨，山很滑，下山时拉着女生的手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几个都穿着鞋底带钉的足球鞋大显神威，下山时上蹿下跳，见着美女的手就拉。不是美女的就装没看见，她们一般也很自觉，不讨男生拉手。

还有一次和班长王振斌去王健的奶奶家，骑车去的蓝田，路上渴了，就在茶水摊喝茶。一个小方桌，摆着几个玻璃杯，倒上茶，还有红色的糖精水。玻璃杯上盖着方形的玻璃片，一到两分钱一杯。到了蓝田，吃浆水面。浆水是一个大坛子，里面放着菜叶，沤酸了，然后煮好白面，倒点儿浆水，再放点盐面和油泼辣子，很简单。能吃白面就是关中农民的骄傲。晚上即使挂了蚊帐，点了蚊香，背上还是被臭虫咬了几排疙瘩。而白天去河边玩水，是最快乐的。

这就是在一班体验的郊游，基本就是骑车几个小时的路程。

而认识杜荷军之后，第一次就兵发柞水。

柞水溶洞自然环境灵秀典雅，既有可与瑶林仙境媲美的喀斯特溶洞群，又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山峰美姿，是一处难得的以溶洞和自然景色为主的景区。

到了柞水，已近天黑，杜荷军的厉害就体现出来了。我们遇到什么事都会期待他去解决，或怂恿他出面。

第一个问题，找地方住。

杜荷军果断地领我们找到一所中学。我们三个在门口，看着他走到传达室里一通乱喷，之后传达室大爷带着他就向教室后面的家属区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个拿着手电，像焦裕禄一样披着灰布中山装的人——估计是教导主任——来门口迎接我们。杜荷军热情地和他交谈，交谈内容涉及陕西中学教育事业的大好形势和校际交流的重要性。

教导主任很无奈地说：“学生都放假在家，学校也没有住处，只能给你们打开一间教室，你们在里面拼拼桌子睡，行不？”

那晚，我们就睡在了教室里。山里没有蚊子，但风很大，早上最先把杜荷军冻醒了。

我们步行去了溶洞。最值得一看的景点有：迎宾厅、叠翠廊、卧龙岗、白女洞、宝莲柱、二佛观海市等。虽然它们被五颜六色的灯光装扮得很好看，但几乎所有可见的钟乳石尖被敲掉了，让我感到一些怅然。

杜荷军和他的同学经常出门，很有经验。他们背了一书包烧饼，还有一个大饭盒，饭盒里装的是咸菜头和剥好的生蒜，不仅吃起来有滋有味，还防止拉肚子。可到了第二天，烧饼就比较硬了，这时，神勇的杜荷军率领我们在乡里转悠，看见一个比较大的民宅，他就又去交涉了。他龇着所有的白牙，笑着和门口坐着的大叔搭讪：

“老乡好，我们是西安来这里做社会调查的中学生，你家养这么多鸡，我们想买几个鸡蛋。”

在他的交涉下，老乡把我们买的鸡蛋做成了鸡蛋汤，我们泡着烧饼吃，并在老乡家留宿了一夜。

回到西安不久，我们又去了华山，还是四个人。那是我第一次爬华山，晚上到了华山脚下，就开始爬，千尺幢、百尺峡都是双手双脚一起上。华山是天下第一险峰，上下山是一条道，夜晚，风入松，月光照石阶，青苔附露珠，中学生们撅着屁股，一前一后地向上爬。

进了华山，就发现了大自然的伟岸，大自然的无限能量，有一种把命交给大山的感觉，而且进山不久，就有一块两人多高的、圆圆的石头立在道路旁边，上面刻着三个字：“回心石”。意思就是，走到这里，如果想下山就趁早回去。一般登山者都是晚上登，日出之前到达，到东峰上选好位置看日出。华山顶峰上的厕所在不起眼的地方，是蹲坑式的，坑下就是万丈深渊，山风鼓鼓，把屁股吹得凉凉的。

当人群活跃起来时，当人们拿出相机时，太阳就从远处发亮的云里一跳一跳地出来了，这就是神州九大观日处之一的华山。太阳暴露了一段时间后，就和往常见的没什么区别了，人们陆续散去，奔向各峰。

