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内，红烛闪烁，飘忽不定。

明早出嫁的新娘子，泪光潋滟，嘤嘤啼啼，拉着亲娘的手不忍松开。站在旁边的姑嫂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陪着抹泪。

女人一生最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也唯有此时，她才可随心地哭泣，重温母亲的怀抱，依依惜别的心浸染出莫名的悲伤。

这是小康之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女大不中留，子婚女嫁，应是父母最大的心愿。但爱女离家，世事难料，从此不易见面，也真难割舍。

母亲先开了口：“到了婆家不比自家，一定要早起晚睡，孝敬老人，尊夫爱幼，万不可多舌揽事。”

新娘子点点头，擦了擦脸上的泪。

姑姑说：“煮好的红蛋放在桌上，明早起床后先吃一个，启程前记着带上一个，万一路上周折，饿坏了身子，到婆家就没了生色。”

嫂嫂说：“取红的口纸放在梳妆镜前，等迎亲的花轿来了再用。到婆家要发的红包，我已准备好，放在红箱子左手边。”

母亲看了看姑嫂，颇为踌躇地说：“说起箱子，我倒想起，在红箱里我给你放了‘压箱底’，你看看就知道，就是男女床笫之事。”

听到这些，新娘子立马止住了眼泪，露出娇嗔。

姑姑说：“男人就是这种事猴急，要三更就三更，要五更就五更，只是你们新婚，不要纵了心性，伤了身子。”

嫂嫂说：“我们过来人都知道，男人是一匹野马，要靠我们女人来收心，撑着不是，饿着也不是，反正不能荒了自家的园子。等有个一男半女，这日子才踏实，也好打发。”

女人一生的夫妻生活培训，就在这出嫁前的最后时刻，于亲人三言两语、含含混混的叮嘱中开场、结束。

在娘家的最后一晚，是女儿与女人的分界线，今天的女儿就是明天的媳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妙的心情在荡漾，美丽的人儿在远方，眼看好事将临近，棒打鸳鸯一场空。情感是美妙的，现实是残酷的。情爱在启蒙，婚配在垄断，青年男女自由的生活面临归化。

随着家庭富足，生养优化趋势的到来，人类思维感觉日益丰富细腻，语言表达多有文采，男女之间的情爱意识已经萌芽，自由恋爱的风潮正在席卷而来。男女的情爱觉醒，要以自己寻求爱慕对象的方式，来反抗抢劫婚的血腥和买卖婚的肮脏。

以人口生产和宗族利益为最大考量的宗法制度，不能容忍自由情感的泛滥，建立没有利益评估的“亲家”关系，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被定性为私情、偷情。这时，圣人发话：“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基层领导也发话：“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既然男女婚配关系着上下几代人，如此重要，那就不能随意马虎，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走“自由”的回头路。既然抢婚是野蛮的，买卖婚是愚昧的，那么，就势必要有新的、更加文明的婚制来替代，否则，男女之事、阴阳之事、天地之事，哪有不乱的道理？

氏族消亡、国家诞生，婚制变革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抢劫婚虽然可以冲破族群限制，强化族内不能婚的禁忌，让男人们在外部广泛寻找交配对象，客观上起到优化血缘的效果，但由此引发的家族和部落的冲突太频繁，非常不利于和平与稳定。买卖婚的生硬组合，又太过勉强，不适合情智已经高度发达的男人女人，即便凑合，也难长久，不利于家庭和睦与尽心生养。

权衡利弊、扬长避短，人类的智慧再一次受到考验。也许受部落联姻和买卖婚姻的启发，改良抢劫婚将成为一个必须的选择。这样，在婚制形式上发挥部落联姻的长处，在婚制流程上结合买卖婚的优点，在婚制内容上继承抢劫婚的规范，逐步形成男娶女嫁的默契，成就了结束野蛮时代的婚制变革，也就确立了“嫁娶婚制”。婚配由此和顺，“族外”联姻开始盛行。

从王公贵族到平民庶人，一律通行嫁娶婚，嫁娶婚的实现途径和制度保障，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代婚姻有着极为明确的目的，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男方家族传宗接代。说得通俗点，就是多门亲戚多条路，早生男孩早传宗。所谓亲缘，也就是血缘关系以外最亲的人家，族外婚的禁忌已深入骨髓，乐得把嫁娶当成一次拓展家族势力的机会，民间也常把结婚叫作“成亲”。所谓传宗，倒不一定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只是表明香火未断、后继有人，当然，一定是男人。这两个目的，都不是两个年轻人的事儿，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一男一女结为夫妻是形式，两个家族结为亲家才是内容。既然结婚是家族的大事，那就不是年轻人所能办得成的，尤其是女儿家，更不能随意抛头露面，表明心意。无论男方，还是女方，都是靠经验老到的父母来拿主意，当然，主要是靠一家之长——父亲来操办。

