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第4节 第四章

我记得有一个案子,其中一对离过婚的男女结了婚。他们都是知识程度颇高的人,而且都希望第二次婚姻会比初次理想。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初次婚姻是如何失败的。他们只想找寻补救之道,可是都看不出自己缺乏社会兴趣。他们自命为自由思想者,他们希望能有不受拘束的婚姻,以免彼此感到厌烦。因此,他们约好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行为自由,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却要彼此信赖,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告诉对方。在这一点,这位丈夫似乎勇敢得多。每当他回家时,他都有许多风流韵事来告诉他的妻子。她似乎很喜欢听这些话,并深以她丈夫的风流倜傥为荣。她一直想效仿他,建立她自己的爱情关系,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她便患上公共场所恐惧症。她不敢单独出门,她的精神病使她整天呆在家里,当她跨出家门时,便觉得浑身不适,不得不退回去。这种恐惧症表面看来似乎是避免使其决心付诸实现的方法,其实还不仅如此而已。由于她不能单独出去了,她的丈夫也只好在她身旁陪她;你可以看出这种婚姻的逻辑是如何打破其决定的。这位丈夫由于要留下来陪妻子,再也无法成为自由思想者了。她自己因为害怕单独一个人出门,所以也无法运用她自己的自由。这位妇女如果想治愈的话,必须先对婚姻有较清楚的了解,她的丈夫也必须把它看做是一种合作的工作。

另外还有些错误是在婚姻之前便已经造成的。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孩子,结婚之后,经常会觉得受到忽视。他们没有想过要使自己适应社会生活。被宠惯的孩子结婚后也可能成为暴君,使他的伴侣觉得受人凌虐,觉得自己是在牢笼里,而想开始反抗。当两个娇生惯养的人碰在一起时,一定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们两人都会要求对方关心自己,注意自己,可是两人都不会觉得满意。下一步就是寻找解脱之道:其中之一开始和别人勾搭,希望能获得较多的注意。有些人无法只和一个人恋爱,他们必须同时和两个人坠入爱情。这样,他们才感到自由。他们能从一人身边逃到另一人身旁,而且不必负爱情的全部责任。脚踏两只船其实就是一无所有。

还有些人想象出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而又非人力所能及的爱情。他们沉迷在他们的幻想里,而不在现实中寻找他们的伴侣。太高的爱情理性可以用来拒绝发生爱恋的机会,因为他们总觉得没有人配得上他们。有许多男人,尤其是许多女人,由于在发展中的错误,而训练自己要讨好并排拒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妨害了他们的自然功能,如果未经治疗的话,他们在身体上也无法完成成功的婚姻。这就是我所说的“对男性的羡慕”。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由于对男性地位的过分高估,最容易造成此种错误。如果孩子们怀疑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便会感到不安全。只要男性角色被认为是较占优势的角色,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男性角色是值得羡慕的。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扮演此种角色,会过分强调男性化的重要性,会设法避免受人试验自己的男性化程度。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对性别角色的不满是非常普遍的。在所有女性冷感症和男人心因性阳痿的个案里,我们都能疑心它的存在。这些个案都是爱情和婚姻的抗拒,而且此种抗拒正是适逢其所。除非我们真正有男女平等的感觉,否则便不可能避免这种失败,而且只要人类的一半还有对其地位觉得不满的理由,婚姻的成功便仍然有很大的障碍。此处的补救之道是平等的训练,而且我们也不能容许我们的孩子对其未来的性别角色觉得模糊不清。

我相信,在结婚之前避免发生性关系,是爱情和婚姻中亲密奉献的最佳保证。我发现,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喜欢他们的恋人在结婚之前先奉献自己的身体。有时候,他们把它当做是一种不贞的表示,并且会因此感到震惊。而且在我们文化的现状中,如果在婚前有超友谊关系,女孩子的负担将沉重得多。假使促成婚姻的是恐惧,而不是勇气,那也是一种重大的错误。我们可以了解,勇气是合作的一面,假如男人或女人是由于恐惧而不得不和其伴侣结合,他们便不会真心和对方合作。当他们和社会地位或教育程度比他们低的人结婚时,也是如此。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深怀恐惧,并且希望要造成他们的配偶会尊敬他们的情境。

友谊是训练出社会兴趣的方法之一。从友谊中,我们学会如何推心置腹,如何体会到别人的心情和感受。如果一个孩子受到了挫折,如果他始终受人监护,如果他孤孤单单地长大,没有同伴,也没有朋友,他就不会发展出为别人设想的能力。他一直以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而且也急着要保全他自己的利益。友谊的训练是一种婚姻的准备。假如我们把游戏当做是一种合作的训练,它也是很有用的。但是在孩子们的游戏里,我们却经常发现竞争和超过别人的欲望。布置一些能够让两个孩子一起工作、一起读书和一起学习的情境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绝不可小看舞蹈的价值,像舞蹈这一类的活动必须由两个人或多人完成一件共同的工作,因此我认为舞蹈的训练对孩子们是有益处的。当然我所指的并不是表演性质多于共同工作的舞蹈。如果我们有专供孩子跳的简易舞蹈,对于他们的发展必然有很大的助益。

——阿德勒《爱情与婚姻》  

女人之情与男人之勇

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50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1300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农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叫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在小农家,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到奚特,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是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即无人性的,不近人情的)。不担承现实的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还是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新构造。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伦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3000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勃莱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吕哀(Pantagruel)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邦太葛吕哀答道:

“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苏罗门(Solomon)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答道。

“但,”巴奴越说,“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人,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那不是更糟!)窃盗我的东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岂不使我完了么?”

“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说,“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在雪莱的时代,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男子极难把愿欲、自由不羁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结合——婚姻——融合在一起。雪莱曾写过:“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爱情真正的元素只是自由。它与服从、嫉妒、恐惧,都是不两立的。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100年后,萧伯纳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时说,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他的《邓·璜》(DonJuan)说:“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虽然受人一致指责,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她们可以接受。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结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财产,我应当接受,如果她没有,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也应当喜欢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更不必说终生了,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

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如果,对于某一般人,肉欲必须要变化,那么,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

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吉伯林(Kipling)在《凯芝巴族的历史》中叙述凯芝巴大尉,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拿破仑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看事实罢,”他说,“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为晚上,在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能忘记;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这是孤独者的力量。”婚姻把社会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变得更懦怯。

即是教会。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即令他能摆脱情欲,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人家更谓,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反对结婚的人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