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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 第 4 章 “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
第3节 第三章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英国人为什么需要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英国人把香港搞成金融中心,一是为了利用香港实行资本自由化,即打开港币与人民币和外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窗口,把从中国内地赚来的钱换成美元、英镑拿走;二是大规模地吸纳人民币作为与中国打货币战的武器,热钱的流入和流出都是通过这个窗口,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三是定期搞个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花钱救香港,他们再把这些救香港的钱统统卷走。香港是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英国的金融中心,并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因此,中国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就很

难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香港。因为香港一切游资的来源是难以审核、极难掌控的,但是它的背景则可以肯定,那就是西方金融集团,其背后就是西方政治势力。香港很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这个道理是中华民族百年泪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近代史教训铸就的,这是硬道理,也是很难改变的道理。

实际上,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上海,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道理也很简单: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那里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有一批精明强干、熟悉现代金融制度、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有强大的产业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作为后盾。

上海为什么这么“红”?这也是百年中国历史铸就的,这也是不可动摇的。有人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出卖国家金融主权,这是完全错误的,建立上海自贸区恰恰是为了维护乃至夺回中国的金融主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贬值就越快,所以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国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和贸易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走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和贸易发展的道路,必须清醒:金融开放绝不仅仅是向美国开放,而是要积极与伊斯兰世界、日本和欧盟加强金融合作,以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不是使中国的金融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

包括《大国崛起》这种还值得一看的作品,也基本上就是从亚当•斯密式的、从狭窄的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甚至把鸦片战争看作英国为了建立“世界市场”而不得不发动的“正义战争”。

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还挺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竟然说:英国打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不肯搞市场经济,所以,英国打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什么叫作天真?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故作天真。什么是记吃不记打?这就是最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马克思说,西方崛起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庚子战争为高潮而“完美收官”的。西方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无边苦难之上的。

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国—“作为债务法人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能力首先指的就是超强武力,这个武力则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这样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乃是建立在“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在当时占世界1/3 以上,但还是被人家打趴下了,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在连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中那个“国”字都还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奢谈什么大国、什么崛起—这有意思吗?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9

马克思说的上述这五条,构成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的条件,这就是人家的72 般变化,是打了我们100 多年的“金箍棒”。这是历史的结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这一发现的光辉历久弥新。而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警惕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对历史天真和无知”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兴起的铁血历史阐释为“大国崛起”的田园牧歌,就充分表现了古典经济学这种严重的缺陷。

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那句老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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