我们来到了南峰，这里是华山最险的地方——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长空栈道开凿在南峰腰间，上下皆是悬崖绝壁，铁索横悬，由条石搭成尺许路面，下由石柱固定。由于栈道险峻，故当地人有“小心九厘三分，要寻尸首，洛南商州”之说。这里只是探险之道，并非登山必由之路，所以石刻上不少警告之语，如“悬崖勒马”等。

杜荷军是先到了栈道的另一头，之后就招呼我们，这里确实是别有洞天。

沿长空栈道行十余米，有一大石洞，名为“朝元洞”，洞内有塑像。到了洞口，我们看了看，就没敢再往下走，赶快从栈道折回去了，没办法，硬着头皮走回去，爬回去的。这就是我唯一一次走过长空栈道，即使后来又爬了两次华山，也没敢再走长空栈道。

在爬的过程中，我脑海里还翻动着小人儿书《智取华山》的画面。千万别信电影《智取华山》，据说那是在北京周口店拍的。

鹞子翻身在华山东峰，是通往下棋亭的必由之路，为华山著名的险道之一。杜荷军和小个子下去了。见铁链子是松的，我就没敢下。杜荷军没抓好铁链，吓得够呛。我看着远处的下棋亭，貌似智取华山时，在这里抓住了国民党军官和他的姨太太，这个下棋亭独立群山中，风光无限好啊！

在西峰，我看见一个道士，把脚并成丁字步站在悬崖边上，一只脚的脚掌至少一半以上悬在悬崖边的空中，风轻轻吹着他，他一动不动。是在练胆儿么？看得我肝儿颤！不过我相信，华山真有修行的高人，后来在大二的时候，我专门来华山拜访了道士梁晓瑜。

我唯一一次去柞水和第一次爬华山，都是杜荷军带着去的。杜荷军这样狂的人，是我欣赏的学生楷模。

杜荷军是我转文科的另一个原因。

但我妈却怪胖姑，说我受了胖姑的影响，开始学文了。胖姑当年是地下党，在北京育英中学毕业后就留校当了教导主任，后来她成了大学教授，专门给中学校长上课。寒假我去了北京，除了专门去了军博、徐悲鸿纪念馆、宋庆龄纪念馆之外，还专门去看望了冰心奶奶。

在北京虽然没有接触什么文艺的事，但我还是愿意待在胖姑家的，她总是对我循循善诱。我小时候每顿饭都要吃肉，最爱吃肉片，没肉就不吃饭。在西安每次至少买半斤，而北京的肉铺是可以买一两肉的，胖姑每天会嘱咐李奶奶中午买一两肉给我炒菜吃。一两肉，就是我对北京的好感。还有，北京的红果冰棍儿是三分，巧克力冰棍儿是五分，淡黄色的奶油大冰棍儿是一毛二，还有酸奶，都是好吃的。

我还在天津歌舞团的霁叔家住了好多天，吃了起士林的西餐。霁叔送我回北京后，他兜里的钱就剩两块钱了。在天津歌舞团，我看了舞蹈，关于一个渔民伯伯和一个渔民妹妹的，我就让当报幕员的齐姑替我要渔民妹妹的电话。歌舞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我就钻到三角钢琴下揪歌剧演员于淑珍的天鹅绒裙子。天津歌舞团的生活，也让我看到了新鲜的生活方式。

家里有一本我爸买的《德加素描》。我看着上面画的慵懒的芭蕾舞演员摆着各种姿势，想象我以后的职业：站在舞台侧面，看着这些舞蹈演员鱼贯上台。似乎这就是我的理想。

4

1986年九月，高三开学，我正式转到了文科班，而我的思想也进入了沸腾时期。

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荒诞剧《潘金莲》的新意：

在著名的川剧作家魏明伦的笔下，潘金莲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典型。她比祝英台式的人物更典型、更复杂、也更悲惨。为了更好表现这一深刻而复杂的主题，他借鉴了电影中的画外音、评弹中的说表和川剧中原有的帮腔等艺术手法，在剧中荒诞地穿插了武则天、红娘、贾宝玉、卡特琳娜和《花园街五号》中的吕莎莎等古今中外的人物充当“帮腔”。

《写在〈坟〉后面》：

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在高三，我看了很多书，都摘抄到小本子上，然后给我的同学看：管炜、宝宝、刁亦男、农农、程红兵等。