男女婚配逐渐形成惯例，只有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结合，才算是明媒正娶，才算是合法夫妻，受宗族保护。否则，便是违法抗命，或是不被承认，或是身份被降格处理。假如男女二人私订终身，那么，不管他们同居多久，哪怕已经生了孩子，也没人当他们是正式夫妻。即便他们的同居关系被承认，女方也不能算“妻”，只能算“妾”，这就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在民间，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找婆家”。既然男子要娶的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儿媳妇，当然媳妇儿得是父母去挑选。女子既然要嫁的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就不用自己来操心。只是，“媳妇”和“婆家”虽然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确定，婚后的日子却是自己来过，好比按别人的口味做菜，吃饭的却是自己，滋味如何？一言难尽。仅仅是一顿饭倒也罢了，但是婚姻生活不是偶尔的应酬，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面对和共处，是不可躲避和拒绝的亲密接触，可以想象，不如意的包办婚姻，一定苦不堪言，度日如年。

父母在为子女选妻择婿时，往往从家族的利益出发，难免利令智昏，丝毫不顾忌子女的感受，酿成不幸婚姻。即使父母真心为孩子幸福考虑，费尽心机，左挑右拣，结果也未必合乎子女的心意。好心办坏事并不新鲜，小门小户如此，豪门大户也是如此，即便贵为一国公主，也难逃包办和亲的悲哀。

文学戏曲中，“祝英台情断蝴蝶梦”“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的故事，流传甚广，虽是艺术创作的一个侧影，不过艺术也是来自生活，现实中类似的惨烈故事不胜枚举，不能不说是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可惜，那个时代的个人悲情，从不会引起社会或家长的警醒。

有些父母为了一些眼前利益，透支亲家的财势，不顾子女未来的幸福，而草率指腹为婚，或定娃娃亲，或乱点鸳鸯谱，成为古时不幸婚姻的万恶之源。还有些穷人家的父母，子女较多，生活艰难，只为换点买盐的钱，就把女儿早早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变相回归买卖婚。

家境殷实的父母，为了家族利益和子女未来的生活，常常以“门当户对”为衡量标准，来为子女选择婚配对象，喜结良缘的成功率自然会高很多。包办婚姻并不全是不幸，美满的概率虽然不大却总是有的。直到公元 20 世纪，著名科学

家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的婚姻，依然是父母订的“娃娃亲”，典型的包办婚姻，但郎才女貌，志趣相投，成就了一段婚姻佳话。包办婚姻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使婚姻的稳定性空前绝后，由此进入了婚姻的鼎盛时期。

为了防范男女私下联络，后来又有了媒人职业，媒妁之言绝不可少。就算双方父母赞同，当事人自己乐意，也需要媒人来撮合例行一个手续。如果请不到媒人，就不能结婚，“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现在看是有点死心眼，但强制性的嫁娶中介制的确是一个婚制的创举，根本目的是防止男女“私通”。在群婚和对偶婚的年代，私通造成的子嗣混乱，给男人带来了太大的心理阴影，此时矫枉必须过正，强硬的做法倒也不难理解。

媒人不仅仅要撮合婚姻，要调解婚姻和证明婚姻，必要时，还要介入离婚财产的分配，以及有关婚案的调查。太多的职能使媒人的地位非同一般，就业前景也极被人看好，可是，做“媒人”需要左右逢源的花言巧语，八面玲珑的人际能力，并非谁都能干得了这个职业。

某村王家有个女人，好吃懒做、好管闲事、走东串西，竟然撮合了几对姻缘，婚方送吃的，嫁方送穿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没事儿时，她心里也盘算过：男女总要婚配，无论男方还是女方，到了年龄谁都急，成了好事谁都要感谢，成本嘛，也就动动嘴、跑跑腿、拉拉家常，都是平时喜欢干的，能把爱好当工作，真是幸福。看来，这是一个新的行业，进入的人不多，收益却不小，还顺带建立了人脉，创出了知名度，方圆 30 里谁不知道我王婆，哼！

