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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纯粹理性”就是算计,就是冷酷的逻辑推理,那么什么叫 “实践理性”呢?实践理性不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与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或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差不多,实践理性的出发点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有限性。人肯定是要死的,如果从人之必死性,即从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出发,那么“纯粹理性”的算计就不管用了。因此,康德说,只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才能认识到人“内心的道德法则”, 换句话说,只有从社会、从人类这个整体、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思考,才能认识到人类的行为总体来看是利他性的、是为他人服务的,因此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而从个体、从人类日常的短期行为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则是纯粹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而要领会这个话,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算计或者“计算”,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性”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个“社会”才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因为社会的实质就是这种自由。

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纯粹理性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视作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

大家知道,康德一生身体不好,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而马克思很早就考虑过死的问题,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早熟地沉思过“为大家而工作”这种“幸福”。作为伟大的学者,他毕生也正是从包纳和正视“他人”这样的角度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并跨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则是“乐生”的,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大概只有毛泽东和鲁迅能从死亡出发思考“生”的问题。用西方中心论的范畴解释中国是不行的。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曾经很诧异康德何以能够把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分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区隔为三个截然分离的领域,并因此指责康德的方法是机械论。朱光潜的这种诧异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朱先生是中国人,无论他对于西方文明浸润得再深,中国文明的底色已经在那里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固然算计,但这种算计总是比较长远的;中国人固然理性,但这种理性总是为社会关系的温情所包裹并以不摧毁和不毁灭社会关系为界限。我记得张爱玲就说过类似的话。所以,在中国文明里,纯粹理性总是与实践理性搅在一起,而纯粹的市场主义、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绝对的“亲兄弟明算账”这条路恐怕就走不通。因此,布罗代尔方才说,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之外,康德最有意思的观点是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他认为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勇气就是希望掌握时间、控制时间。所谓掌握时间、控制时间也就是预测未来,也就是掌握未来、控制未来。

什么叫作冒险?安托尼•吉登斯为什么把现代性称为“冒险”?因为他的看法是从康德那里学来的:人最大的冒险就是预测未来,就是勇敢地面对和把握不可预知的未来。康德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考虑到康德本人是最早对战争国债制度进行深刻批判的哲学家时,这种重要性就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了。因为所谓金融,从根本上说,就立足于对时间的经营。如果你了解什么是期货、什么是期权、什么是股票交易的实质,那么你就会知道,所谓金融,归根结底也就是“交易未来”。康德晚年深刻地思考了英国人所发明的战争国债制度,思考了这个制度对整个欧洲和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且他对待金融的态度就深刻地体现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1766 年)之中。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视灵者”是否真的能够预测地震?因为在当时,一位视灵者真的预见了发生在1755 年11 月11 日的里斯本大地震。实际上,康德要解决的问题却是:

对于未来的成功预测究竟有无可能?康德的回答是这样的:“视灵”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来、预测未来和力图把握未来,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为人的原因。正是那种神灵附体的神圣感(想一想15 世纪把法国从英国占领中拯救出来的圣女贞德,她的力量就来自于上帝附体),使人面对不可预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拥有勇气与自信。

如果把康德的“视灵者”改为金融市场里的期权交易员和证券分析师的话,结论实际上就是一样的,即对于证券市场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迷信,而不是科学。但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创造、利用证券这个机制,是因为这种建立在预测未来、把握未来的信心基础上的“迷信”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其正面推动作用的—但也只是如此而已。无视这种作用与夸大这种作用,同样是荒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固然不是什么科学的结论,但是它却说到了金融的实质。

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康德故事”的最时髦版本却是:

因为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公司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运行交易程序。而这种行为要传递的信息其实非常明显:被理性和科学论证了的未来就是现实,因此,只要把一切交给专家就可以了。它令人难以置信地忽略了康德所提出的真理,这个真理简而言之就是:金融市场其实是无法被“科学”预测的。

一切被理性证明和保证的对未来的预测终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绝非现实。那种关于最新的信息技术将使证券市场变得更加安全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是一派胡言。

喜欢搜集格言的人都知道康德的如下名言: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可惜,当今的时尚乃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因此,追星族们口诵经典、“仰望星空”,却几乎不能理解康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的“星空”就是指不可知的未来,这里的“道德法则”就是指直面死亡的勇气。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不可知的未来,这就是康德所谓启蒙的勇气。

