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国外有贸易往来，但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还是从耶稣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文字介绍到了西方，于是掀起了一场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欧洲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其中非常有名的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这些耶稣教士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宗教知识，与此同时这些耶稣教士也在学习、吸收着中国的优秀文化。

1688年2月，路易十四特地派了5名传教士访问北京，开启了中法

友好交往的序幕。这5位传教士除了负责传教外，还另有重大使命。宰相柯尔伯对他们说过：“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当时在位的康熙皇帝对西学很感兴趣，对这些传教士也是待如上宾，使他们得以全面地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也开始由这些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据统计，当时介绍到欧洲的中国作品有723种，法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诞生了一门新的学问，那就是汉学。伏尔泰甚至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他对中国文化赞美有加。伏尔泰甚至有时感叹，自己的民族不能够像中国一样，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伏尔泰全集》中几乎比比皆是。对于基督教的各种教条、束缚，伏尔泰很是反感，但他并不反对宗教，而是想建立一种没有宗教束缚、没有迷信的自然宗教。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他理想中的成功的范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伏尔泰为何如此推崇儒家学说。

霍尔巴赫同样对儒学感兴趣，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是坚决的唯物主义，而儒家思想正好与他的思想相符合，所以他比伏尔泰更加坚决。他在自己的著作《自然的体系》中鼓舞人们要拿出自己的勇气来追求理性。

在经济学方面，儒学对法国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曾经被马克思称作“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并且他还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原因是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比伏尔泰有过之而无不及。魁奈崇尚儒家也是因为儒家思想与他的经济思想相符。他还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追求的更多的是与生活幸福相关的学问，这样就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却造成了自然科学停滞不前，而欧洲则恰恰相反。所以他建议欧洲应该效仿中国的人文科学，来达到自然与人文科学能够平衡发展。

后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转变、“平等”和“民主”观念的来源与中国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关联。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各国风行一时，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中受益，也使后来西方国家的很多思想、制度与中国儒家有许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