我跟管炜是初三五班的同班同学。那时我从七十一中转到二十六中，分到了五班。管炜原来是二十六中的，在老家安徽待了一段时间后，初三下学期回到了二十六中，来到了五班。我和他的友谊，源于一次放学后的闲谈。我们来到了城河边，他谈了考高中的烦恼，也讲了他在合肥的一些事。畅聊、倾听，加上理解，就可以使两个人关系加深。管炜通过认真学习，顺利考上了高中，而且他一直在五班，五班也成了文科班。

管炜爱说顺口溜，比如：

二十六中黑咕隆咚

十个电棒九个不亮

十个老师九个没脑子

三个主任两个乱混还有一个不太负责任

三个茅房两个没墙还有一个通到二食堂

我到文科班时，文科班已经组成一个学期了，里面有我熟悉的一班过来的几个，他们在理科班属于三四十名的，到了文科班却能排到前几名。二十六中的文科班在我在的期间，实在没什么名气，一届能考上两三个。后来比我低两级的王欢成了高考文科状元，二十六中也成为重点中学了。

管炜是我在文科班稍微熟悉的。一般家的方向在一起的同学，放学后可以一起走，容易玩到一起。管炜家在和平门里，他们家的楼虽然破，却是我们重要的聚会场所。

路刚是文科班里最爱咋呼的人，他家是作协的。一般学校在周三下午是政治学习，学生们放假。在一个周三的下午，他拿来了两副拳击手套，约了几个人在文科班教室打拳击玩。

宝宝、管炜、路刚、我，几个人在教室的讲台上比划来比划去，路刚和宝宝戴上拳套，路刚就不咋呼了，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宝宝，是杨志刚的小名，一米八几的个头，方脸，一字眉，寸头，眼睛亚赛铜铃一般，左手和左胳膊明显比右手和右胳膊粗，典型的左撇子，手掌大而厚，手指都像胡萝卜，而且有明显的胸肌，至少是B罩杯的水平吧。所以宝宝戴上拳套之后，就没人跟他打了。

大家来到教室外，我和管炜戴上了拳套，我和他对打。管炜也一米八几，比我高，居高临下地咋呼。我低头用双拳护住脸，逼近管炜，然后出直拳打他的脸，一下把他的眼镜打飞了，管炜再也不打了。

在这之后，我和宝宝关系越来越好。多少年后他回忆，因为我是学习好的，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只和学习好的一起玩儿，学习不好的和学习不好的一起，学校就是这样把人分类的。宝宝看我是学习好的，还敢玩拳击，对我刮目相看。

我在和宝宝聊的过程发现，他每年都要打一次恶仗，但没有一次是为自己打架。他身子那么壮，没人敢惹他，健美院和举重队都想要他，但他不去。而他后来厌倦了打架，总想做点儿大事来。

这时，我有个心愿，就把全校的能人聚在一起：打架最厉害的宝宝、做生意最厉害的管炜（管炜已经准备在儿童电影院门口摆摊卖报纸和书了，还承包了个书店，叫求知书店。我人生的第一张名片就是他印的，职务是“求知书店公关主任”）、文科班的艺术才子刁亦男，高干子弟农农、高干亲戚程红兵，我又找了理科班的第一名伍晓宇，不过伍晓宇虽然支持我的观点，但没机会和我们一起玩。

第一次去宝宝家，是管炜带我去的。金家巷，在学校对面，灰砖灰瓦的小院，进去是狭长的空间，两边是平房，宝宝家在左手边的平房里。冬天，宝宝不穿棉裤和毛裤，一个护膝直接套在喇叭裤外面。灰色大喇叭裤、白色高腰回力篮球鞋、毛衣外套、白色或浅色西服是他的标志装束，穿西服和喇叭裤的高中生那时候还是凤毛麟角。管炜的标志是蓝色咔叽布中山装、黑色窄腿儿西裤、尼龙袜和足球胶鞋。管炜脚臭是出名的，有一次在刁亦男家，刁家有地毯，大家都脱了鞋上来，特许管炜穿着足球鞋上地毯。我则是穿军装和牛仔质地的裤子（不是牛仔裤，我到了大学才买的比利牌牛仔裤，工作之后才买的正宗里维斯牛仔裤，还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