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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 ×。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忘命奔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是“打砸抢分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塌,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建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

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嚎,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巷地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分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一人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糊糊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粮食与物质粮食之间做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浓淡不一。我身上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票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皱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沾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叠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荫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荫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决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蔽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像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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