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出《亨利六世》（中）第三幕第二场萨福克的一句台词：For where thou art, there is the world it selfe.）

莎士比亚出生于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登基后的第五年，并且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这位女王极具个性的强权统治之下和不确定之中。伊丽莎白一世最为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与经济实力（以及她自身地位的安危），因此她把自己个性中的飞扬跋扈和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避免国内动乱和国外纷争上。她最怕的事情就是天下大乱，而且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出兵打仗。一位未婚的女王注定会有一个不稳定的政局，尤其是她在宫廷中培植起了一批争宠的“亲信”的时候。不过伊丽莎白还是成功地挫败或化解了一起又一起觊觎其王位的阴谋。她急躁而又常常优柔寡断的统治让这个国家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造就了一个探险的时代，一个商业和文学复兴的时代。在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人们甚至将它称作“莎士比亚时代”。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想当然地认为莎士比亚本人就喜欢或崇拜这位女王。作为一个小孩子，不用说，他属于迥然有别的另一个世界。

斯特拉特福位于埃文河北岸，这里树木成荫、果园密布、花团锦簇，埃文河呈现给人们的是一道最为熟悉的风景。每逢洪泛季节，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每条街道都可以听到滔滔的洪水声。据利兰记载，“埃文河涨水”后，想过河的人都会“有生命之忧”。例如1588年夏，埃文河水位8个小时连续暴涨，每小时上涨三英尺。当地杰出绅士休•克洛普顿捐建了一座石拱桥，至今尚在。不过，把这条容易泛滥的河留在了人们记忆之中的还有另外一样重要的东西。在伊丽莎白时代，没有哪一位剧作家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屡屡乞灵于这条河：在他的作品中，先后有 59处提到了这条河，其中26处谈到河水泛滥的情形。这条河已经成了他想象世界的一部分。《鲁克丽斯受辱记》中有一个独特而罕见的意象：湍流将同一方向的涡流逼退，这种现象可以从斯特拉特福石桥第18拱上方观察到。

这座桥由一条带围墙的堤道直接连到横穿小镇中心的桥街。它是这座有着六七条纵横交错的街道、支撑着217座房屋和200户人家的镇子的一部分。16世纪晚期，斯特拉特福镇的人口估计在 1900人上下。街道依然保留着中世纪遗风，这一点从“羊街”、“木材街”和“磨坊巷”等名字上就能看出来。“罗瑟街”以出售当地土牛罗瑟牛而得名。不过这里的大多数房屋相对来说都是新建的，在15世纪建成，采用的是封闭式木框架结构。木材是橡木，伐自附近的森林，木框架中填以我们所熟悉的夹灰墙。房基采用青石灰岩石，采自邻近的威尔姆科特村，也是莎士比亚母亲玛丽的娘家，房顶则用茅草覆盖。窗子没装玻璃，只钉了几根粗粗的木条。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房子都是淳朴而又颇具地方特色的居所。

这个小镇水资源丰富，形形色色的小溪和水沟纵横交错，水井挨着水井，水池连着水池，死水潭和污水坑随处可见。莎士比亚家隔壁的隔壁有一家铁匠铺，铁匠铺用水主要取自一条名叫“米尔”的小溪，因此莎士比亚对水流的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斯特拉特福小镇的街道还算够宽的了，两辆马车并排通过都没问题，但也没宽到可以乱丢垃圾、随意开凿排水沟或搭建泥巴墙的程度。街道两边都“铺”有鹅卵石，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中间的沟渠里倒。街道有时也受到荒地侵蚀，搞得乱七八糟，就跟临时的便道似的。

猪、鹅和鸭是不允许在街道上随便四处乱逛的，但在每条街道的猪圈和院落里，猪却随处可见。有许多用当时的话来说“样子很棒”的房子，但也有简陋一些的小屋和廉租公寓，还有储粮用的茅草顶谷仓和许多破破烂烂的厩或棚子。有一些石头做的十字形指路牌，同时还有一个给人戴上颈手枷、足枷的示众台和一根施鞭刑的柱子，用于惩戒那些冒犯了镇上某些官员权威的人（莎士比亚的父亲就是镇上的一名官员）。镇子上还有一座监狱，里面有一个叫“笼子”的刑具和一把浸水椅。这里丝毫没有都铎王朝时的田园诗般的情调。斯特拉特福镇的雕刻—主要见于磨坊和市场、教堂和礼拜堂—很自然地展示了一个宁静祥和的世界，上面刻满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和劳动者，他们都穿着五花八门、栩栩如生的服装。最早的一些照片也把一个异常肃穆与静谧的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宽阔的街道几乎毫无人迹。看了这些照片，很难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现实中那种紧迫、杂乱无章的生活。

