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顺从地走了。

“六姨太刚来，怎么走了？”三爷进门来问。

“女人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以前洪门里什么金凤银凤的，只能坏事。我不喜欢有女人搅进来。当年常爷，就是太看重女人。”黄佩玉停了话，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原来都是常力雄的手下，现在虽然因为有钱可得，对他也忠心耿耿，但当着他们批评常力雄，等于说他们以前愚蠢。

于是，黄佩玉对师爷说：“洪门不再是秘密结社，入会的，反而少了勇猛之人。”他这是转批评为夸奖。师爷点点头，“可不，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物，至少也是店主。”黄佩玉表示，时势变化，谁也做不得主。只是万一又要动刀动枪，无人可用。恐怕还得有意结纳工会领袖，将来劳资纠纷，我们两边有人，才好居中调停。

师爷对此策很赞同。他们正说着，余其扬跨进门。他已经完全不再像当年的小伙计，为了避祸，黄佩玉专门把他送去香港上了三年学。他身穿西装，英俊洒脱，很像上海滩的买办。他现在能说一口过得去的英文，专门负责洪门与租界的外国人打交道。

“大鼻子怎么说？”黄佩玉问。余其扬说：“这位新来的捕房总监，一定要上任三把火，严禁烟赌娼。”“禁止？”黄佩玉转过头，惊奇地反问，“西洋国家自己没有禁止，到上海来禁止？”余其扬苦笑，“对，他就是说要禁止。他还说，若黄先生在租界禁烟赌娼成功了，肯定推荐您继续担任工部局华董。”

“流氓！”黄佩玉愤怒地拂袖而起，面窗而立，听窗外细雨轻打着竹叶的声音。不听这外国主子的，这主子就要他下台，找个听话的中国人当华董——上海滩眼红他位置的人多得很。

洋人要做什么，他至少得装个百依百顺。这时他反而羡慕起那些政客，起码嘴上可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喊得震天响。

“好好，外国流氓跟我玩，是给我面子，我们就玩。禁就禁！

先禁娼——不，轰动一点，先禁唱！”他看着桌上新收门徒的名单，对余其扬说，“要闹，就闹得热闹一些。”

一点不错，她想，就是这个陆家嘴渡口。当年——六年前，她和新黛玉在这儿等着上渡船，隔着黄浦江看上海外滩。江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无穷尽的幻梦，那个十五岁的少女，有着每个少女都有的纯洁，纯洁得一文不值。就像这眼前的上海天空，没有川沙渔村那么蔚蓝，烟囱如林喷云吐雾，又怎么样？

跟着她来的几个农村衣着的少年少女，正激动地看着外滩景致，抢着说话。上轮渡的人扛着挑着行李，叫孩子叫亲娘的，喧嚷声一片。她回过头训斥他们：“看好行头！这里人多手杂。上海是轮到你们享福的地方？”

看着他们冷静下来，她脸色才温和了些。

从黄浦江口，一直到江南造船厂，绵延几十里，每日轮回不停的国际船舶展览会，开了一百多年。世界上有几个港口，能像这样一线排开如此壮观场面？

不用说她手下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少年少女，任何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船行黄浦，从吴淞口一直到十六铺码头，都会惊心动魄地看上两个多小时。看这个大展览是绝大的享受——这海口之河，这世界走进中国的窄门，人工的钢铁奇景。

铁船庞大的铁壳边添油漆边生锈，远不如木壳篷帆的舟楫。

上海本就是不自然的，它是人为的一切集中之地，是不自然的一个大堆集。她到上海，就是把“自然”如晒黑的皮肤一样脱掉，做一个上海女人，就是变成人工斧凿的艺术。现在她必须把这一切教给这些少年少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不自然中自在。

她转过脸来，背对江水。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身上，她举起手挡住阳光，眼睛还是眯起了一些：这是一个美貌的少妇，才二十出头。六年过去了，她长成了一个端庄优雅、个子修长、丰乳细腰的女子，依然那么引人注目。当时只是青春必定捎带的礼物，现在却是成熟的自然。

十六铺，东临黄浦江，是水陆货运交通中心，西接上海旧城城垣。冬春未暖之时，却是航运淡季，那些轮船公司的售票员拉客人，也从码头拉到了这儿的菜场：

“乘‘朝日丸’，外送牙膏一支，肥皂一块。”“买一张‘拉弗里’，送毛巾一条，枕头一对。”不远处是个菜场，自清晨起，卖的与买的都吼着。人声鼎沸，喧闹得像个活鸡笼子。她耐心地等着菜场早市空出来。人空了，气味依然：菜场充溢着腐酸臭味，满地狼藉，鱼腥的鳞片还粘在菜摊板上，拣菜叶的乞丐踩在黑糊糊的垃圾上，还在忙着。这是她的戏班开始摆场的时刻。每天这时候，她整个神经束立了起来。她手下一批年轻徒弟，各施其责，摆起摊子，打锣的打锣，敲鼓的敲鼓，她站在中心。

她做村姑打扮，但一眼就看得出是这个班子领头的。她涂上口红，脸本来就水灵，加上几个假首饰，鬓光钗影。这扮相，吸引了许多行人。打起板鼓唱的都是浦东乡下的小调，号称“东乡调”。唱的歌词更让人驻足，很多人乐得大笑，又引来一些人：

瓜甜藕嫩是炎天，小姐情郎趁少年。

纱橱鸳枕，双双并眠；颠鸾倒凤，千般万般。

小阿姐道，我搭情郎一夜做你十七八样风流阵，好像栽了蚕条又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