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进行了分章分节讲述，俨然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制度，但它们又被统称为“氏族”，显示在组织特征上的相似性，只是性别差异占了主导。后世经典理论所痛斥的“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成为父系氏族的原罪，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是落后国家兼并了先进国家，落后制度替代了先进制度。历史发生了不可回转的谬误，甚至把父系氏族的兴盛说成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把母系氏族描述为“男女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拥有财产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形态。

这些论述多把人性阶级化，历史政治化，不在本书的探讨范畴，贯穿此书的以生养为核心驱动力的物种进化逻辑却不敢苟同那些观点。

如果父系这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为“氏族”，一定有它不同以往社会的组织特征，比如，血缘和部落，这个血缘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男性血脉，部落的含义起码是指多个血缘家庭的聚合。再比如，远古时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族本意有“男人的部落”的含义，在汉语里，母系与氏族的本意完全不搭界，甚至是对立。

群落部族可称为氏族，一定是有了粗浅的文字，有了明确的可以辨认的家族姓氏。那么，在此之前的以“杂乱的性关系”为主的群婚状态，很难说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组织特征，因为它仅有按母系“排辈分”的说法，只记录了谁生的谁，目的是为了防止“差辈交配”。利于生养，不能算是完整的社会组织形态，尽管这个记录可以长达几代。

换句话说，当氏族真正形成的时候，可能母系就自然消亡了，或者是完全被父系替代了。我们依照前例，称“群婚”和“对偶婚”的那个阶段为“母系群落”，母系群落的主流价值是母性崇拜。

荒蛮的年代，人类是脆弱的，对自然界的变化充满着敬畏，打雷闪电被想象为雷公电母发怒，月食被想象成天狗吃日，天将不存。

这个时期的男人们应是幸福的，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不种地，不做工，也没什么应酬，就是打打猎，做做爱，基本都是运动休闲类活动。这个时期的男人是单纯的，相互之间没有争权夺利，也没有羡慕、嫉妒、恨，男人们什么都不懂，不清楚生殖器、性交和生育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了“一时之快”就很满足。

他们对女性的身体充满了好奇心，而这份好奇心来自于女性可以生孩子，而男人做不到。男人们眼看着孩子从女人的身体里出来，却丝毫想不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正是这个眼见为实的巨大心理落差作祟，男人对自己的身体自卑起来，却对女人的身体有着五体投地般的膜拜。

在一个以多生多养为最高生活目标的年代里，生殖能力被看作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除了有对族群生的希望，还有对族群亡的危机。山顶洞人的成年人很少有活过 30 岁的，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袭击、疾病的侵染，都可以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那么，能给族群带来更多后代的女人，一定是秉承了天意，于是生殖就有了一种更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力量，新的生命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群落的生存发展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对生殖的崇拜，自然变成了对女人身体的崇拜。

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富于想象力，把鱼当成女阴的象征，意指鱼形或两鱼并排之形如阴户，且鱼腹多子，有多生、快生之势。在杨柳青和朱仙镇的传统年画中常常出现的莲子和鱼的图案，正显示出了女阴与生子的寓意，更有着“连着生”的多子多福的美好心愿，故传承至今。至于后世年年有余（鱼）的年画则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样的年画不会同时出现莲子的图样，只是取其吉利的谐音。

长江流域的远古洞穴岩画中，常见的图案是人形和鱼形，甚至有鱼唇图形，极可能与交配有关，所以，我们不得不惊讶于先民颇有“通感”的想象力。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鱼纹和鱼图的彩陶，比比皆是。描绘精致、造型各异，有单鱼身，也有多鱼身，有具形鱼，也有抽象鱼，是可见的、最早的远古鱼形装饰图案，为当时最高等级器具的特有纹饰。

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古代著作《周易》里，有伏羲所画寓意丰富的八卦图案，也是风生水起的“阴阳鱼”造型，既有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万物之意，也有生生不息，变化不止的灵动表达，很显然，从形象到内涵皆是受到远古生殖崇拜的影响。

如果说鱼象征外阴，蛙则象征子宫，这是母性生殖崇拜的另一个图腾。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也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当然应该受到敬仰。