一日，刚刚新婚的赵家，夫妻吵架。王婆闻听，赶来劝架。这事儿可不能闹大，要是有个男休女去的闪失，岂不坏了我王婆的名声！打品牌难，毁品牌可快着呢！原来，赵郎近日指染赌博，连输几天，红了眼，把媳妇的银簪给“当”了。媳妇大怒，因那银簪是赵家聘礼中自己唯一留下的，其他财物都给了娘家。而赵郎说，那银簪子是自己母亲的家传，与媳妇无关。院子里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大家议论纷纷，有幸灾乐祸的：看你王婆如何收场，平时吃香喝辣的，有你作难的时候！也有想辨是非的：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王婆问清缘由，发现是赵郎输急耍赖，就转身对赵郎说：“你们的姻缘是我牵的线，看你们吵吵闹闹的让邻家笑话不？你媳妇在娘家也是掌上明珠，还有一个丫鬟伺候着，她不嫌贫爱富，嫁到你家，早起晚睡，里里外外一把手，你可知情？”赵郎红着脸，点头。“你媳妇重情重义，把你的彩礼当成夫家情意，留下这贴身之物以念赵家恩典，你可领情？”赵郎结结巴巴地回话道：“你可不要乱说，银簪子是我母亲的家传之物，何以变作夫人私物？”　　　　王婆接话：“彩礼清单是你父亲让我送到你丈人家，你可忘了？”一句话说得赵郎张口结舌。

王婆见状马上凑到赵郎耳边说：“你知，我知，家丑不可外扬，速速请媳妇回屋歇息，赔礼了事，随后补了银簪就好。”王婆又转身对媳妇说：“他已知错，回头我借银两到当铺赎回，你先进屋吧，别让邻家看笑话。”夫妻回屋，是非了结，过起了和美的小日子，对王婆也心生感激。

好戏收场，看客失望，王婆声名大振。

又一日，老爷升堂。王婆被衙役招至大堂问话，原来张家和李家已定婚期，可又有人给张家女子说媒，条件更加优厚，多加了一头骡子，张父遂有变卦之意，委婉推托李家婚事。李家告到官府，以求说法。老爷问李家：“可给张家下过婚书？”“回老爷，没有。”“那你怎么告张家悔婚？”“回老爷，婚书是没下，但我家已给张家送聘。”老爷问张家：“可收聘？”“回老爷，李家所送锦缎两匹，耕牛一头，我家昨日已退回李家，所以没有收聘。”老爷问王婆：“张家退礼之说你可知？”“回老爷，不知。”老爷又问：“李家送聘是否属实？”“回老爷，送聘是两个月前，我带的路，聘财当是张家说的那些。”三下五除二的一番盘问，老爷已心中有数，这是一桩并不复杂的悔婚纠纷，转身痛斥张家：“张老儿，李家聘财可谓丰厚，常人百姓想而不得。你既已收聘，虽无婚书，也可确认你已应婚。如今你见财忘义，要吃官司了，才想起退礼，谋图一女二嫁，该当何罪？是坐牢还是成婚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自然是张李联姻，在官府老爷那里，王婆的证人身份得到了充分信任。

第一中介当属古代媒人之职，兴起于民间，认可于官方，西周之前即有，通吃 3000 年。“媒妁”二字颇有讲究，“媒”字当“谋”讲，谋合之意；“妁”字当“酌”讲，斟酌之意，二字精确地表达了职业特点和成功要素。甚至“娶”字，在甲骨文里也是下边一个“女”字，上边是一个“耳”和一只“手”，手搭在耳朵边说悄悄话，才能促成男女的婚事，真是媒人职业的形象描绘。

古代社会通婚区域较为狭窄，多是乡邻，双方家庭直接接触多有不便，被回绝，面子自然难看，聘礼多少或是有什么私约，也难以开口直说，有媒婆在中间穿梭缓冲，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有了矛盾，媒婆作为中间人，还能起到调和化解的作用。

媒婆不仅在民间被广为接受，在政府层面也定位极高，如果成婚没有媒人，将被视为“不名誉无信义”的非礼行为。基于媒人在婚姻嫁娶中所起的作用，在唐朝法律里，责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仅次于主婚人，如有违婚姻律令，属于从犯的角色。所谓“嫁娶有媒，买卖有保”，其地位基本上与“经济合同法”属于一个法律位阶。

媒婆也有职业道德极差的，贪财求利，重量不重质，为达撮合成婚目的，任凭三寸不烂之舌，瞒天过海，错点鸳鸯。民间有骂媒歌：“媒婆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

在戏曲舞台上，媒婆无一例外都是丑角，在现实里离不开媒婆又讨厌媒婆，

就在舞台上戏弄她们一番，倒也小小出了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