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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 第 4 章 “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
第2节 第二章

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土、一点儿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是所有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最深刻的,因为它关乎全社会,关乎所有人。

什么是货币?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仅仅把货币理解为劳动价值“交换中介”的斯密,竟然对于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深恶痛绝。他满怀书生意气地感慨:鞑靼可汗总是这样问欧洲的使者,欧洲富裕吗?欧洲人的牛羊多吗?与视金银和货币为财富的欧洲人比起来,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的看法实际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马克思则对斯密的感慨万千并大加讽刺,他在这一节里加了个注,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说: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银行券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为依托政府债务发行的银行券,所以,“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

蒙古人不知道银行券是“财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银行券就是银行家手中掌握的国家债务凭证,因此,他们也就不理解那种通过经营债务而发财和积累财富的人。在斯密所厌恶的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银当作财富,于是,在视“商品”为财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亚人对于财富的理解还不如鞑靼人。但在斯密的时代,欧洲的银行家阶级却把银行券当作财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种把商品当作财富的见识与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没有贸易、没有市场、没有劳动,只要有好战的、负债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债务的货币(银行券)也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而西方的大国—学名是“现代民族国家”,则完全就是战争的产物。“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1500 年,欧洲有400 多个国家,现在有多少?44 个。300 多个哪里去了?打没了。查尔斯•蒂利说,战争,这是西方500 年历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斯密在《国富论》里感慨道:“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可惜他没有见过“二战”、科索沃战争,更没有见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打仗最需要钱,欧洲这么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了就互相打,这个道理讲得通。但是,既然穷,那应该是“穷打”,穷打按理说就打不长,绝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越打钱越多。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金融家阶级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

中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资本”家的起源。蒂利指出: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用当前的财政收入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概率。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7

蒂利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作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反过来说,税收本身是国王借贷的抵押物,而银行正是以这种抵押为准

备金发行银行券,当银行券成为税收的工具时,它也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货币经济是怎样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呢?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土豪”起初被称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 ,后来,这个词才被我们翻译为“资产阶级”。

蒂利的概括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资产阶级、信用制度、财政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起源。无论工业革命还是议会制革命(即光荣革命),它们的基础都是军事革命,而军事革命的基础则是金融和财政革命,孙悟空的形象是通过金箍棒和紧箍咒塑造而成的。这些概括当然都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重复,但是,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货币》、《华尔街》这些电视专题片所不能告诉你的,因为那些专题片放言奢谈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们的制作者却不知道资本家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与西方当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国的“土豪”们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勇气和本事,结果他们既无视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紧箍咒”。

蒂利的概括非常精彩,但是,要仔细解释这种概括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欧洲的国王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将战争升级,最初是因为城市里的包税人给国王提供稳定的税收,根据这笔稳定的收入,国王们就能支持较长期的战争。而作为交换条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税人)就可以参加国王的议会。

其次,就是那些高利贷者和发了财的商人向国王购买年金。年金本来是国王奖励贵族的,本是贵族的特权。国王向高利贷者借钱,按年还利息,但是他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是借钱、还利息,而是说这是赐予高利贷者的年金。对于国王来说这当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对于高利贷者来说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但是,无论包税还是出让年金,这些还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

以公共信用体系—战争国债制度的形成为标志的现代金融革命,才是西方发动的一切革命的真正基础。从那时起,国王的债务可以打包成信用券,在金融机构之间买卖。为了对这种金融衍生品进行买卖,在16 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皮亚琴察形成了定期的交易会,这就是华尔街的祖宗—银行家的第一个联合体,它把欧洲社会作为暴力机器组织起来。

“金箍棒”有威力,是因为背后有“紧箍咒”支持着。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并给予了深刻阐述的。马克思说: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

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 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 年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8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7 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8 世纪的荷兰以及19 世纪后期的英国,正如今天的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英属维京群岛一样,它们都不是工商业中心,更不是世界产业经济的核心,它们只是资本自由的天堂、是炒钱的核心与飞地,它们代表着一个资本与产业经济完全脱离的发展方式,或者说是资本剥削产业和劳动的发展方式。而马克思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卑劣的劫掠制度”。

有些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记吃不记打,以至于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鸦片战争中我们是怎么挨的打,忘记了“金箍棒”的威力是怎么来的,至今还是活得稀里糊涂。我这么说绝不是在污蔑,这是有道理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补给,英国人的后勤和补给是怎么来的?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所以,我说是记吃不记打。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 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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