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晰地认知死之将至，有助于个人作自己与搞生活，有助于个人逾越血统论述而关怀他人，那么我们难道不该培养对于死亡的认知吗？而就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清晰认知与对生命的真实热爱，艾滋病毒感染者不但不该受排斥，反而有资格作为我们的人生导师呢！
　　
　　——政小四
　　
　　艾滋病毒感染者雷克海在其所主笔的电子报《天堂角落现世报》中，就曾经刊出一篇名为《没人要》的文章中说：爱自己的路是一辈子的，有人说大多人要等到重大变故才会有机会停下想想，就像我遇到艾滋，就像我与自己共处的路上遇到这样的挫折与省思……
　　
　　这个春天注定要被记住。
　　
　　现在，在这个炎炎的夏日早晨，蝉儿象所有记忆中的童年那样唱着，热辣的风拂着我已不太熟悉的自己身体，变得越来越粗糙黯淡的皮肤渗出点点汗粒，正在熬的粥咕咕地冒着大米的香味，我似乎还飘荡在那汹涌的春天里。
　　
　　这个春天，艾滋病毒病毒在我的身体里已经住了三年了，算是老邻居了，但它一直是一个不老实，不安分的邻居。它喜欢恶作剧，冷不丁的，没有分寸的，不知轻重。它最喜欢看见的就是，我搂着死神的脖子，差不多快要亲着死神嘴的样子。
　　
　　春天刚到，它就开始顽皮了，一脚将我踢进医院。
　　
　　我是好胜的，为了风度，为了不让它太开心，我一个人静静地拎着塑料袋去了医院。上楼梯的时候，眩晕得厉害，脚是在云中漫步，我就知道它在我身后，偷偷地看着，等着我摔下去。尽管我是一步一步磨蹭上去的，但我没有输，只不过赢得有些勉强。回头看着身后的跳脚生气的它，我笑了。
　　
　　在病房的时候，我是平静而快乐了。两种夺命的病给了我更多的从容，也许是债多不愁吧。那些年纪比我大的病人很惊讶我的平静，慢慢病房笑声多了，我想我把乐观传染给了他们。
　　
　　夜里，我常常和艾滋病毒病毒对话，它好心地劝我放弃，我也耐心地告诉它我的期待和我的梦想。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感觉上我和病魔一起脱离了我的身体以外，在空中飘荡着、关注着那个在病床上的人……
　　
　　住院远比我想象的要贵多，就在医院第三张催款通知书来的时候，飞乐姐姐带来了榕树下朋友们的帮助，那五千块钱是我生命里的甘露。
　　
　　不敢告诉家里，不敢告诉附近的病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和一个远方的病友通电话告诉了他，没有想到三天后他气喘吁吁地来了，抬着一箱牛奶，脸憋得通红。
　　
　　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粥，喝着他端来得粥，我不敢看他。粥有点咸，我的眼泪成了酱菜……
　　
　　飞乐姐姐本身病着，她父母都在病中。她和另一个女孩给我买了一次性内裤，拖鞋，牙膏，酱菜，音乐激光唱碟,还有《读者》。后来知道，飞乐一度被误诊为绝症，那个女孩当时刚刚失去工作。
　　
　　没有完全好，我就出院了。出来得时候，看见满大街的人都带口罩，才知道SARS来了。在SARS面前，我已经几乎没有了恐惧。
　　
　　很快我重新开始了工作，一点点忘记了身上的两种病，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的工作了。因为SARS，工作很闲，我大口地喘息着，期待着我年轻的身体赶快恢复。那时候，我写了一首诗来给自己打气，那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好文字，题目叫《生命的刺青》。
　　
　　生命的刺青
　　
　　每一次与厄运的遭遇战中，
　　
　　先倒下的总是我。
　　
　　就在我喘息、挣扎的时候，
　　
　　我看见死神也停止了攻击——
　　
　　或许是死神还想延长体会看着它的猎物消亡的快感！
　　
　　我攒集起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