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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军更是加紧筹划,准备一举消灭明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危急。吴三桂接到诏书,只得放弃宁远,率兵去解京师之危。三月十六日,多尔衮获悉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夺取的是明朝的江山,但目前必须首先对付的却是流寇;第二,要想一统中原,必须严明军纪,与民秋毫无犯;第三,我军或是直取燕京,或是相机攻取,必须在长城以西选择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根据地,以免军队长途跋涉带来的不利。范文程的建议,为清军入关指明了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

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自任大将军,亲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大举南侵。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求见,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松锦之战中,吴三桂大败而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但仍然奉命驻守宁远。吴三桂鉴于以前的教训,重新招集失散的士卒,大力整顿,实力大为增强,他的部队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在其退往关外时,明朝将领只有吴三桂敢于追击,并屡立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济尔哈朗等率兵攻打明朝的关外四城,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打败。由此可知,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蓬勃发展,一直打到北京,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率兵支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周围的50余万兵民,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陷北京。吴三桂获悉这一消息后,便不再向北京进发。

这时吴三桂处境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大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势,因此吴三桂此时也犹疑不决。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几次派人去说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万难改口再投降清军。他亲自领略了农民军的骁勇善战,而且农民军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于是吴三桂也效法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是完美的结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但是不久,吴襄却被农民军殴打勒索,而且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率领部属返回山海关,并发誓与农民军决一死战。但他毕竟力量弱小,无法与农民军相抗衡。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投降清朝具有必然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手握兵权尚且被人欺凌,假如一朝失势,受制于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亲友、部将等投降清军后却得到极好的待遇。虽然说吴三桂背叛农民军的起因是父亲和爱妾受人欺侮,但深究其原因,恐怕吴三桂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因为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毕竟相去甚远。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难以弄清楚吴三桂投降的真假。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两位信使之后,为求安全起见,便把其中一人扣留,派人同另外一人前往山海关探听虚实。同时,多尔衮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吴三桂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复信给吴三桂,要求他率众归降,并许诺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再次派人求见多尔衮,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共同对抗农民军。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吴三桂,并逼近山海关。原来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背叛一事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六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旋即下令攻城,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

多尔衮在接见吴三桂第二次派来的使者后,便指挥大军昼夜兼程,直奔山海关,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驻扎在山海关城东北十里左右的欢喜岭。多尔衮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为防吴三桂有诈,大军安营之后即派人前往吴营探听虚实,严密注意吴三桂动向。与此同时,吴三桂也连连派人敦请清兵入关,多尔衮到此时才完全相信吴三桂。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迎接多尔衮,并投降清军。清吴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双方的约定,使吴三桂既得到了较大利益(封王),又多少在世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颜面。更为主要的是,双方的约定使多尔衮实现了世代以来的渴望,顺利进入山海关,为入主中原打开了门户。

李自成败归北京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被迫离京西撤。清军则自山海关一路穷追猛打,于五月初二兵临北京城下。当时,北京的官绅吏民由于已事先得知吴三桂的檄文,所以一些投降过李自成的明官,如骆养性、沈惟炳等人,一大早便在京城朝阳门外与官民备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崇祯太子驾到,忙着准备迎驾,可等对方走到近前却大惊失色,来的人既没有明朝太子,也没有吴三桂(吴已受命过卢沟桥西追李自成去了),而是大清军队。为首一人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受了愚弄,但事情已无可挽回。就这样,多尔衮等人就被迎入了京城。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根据范文程等人意见,颁行了许多拉拢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五月二十四日,暂停剃发令。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以明万历时赋额为准。

多尔衮的这些政策大有成效,不久便稳定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局势。

九月,福临从沈阳迁到北京,十月一日,他在众人的陪同下于天坛举行祭天大典,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宣告建立。

名家回眸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著名历史学家李治亭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即大一统的标准。正如清朝的大一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样,对大一统有利的人或事也应该为我们所肯定。当然这只是大方向的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具体分析。但有一条还是永恒不变的:功者功之,罪者罪之。正如阎崇年先生在谈到正说历史时讲的那样,只是需要将历史的真正面貌呈现出来,功罪自有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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