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丽之辞，终终以正

在赋中对当时统治者的奢华铺张加以讽谏，早在西汉初期枚乘的《七发》中，就已显露端倪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以其散体大赋，正式奠定了汉赋“虚辞滥说”、“引之于节俭”、“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讽谏体制。其后的杨雄，更是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赋体的讽谏力度，影响所及，直贯东汉之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就说边让的《章华台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

《章华台赋》的作者边让（？—约208），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边文礼。他是陈留浚仪（故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人，与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字伯喈）是同乡。关于他的为人品性，《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里有一段颇为形象的载述：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这种谈锋咄咄、不屈权贵的个性，正是《后汉书·文苑列传》所言边让“少辩博”、“恃才气”、“多轻侮之言”的具体表现。边让“能属文”，未仕时所作的《章华台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权贵大将军何进。何进爱慕其才，欲召他入幕，“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并“以礼见之”，使得“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大概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名士蔡邕也颇敬重他，甚至“以为让宜处高任”，只委以令史恐怕太屈才了。于是，蔡邕不惮劳烦，亲自写信向何进推荐。边让由此步入仕途，尽管出任九江太守，仍觉不足挂齿。汉末大乱时，他弃官还家。因不屈于曹操，甚至出言不逊，终被诛杀。其文佚失殆尽，唯《章华台赋》硕果仅存。

章华台本为春秋时楚灵王所建。此赋谓其“穷土木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然后就假借伍举的言语，极力渲染铺排楚灵王的淫乐和奢侈：“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但见其：

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官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桂，曳华文，罗衣飘摇，组绮缤纷。纵轻驱之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

于是欢燕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

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籥发徵，《激楚》扬风……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呜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

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厦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终夜歌舞淫乐如此。可是，天亮之时，灵王竟猛然醒悟“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于是罢女乐，堕瑶台”，而“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了。

揆诸史书，楚灵王确有荒淫奢侈之实，但并无切实改过之事，所以，赋中所言，实乃借尸还魂，另有他讽。依边让的秉性和他未仕时的时代与心态，所讽之人除了桓、灵二帝，还能有谁呢？《后汉书·桓帝本纪》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寓。”蔡邕在《述行赋》序中也称桓帝延熹二年（159）“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至于灵帝，《通鉴纪事本末》载，光和元年（178）光禄大夫杨赐在对问时，请灵帝“抑止槃游”；议郎蔡邕也认为“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可见，灵帝早已有大筑宫室及淫乐之事。更有甚者，就在黄巾大起义已发生三年后，灵帝竟仍听信宦官张让等人的意见，“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桓、灵二帝既然都有步楚灵王后尘之事，那么，边让此赋，必是针对现实而发。至于赋取寓言形式，乃是沿袭汉赋“婉而多讽”的传统。

讽谏，一直是汉赋的命根子。在汉赋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著名的辞赋家们强调讽谏，就连皇帝也公然表态，汉宣帝说：“（赋）有仁义风谕……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杨雄和班固两人尽管在对司马相如赋的讽谏倾向与作用上多所争论，但在视讽谏为汉赋的主心骨、为衡量汉赋成败的主要依据上却是相当一致的。这是因为，汉人一直认为赋是“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