古代神话中，中华民族的母亲神，又称“母始祖”，被想象成一个蛙女，有了女娲补天的传说，虽比西方的“创世纪”差一点，但在天崩地裂的危难关头，是女人救众生于水火，形象也是神圣得一塌糊涂。女娲的“娲”字为母始祖专用，与男始祖伏羲的“羲”字专用一样，待遇超常。“娲”通“蛙”，取其谐音，也是蛙多子之意，延展到民间，女人所生的孩子都叫娃娃，男娃或女娃，依然是在强化蛙意的祥瑞。可见，所谓的神话传说也并不全是空穴来风，恣意妄造，大多来自先民生活经验的再创作，或期盼、或敬畏。

让原始先民感到神秘和敬仰的不只是生殖本身，还有女性的月经。

原始人看来，血是生命的象征，也是死亡的象征。生孩子的时候会见到血，被袭击死亡的时候也可见到血。只是，月经的血既没有生孩子，也没有死亡，这太神奇了，因此，经血就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

在祭天拜祖的时候要供上经血，在占卜问神的器具上也要涂抹经血。中东和非洲还曾经盛行在男孩的生殖器上行“割礼”的成人仪式，一来模仿女性出红，秉承天意，祈求获得上天的恩赐和保佑；二来先民知道女性出红之后，就可以生孩子，进入成人行列，那么让男孩模仿出红，殷殷期许便蕴含在仪式感中。

有的部落甚至有“女人生育，男人坐床”的习俗，男人在女人生孩子时，也坐到“床”上，用来模仿女人“坐月子”的形态：一是通过这个虚拟过程表明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二是满足男人对女人生殖能力的崇拜感，就像今天的“粉丝”歌迷深情传唱“偶像”的歌曲。

如果说这种神话般的故事和图腾膜拜带有相当多的神秘感的话，那么，当时按母系来记载和排列辈分，便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实，也是对女性的依赖和尊重，关乎生育优化和生养责任，万不可疏忽大意。

相当长的时间里，男人对自己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一无所知，使得他们几乎

不关心孩子的血缘亲属关系，而血缘群婚的生活方式，很容易造成血缘关系的混乱。谁是谁的孩子，只有母亲们自己知道，多年的喂养想不认识都难，可也仅是知道而已，并没有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进行过与男性有关的归属分类。

不同辈不能婚的禁忌出现后，记录辈分成了最重要的家庭文职工作，这个职责也只有女性能担当，她们作为亲历者，才会有更准确的辨认和记忆能力。

那时所谓的辈分，极为简单，就是对上下几代人的记录，以方便区别谁是谁生的子女，谁和谁是一辈。蛮荒年代里，极高的死亡率使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 岁左右，能看到第三代的人极少。当“兄妹不能婚，族外才可婚”盛行时，对辈分的记录一般是三代，多则五代，大的血缘家族最高可记录到九代。

实行了婚配禁忌之后，生养质量大大提高，人口增殖相当迅速，庞大的家族壮大到一定规模后，面临获取食物和管理的困难，就会出现分家。为了在分家几十年后，避免三等亲或五等亲以内的族外重婚，人们必须对辈分的记录更加准确和长久，可见远古先民对优生、优育的重视程度。后世有“五服亲”和“诛九族”的认定，皆是源于这个最早的记录传统。当然，这时所谓的辈分记录只是血缘亲属的区别方式，利于婚配和优生优育，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权利，与父权制下的家族谱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散乱的群居到相对固定的群居，从完全流动的栖息到相对稳定的居所，血缘家庭不断壮大、分裂和再聚合，逐渐向血缘部落过渡。这时的女性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坚韧特质，承担起更多的群落角色，要准确地记录辈分，要应付杂乱的性关系，要不断地生养孩子，要时常面临疾病和夭折，要在饥寒交迫中准备食物。

虽然年代久远，仍可以想见这个时期女性的辛劳和艰难。

在居无定所、生无保障、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生养一群孩子的生存状态，其惨淡和窘迫可想而知，很难说这是男女平等、共同劳动和共同占有生活资料，也很难说成是一种有制度形态的“原始共产主义”，更难说这就是男性服从、女性主导的“母权制”。

人类历史的第一篇章，既不是男女平等的“快乐大本营”，也不是血腥暴力的“魔兽世界”。除了抵御“外敌”入侵，寻找更多的食物，这里唯一重要的就是多生孩子，养好孩子。

母系群落是孕育更高级生命的社会保障体，是形成婚配禁忌的进化变革期，也是人类逐渐走出蒙昧的分水岭。母性崇拜、至高无上生和育，不仅最早表现出对生养的尊重，也是血缘部落凝聚力的精神图腾。

历史铭记住了母性的神圣，母始祖的传说印证了母系群落的存在，以及曾经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