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理的耳朵”只能在现实的教训和磨难中形成。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指：许多革命者其实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把监狱当作了研究室，方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熟谙德文的列宁就是如此。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就是盗了马克思的火，为的是来煮自己的肉。因为历史的辩证法恰在于恩格斯所说：人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的驴子，正是因此，“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对于那些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渺渺大荒灯一瓠，风雨摇看近若无。每临生死需静气，石火光中可读书。

　　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沿着历史的轨迹，与马克思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