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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 第 5 章 “人”如何成为“世界货币”
第3节 第三章

1567 年,即明朝隆庆元年,中国实行钱粮改银之后,白银正式成为明朝的税收货币,伴随着美洲、日本白银的开发,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随之成为吸纳世界白银的“黑洞”。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仅仅靠掌握白银,根本不能支配世界经济,明清两朝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白银储备,但世界白银的产量、白银贸易的波动却会对中国王朝造成致命的影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林满红的《银线》一书对此有细致的分析,我在拙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亦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与明清两朝相反,西方的大国不是靠掌握白银起家的,而是靠建立金融制度、靠战争国债支配的殖民暴力起家的。贡德• 弗兰克这样指出:“白银资本”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他的这一发现划出了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时代。但是,弗兰克却忘记了:奴隶资本和奴隶贸易才是1500 年以降白银市场的基础,美洲的白银开采是以印第安人被消灭、以世界范围内的“盗人制度”(即贩奴制度)为基础而成立的。使得西方大国得以崛起的原始积累不是“白银资本”,而是“奴隶资本”。紧跟在伊比利亚人后面“继续革命”的是荷兰人,伊比利亚人革命的对象是西印度,荷兰人革命的对象则是东印度,荷兰人

同样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贩奴绝不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洲的特殊现象,而是伴随着西方

大国崛起而出现的世界现象,无论在非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

东印度还是在西印度,这种现象的发生都是普遍的。世界市场建

立的基础就是奴隶市场。

马克思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荷兰的商业革命:

荷兰—它是17 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

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

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 年有8 万多居民,而到1811 年只有8 000 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14

为什么是盗人,而不是盗宝、盗金、盗银?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人本身,而不是金银财宝,成了最重要的一种商品,这种制度成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前,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续,是相对隐蔽却更为巧妙的形式。

正是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贩奴制度,使得奴隶本身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国际通货,因此,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成立的绝不是金银的流通,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奴隶本身的流通。因为在美洲的金银、亚洲的香料、茶叶、丝绸和欧洲的商业之间充当“一般等价物”和“交换中介”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奴隶。

于是:

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 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什么是奴隶?什么叫作一般等价物?什么是令马克思一贯耿耿于怀的“当人本身成为商品”?马克思这样说:当一个人完全被从他身处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社会的人”,而成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

“活死人”。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自己处于身份丢失而又身无分文的异国他乡的情况,在举目无亲、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寻求食物和避免饿死就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而这种状态也就近乎奴隶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人、在圈地运动中无家可归的英国农民,他们与非洲奴隶的状态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与英国殖民下的印度人的状态也没有根本的不同。

无论在非洲还是在亚洲,无论在西印度还是在东印度,原住民被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强行剥离出来,沦为奴隶,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通货,一般来说,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结果,而在印度,这却是饥荒和饥饿的结果。

在印度,正是饥荒和饥饿使得人们不得不卖身为奴(即自愿做奴隶),而马克思指出:“制度性地制造饥荒”,这是英国人通过垄断印度基本生活资料使人“自愿为奴”的手段。

马克思说: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

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的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16

马克思还这样说:

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 世纪最后30 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17

实际上,早在1670 年之前,即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殖民者就已经在印度实行了土地经营的资本化,从而把土地、土地上的一切产品作为“资本”垄断在自己手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方才垄断了印度的主要商品和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茶,甚至槟榔,当然也包括鸦片。通过这种垄断,英国人成功地使印度人始终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而他们如果不想饿死,就必须从英国人手里乞求基本生活资料,而如果他们手里没有钱,但又必须吃饭,那么,他们只能以赊销(即负债)的方式购买基本生活资料,从而把自己抵押给殖民者,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自愿做殖民者的奴隶。

因此,问题不在勤劳、贸易、分工和效率,问题在于生活资料的垄断。实际上,基本生活资料全然被垄断条件下自愿卖身为奴的印度人,与生活资料被全然垄断条件下不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欧洲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同样极力反对垄断,但是,他所反对和抱怨的垄断是英国和荷兰的垄断公司对于东方贸易的独占,这听起来似乎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欧洲商品的出口和东方商品的进口—这是谎言。

斯密还说,英国的商品是工业品,工业品具有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特征,因此,很自然地便在贸易竞争中获得了优势。但马克思说,这种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商品并不是什么工业品,而是鸦片。

正如1840 年从英属孟加拉开来的英国舰队不过是由木头船组成的,因而英国并非靠“船坚炮利”打败了清王朝一样,东印度公司垄断的也不是任何英国工业品,而是与印度土地相关的一切基本生活资料,首先是鸦片和粮食这两个大项。当然,英格兰银行并不直接投资于鸦片生产与贸易,因为英格兰银行投资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期货和汇票,鸦片期货和汇票的交易额是鸦片产量和实际贸易额的数百倍,鸦片的金融价值要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理解鸦片战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人不仅是贩卖鸦片,更重要的是他们炒卖鸦片,正如荷兰人炒卖郁金香、当代中国人一度炒卖大蒜一样,所以,马克思方才提醒我们务必要记住:在19 世纪的英国与欧洲,鸦片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金融产品。

把鸦片汇票、鸦片期货交易与鸦片生产和贸易区分开来的第一人当然就是马克思,这意味着“金融自由”与“贸易自由”绝不是一回事。英国人打着维护“贸易自由”的旗号,实际上维护的却是金融霸权。也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即从金融的角度,我们方才能够理解:林则徐虎门销烟所打击的绝不仅仅是几个鸦片贩子,因为它造成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崩溃,严重威胁了英国的金融霸权。而这正是英国议会一致表决通过,必须对中国诉诸一战的真正理由。

那么英国人是怎样把鸦片和大米作为金融产品进行炒卖的呢?马克思说:

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 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恩的人,本恩又在当天以6 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 年到1766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 万镑!在1769 年到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

可见,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贸易价格,而是鸦片的金融价格,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在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戏剧性的是,林则徐无形中帮助英国捅破了金融泡沫,而伦敦交易所在鸦片投资上的损失却需要由中国的赔款来支付。

经济学家们只知道鸦片作为商品,他们只知道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鸦片的“价值”。鸦片的价值就是指它的金融价值,这种价值是全然虚拟的,但正是为了维护鸦片的金融价值,英国才不惜与中国诉诸一战。资本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战败国的人口、占领其土地,而是要把全世界的生产资料以暴力的手段垄断在自己手里,使这些生产资料变成货币化的资本,使那里的人民与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完全脱离,使那里的人民被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生生剥离出来,而处于“活死人”的状态,也就是奴隶的状态。马克思把这种“活死人”的状态比喻为“被鸦片麻醉的状态”。因此,马克思将鸦片视为将人驱入“奴隶状态”的一种武器。

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研究饥荒而著名,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新中国和印度在建国之前都曾不断出现饥荒,中国在1958 年发生了大饥荒,这是由信息不畅造成的,而一旦消除了

信息不畅,中国就永久杜绝了饥荒,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杜绝饥荒,这是因为印度的饥荒并非由缺粮造成,而是粮食的垄断者刻意操纵粮价,使大家买不起粮食造成的。在印度,大米的价格依旧依赖金融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大米的价格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粮食的金融化就是印度饥荒的根源。而使得饥荒日常化、长期化这种“制造饥荒”的方式,就是英国人发明的,这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通过基本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人自愿卖身为奴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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