把握不可知的、虚拟的时空,这种冲动也就是宗教的冲动,没有信仰就没有信用。信用制度就是从宗教里面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而鲁迅说中国缺乏“迷信”,实际上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强,缺乏向未知和未来世界投资的勇气。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文明中究竟有没有通过经营债务以积累资本的趋向呢?有没有向“虚无”、“未知”投资的趋向呢?也有,那就是佛教。哈佛大学教授杨联

在他的名著《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中指出:典当、拍卖、借贷、奖券这四种制度都是佛教寺院的发明。陈寅恪也指出,佛教僧侣乃中古中国社会一大贵族商人集团,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公元511 年和公元713 年,唐朝和周朝朝廷两次展开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实在可以看作以国家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经营趋势和萌芽之举措。

按说,杨联先生还是北大的校友,他1933 年同时考入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中文系,从家长愿,方才就读于清华经济系。但那个时候,陶希圣先生正在北大讲经济史,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杨联

这样的学子来北大听课。当然,这是题外话。

中国文明的主干不是佛家,而是儒家,它是小农经济、小生产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这些思想从汉代的董仲舒就很明显了,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地里的收成是老天爷的恩赐,世界上没有比土地更宝贵的财富了。因此经商不是根本,“盐铁专卖”更是歪门邪道,政府的任务是必须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因为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政府也就有租庸调税收之保障。所以,从曹操的屯田、北魏的均田到唐代的均田,这样逐步建立起一个立足均田和小农所有制的帝国制度。而这个制度的优势当然就是它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大灾荒(而同时政府救援又

不利)、不出现大兼并,那么它就是稳定的。而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过于谨慎而实际,缺乏向未来投资和迈进的动力,土地过于狭窄零散,缺乏把分散的小生产集中起来的手段,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从经济上说,特别是缺乏信用制度这个机制、这个手段,所以历代就不得不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

今天,最值得研究的是伊斯兰文明。

罗马帝国衰败后的8 个世纪,这在欧洲被称为是“黑暗时代”,但它却正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认的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个商人,而随着商人阶层渐次皈依了伊斯兰教,商人这个唯利是图的阶级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完全改变了。伊斯兰商人根据伊斯兰法律经商,这是因为他们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们这里的“土豪”。正是根据伊斯兰法律,他们方才提出了市场只服从“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场的主张,而且伊斯兰商人还进一步提出了价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学说,而这些主张后来都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教义。

在伊斯兰世界,信仰是与贸易站在一起的,从这种独特的传统出发,伊斯兰世界方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信用网络,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伊斯兰贸易网络、信用网络的扩展自然是同步的。这个网络遍及中亚、北非,特别是印度洋周边地区,在中世纪,印度洋几乎成为伊斯兰的湖泊,在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海上贸易网络就是由伊斯兰商人开拓、经营的,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志》中详细记述了从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商道。

但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信用网络的伊斯兰文明却严

厉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贷,这一点最值得研究。古兰经中有多处条

文涉及于此。如黄牛章第275 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这句教义把经济贸易活动与放债取利严格地分开了;再如黄牛章夺利息,增长赈物”,这句话里更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金融机构应该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贴水),但却不能收取高额利息。如果鼓励形成一个从事金融剥削的阶层,那么就没有人会愿意辛苦进行产业和贸易活动了,如果金融领域独立出来并支配了经济,如果炒钱的利润高于经济活动的利润,那么经济活动就会停止。今天看来,这条教义确实是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良策。

实际上,今天流行的所谓伊斯兰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它只是作为西方世界妖魔化伊斯兰的手段方才广为流行,而事实恐怕恰好相反。伊斯兰文明恰恰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如果伊斯兰教不反对国家的话,那么它起码对国家和政府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伊斯兰文明怀疑政府与国家这一点既与中国文明不同,也与西方文明不同。

众所周知,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他在麦地那创立的共同体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府,那里没有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更没有宗教法庭。恰恰相反,穆罕默德主张信徒应与国家和政府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斯兰的基本传统。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后,来自沙漠的阿拉伯军事酋长建立了阿巴斯王朝,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从来没有对外来的征服者抱有过好感,宗教与国家的对立因此不断加剧。自832 年起,阿巴斯王朝政府不得不宣布对宗教问题采取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从此,在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与国家、政府分离的社会阶层,而商人和教士作为社会的主干,他们按照伊斯兰法律行事,主张伊斯兰法律独立于国家,商人和教士要求政府遵守法律,不要干预经济、不要干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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