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知道她一定是牺牲了。我感觉上好像和她离得很近，突然间她就没了，而且是在枪声爆炸声中没了，没的时候她好像就在我的身边，我伸手拉一把就能让她脱离危险，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我们隔着千山万水…… 从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马来亚当地华人。她用非常熟练的普通话播音，稍微有些口音，很明显是外地人说普通话。我觉得她的口音可能是中原一带的。”电台发烧友这么感慨地说着，听得出他对那位死去的女播音员的无限思念。事隔二十多年之后他终于查到了那个女播音员的下落。她姓焦，是山东济南老三届红卫兵，原在云南金三角一带插队，后来跑到对面去闹国际革命，被征集到马解盟电台当播音员。当马解盟电台受到政府军袭击的时候她坚持播音，即将被俘时她拉响了身边的集束手榴弹。那捆手榴弹是早就预备在那里的，目的是避免敌人缴获电台并且俘虏播音员。

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网络上去查寻有关马来亚华人抗日游击队的资料，像一个蹩脚而耐心的渔夫在许多条河流上布下渔网，有时打到一条鱼或一只螃蟹，有时是一把虾、一个河蚌或一把水草，有时则是一只破靴子或破酒瓶。我收集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大部分是些个人的记忆和口头传说，没有找到可以支持我去重新构建一整段历史的扎实而系统的可靠资料。直到我找到了卡迪卡素夫人所写的《NO DARM OF MERCY》（《悲悯阙如》）一书之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改变。

那是2008年深秋的一天，我在谷歌网站输进一个叫Papan的英文地名，这个小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怡保附近，中文名字叫甲板。我近来经常在资料里遇见这个地名，觉得这里一定是当年红色游击队盘踞出没的地方。果然，当我在查看有关甲板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Sibil Kathigasu的词条。当我点击了这个词条，屏幕上马上出现了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个剪短发的年轻女人的照片，她的模样像是一个欧洲人和印度的混血。她的眼睛很大，目光坚毅带着忧伤，是一种圣女的神态。事实上这张照片是一本书的封面。书的名字叫《NO DRAM OF MERCY》（《悲悯阙如》），封面照片上的这个叫Sibil Kathigasu的女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Sibil Kathigasu（中文译名：西碧儿·卡迪卡素）是怡保一位名医的妻子，本人是护士兼助产士，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在1942年至1943年之间的日据时期，她秘密给山上的华人游击队治病疗伤，还给受枪伤的游击队队员做外科手术取出伤口内的子弹。后来，日本宪兵特务发现她的行为，把她抓起来严刑拷打，还把她的女儿吊在火堆之上，要她讲出游击队的秘密营地位置。她坚贞不屈，被日本人打断了腰椎和颚骨，日本人投降后，她出狱时已半身瘫痪。她后来被送到了英国伦敦接受最好的治疗，还获得了英国皇帝乔治六世的自由勋章（顺便提一句，乔治六世就是最近获奥斯卡奖的《国王的演讲》电影里那个口吃的国王）。

发现了卡迪卡素夫人和她写的这本书使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个关键转折。不久之后，我从多伦多市立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牛津大学出版于1954年的原版书《NO DRAM OF MERCY》。当我看过书的原文之后，深深为这本书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而感动。我很奇怪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竟然不为中国人民所知，这是一本完全可以和《拉贝日记》、《辛德勒名单》一样让千百万人感动的书。有了这本书做指引，我找到了很多新的线索。我的书房里很快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图书和资料，说真的，我已经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所掌握到的很多资料是独门的。但我还是觉得十分迷茫。我感觉到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和那段历史隔着一层不可逾越的时空，所以决定去马来西亚做一次实地的旅行。我得在那里找到一个接头的人，能带我深入这段历史。我知道可以去找老兵梁元明先生，可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一个能让我接触到红色游击队和卡迪卡素夫人历史的当地华人，毕竟梁老先生是个国民党人，思想和我有点不一样。

2010年的夏天，我在网络上发现一条5个小时前才出现的最新英文消息，说马来西亚的ASTRO电视台根据卡迪卡素夫人的故事拍了一部八集的迷你电视连续剧，而且这部迷你电视剧还有五分钟的片花可看。我马上点了这个视频，看到电视剧的片名叫《APA DOSAKU TRAILER》，这是马来文，我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五分钟的片花说的也是马来语，无法听懂，但是里面的几个镜头我都看明白了：日本人把卡迪卡素夫人的小女儿朵恩吊在火堆上逼供，卡迪卡素夫人被日本人用木棍猛击腰部，游击队在夜色里潜入靠山边的甲板镇大街74号的诊所，卡迪卡素夫人在监狱里面用自己脱落的头发给女儿做一个布娃娃当生日礼物……这件事让我十分激动，卡迪卡素夫人死去六十年之后，马来西亚终于在电视上播她的故事了。我继续搜寻，看到了这个电视剧美术指导的博客上贴了好几幅拍摄过程的工作照。这个美术指导是个女的，名字叫Crystal Woo，自己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博客全是英文的，不过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很小的中国字：邬。我用英文给她发了一个邮件，说自己一直在研究卡迪卡素夫人和马来亚抗日历史，很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两天后我接到了她的回信，说很高兴有人会关注卡迪卡素夫人的故事，愿意给我提供帮助，还说自己是华人，可以用中文和我交流。于是在下一封信里，我就用中文告诉她我要去一次马来西亚，去实地看一看卡迪卡素夫人的甲板诊所和相关的历史遗迹。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这些不是旅游景点的遗迹，问她能否给我指点一下路径？她回信说没问题，她留下了她的中文名字邬文瑜，还留了手机号码。

于是我在圣诞节之前，在广州白云机场坐上新加坡航空的班机，飞往吉隆坡。出发之前才知道梁元明不在马来西亚而是在台北一事让我感到沮丧，可我已别无选择，只得启程，幸亏这时我已找到了邬文瑜。

当天晚上我住在吉隆坡双子塔边上的贵都酒店。住下房间之后我立即出来，不远处的双子塔高耸入云，周身被无数强大的探照灯照射得如银器一样透亮，看起来非常神奇。邬文瑜约我在顶楼的那间旋转餐厅见面，共进晚餐。我这个马来西亚接头人是一个非常端庄而文雅的职业女性，她让我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会出现那么多受大陆人喜欢的女歌手，因为她们是那么的姿态优雅、善解人意。她的国语相当好，一点也没有港澳和台湾的腔调。不过她从来都没去过大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中国什么地方，只知道父母是在马来亚北部彭亨州出生的。我问她为何会说这么好的国语？她说得益于小时候读的华语学校，加上后来一直看中文电视。邬文瑜对于马来亚抗战的历史了解并不多，可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叫刘锡康的人。刘锡康住在怡保，要是想了解卡迪卡素夫人这段历史，找他指路那是最合适不过。他对待所有来了解卡迪卡素夫人的访客都会毫不保留地给予支持帮助。

第二天我坐大巴士去怡保。车子开出了吉隆坡城，路边全是热带的棕榈树。我的心里隐隐激动，感觉自己坐的车子正从现实世界驶入1943年前后的历史。我想不到怡保这个地方华人会这么多，车上大部分都说国语，连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姑娘打手机电话时也是用中国话和人嘻嘻哈哈：“你这坏蛋，我到了以后打死你！”有一个单眼皮的妇女，一直回头和我说话，对我的来历很好奇。我问她知不知道卡迪卡素夫人的的故事，她有点脸红了，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不知道历史的事情。她真是很好心，中途停车休息时我睡着了，她叫醒我去小便，要不车一开就没有厕所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