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计不成“贵客”自照

东方朔（前161—约前89），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惠民）人。天性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因此，后世称他为“滑稽之雄”。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诏令各地推举人才。一时，成百上千的人纷纷上书自吹自擂。东方朔也不甘寂寞，上书极言自己文韬武略和道德人品俱属上上之选，“臣朔年二十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大奇，果然留他在公车署待用。等了一年，仍不得召见，他便生出一计：诡称武帝要诛绝天下侏儒。由于侏儒们拦路而哭，武帝当然要追问原因，这正中东方朔的下怀。面对武帝的责问，他回答说：“侏儒身高三尺，我是九尺，可俸禄却没有区别。侏儒吃得胀肚皮，我却饿得要死。如果我还可用，就给加些俸禄，否则，就让我回家，免得白白耗费长安的大米。”武帝听后大笑，便让他移居金马门，待遇略见好转。不久，武帝赐肉给大家，可掌管饮食的官员迟迟不来宣诏。东方朔等不及，便私自拔剑割肉而去，还大言不惭地说：“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武帝听说之后，不但未加怪罪，反倒又赐给他许多酒肉，并任他为常侍郎。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想将长安城南大片土地辟为上林苑。东方朔闻讯，急上《谏除上林苑》，大讲三不可。武帝给他赏金加官，对他的意见却充耳不闻。但数年后，在处理寡居的馆陶公主私幸董偃的问题上，武帝却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东方朔给董偃的鉴定是私侍公主、伤风败俗、蛊惑人主，这三大罪状可是非同小可。结果，董偃真的由此失宠。

因为东方朔滑稽善辩，武帝有时就故意为难他一下。大约在元狩二年（前121）左右，武帝问他：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帝王？东方朔马上回答：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而且，您的文武大臣也都是贤能之辈。武帝笑着反问：你比起当今的公孙丞相、董仲舒等贤官硕儒又怎样呢？东方朔又一通大言不惭：“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说自己一身兼有他们数人的优点和本领。

昭平君骄横，杀人当死。因其母隆虑公主生前曾为他预赎死罪，所以武帝为此犹豫再三。后虽依法准杀昭平君，但内心哀伤不已。这时，东方朔却祝贺说：“圣王赏不避仇，诛不择亲，陛下行之。臣再拜上万岁寿。”武帝虽不快，但因东方朔捧得太高，还是将他命为中郎。此前，东方朔曾因在殿中小便被贬为庶人。

太初元年（前104），由于统治者的奢靡，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很糟，武帝就问计于东方朔：我欲教化百姓，你可有好办法？东方朔回答说：远古圣贤的节俭我说不清，但近世的孝文帝的俭朴却是人所共知的。他虽贵为天子，却仍穿粗布衣和生皮鞋，天下自然仿效成风。可陛下日日扩建未央宫，还嫌太小，又在城外营造高大的建章宫，饰物和狗马都要用锦缎来包裹……您自己淫奢如此，要百姓不奢靡怎么做得到呢？

大约在太初（前104—前101）、天汉元年（前100）之间，东方朔又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因为“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所以“终不见用”。于是，东方朔就写下了名赋《答客难》，“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

先是“客难”东方朔：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意，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既是德才兼备，怎么就是不能发达呢？对这种问难。东方朔百感交集，就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

一是“时异事异”。苏秦、张仪之所以为卿为相，是因为乱世出英雄，所谓“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故说得行焉”。而我却是生于汉武盛世，所谓“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物无不得其所”。根本用不着什么人才来辅政。对于人才来讲，当今之世“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贤不肖何以异哉”？假如让苏秦和张仪生于今世。恐怕连个我这样的常侍郎也捞不到呢。

二是虽眼下不能闻达，但“苟能修身，何患不荣！”通过加强思想修养，使自己的道德臻于完善，也可名垂千古。

三是“客难”有误，在于“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像许由、接舆、范蠡、伍子胥这样的贤人“寡偶少徒”以及“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那是“与义相扶”，“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至于“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一句话，个人的穷达，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你为何偏偏怀疑我有什么缺点呢？今非昔比，我当不了大臣，这能怪我吗？

此赋表面上是东方朔解答“客”的问“难”，他引经据典，纵横古今，讲了一大堆道理，实际上却是什么道理也没讲出，因为无法讲出也不能够讲出，他只不过是委婉地出了一口怨气罢了。他的不遇和他的盛世之悲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武帝连赋家司马相如都不用，又怎么可能起用身为俳优的不祥之物东方朔呢？还是刘勰说得对：“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顿寄于情泰。”（《文心雕龙·杂文》）

此赋上承宋玉《对问》之体而又有所光大，其“设客难己”、反话正说、“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的风格特色，直接影响了后世汉赋作家杨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驷《达旨》、张衡《应间》和蔡邕《释诲》的写作，从而形成辞赋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文选》名之曰“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