每一种买卖都有自己的地盘。猪在猪街卖，马在教堂路交易；兽皮商的地盘则在罗瑟市场的十字路口；盐商和糖商在玉米街摆摊；买小五金商品和绳子可以去桥街；“肉商”或卖肉的在中街路头，还有许多粮贸市场、布匹市场和家畜市场。待到莎士比亚晚年回到斯特拉特福镇的时候，他家门口的白十字街还有一个卖黄油与奶酪的市场。

清晨四点，整个小镇就从睡梦中醒来了；五点钟的时候小镇的大街小巷就都有人了。做买卖的和干力气活儿的人八点钟吃早饭，正午时分吃正餐或午饭。晚上七点收工，一天下来就是14个小时。1563年颁布的《手工业法》规定，午饭过后可以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当时除了各种各样的圣日之外，别无假日。

斯特拉特福镇的许多行当都是世代相传的。从一份1570—1630年的行业调查中可以看出，这个小镇有23家屠户，20家织布的，16家制鞋的，15家烤面包的，13家做木工的。这些都是小镇上“最早的”行业。小镇的居民一般都会从事好几种行当，莎士比亚的父亲就是这样。约翰•莎士比亚的主业是做手套，是镇上23家手套商之一，但他同时还靠卖羊毛、放债和酿麦芽酒养家糊口。酿造和出售淡啤酒在当时是斯特拉特福镇的一大特色，经营这个行业的不下67家。 

不过，支撑所有这些行当及整个镇上经济的还是农业，所以任何行当都得以不误农时为前提：2月耙地播种，3月锄草间苗，6月割晒牧草，8月收割庄稼，9月打谷归仓，11月杀猪宰羊。小镇居民养马、养羊、养牛，也养蜜蜂。有耕地也有闲地，有草场也有牧场。“还有，先生，那块畦头空地要不要种上麦子？”《亨利四世》下篇（第五幕第一场）中有一个仆人问狭陋法官道。“种上红麦，戴维。 ”显然，莎士比亚对农事语言是很熟悉的。 

1549年，伍斯特主教被迫把自己对斯特拉特福镇的管辖权移交给沃里克伯爵约翰•杜德雷，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镇被世俗化了。1553年，镇上获得了一纸特许状，昔日的圣十字会的干事们摇身一变，成为镇府参事；14名镇民获此委任，从他们中间再选出一名执行官或镇长。同时，他们还要选出另外14名“镇民议员”，共同组成镇议会。

镇府参事们开会议事的地方就是小教堂旁边的圣十字会原来的会馆，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大桥、学校和教堂本身。以前圣十字会名下的那些房产现在都做了镇议会征收各种赋税的场所。尽管很多人对教会权力的丧失都感到遗憾，但它意味着在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镇长和一名推选出的参事担任太平绅士，取代原先的教会法庭。镇上还有两名税费征收官和四名治安官，皆从镇议会德高望重的人当中任命。这是一个莎士比亚的父亲曾风光一时的时代，是莎士比亚童年时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不提斯特拉特福镇的监狱和水凳，单是那些手锁和脚枷就可以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小镇的日常生活是在多么严格的控制、监督和管理之下了！人们习惯上把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描述为“警察国度”，但这种描述类似于“关公战秦琼”一样弄错了时代。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一个非常严厉、几近于父系家长式的国家，换句话说，这里遵从的还是中世纪的统治遗风，社会等级观念强烈，有土地的人就有权有势。莎士比亚本人也严格地遵守着这些原则。这是一个充斥着任命权和特权的世界，是一个遵从习俗、地方法官执法严厉的世界。任何人，只要对一个镇官说了不敬的话，或是不遵守镇议会的命令，就得戴上手锁，关上三天三夜。没有镇长的允许，任何人不得留宿陌生人。学徒和仆人晚上九点后不许出门。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才允许玩滚木球之类的游戏。礼拜天须戴羊毛帽，每月至少得去一次教堂。在斯特拉特福镇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婚姻和家庭问题成了邻里之间飞短流长、说长道短的家常便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里都没有现在公认的“隐私”概念。于是，人们多认为是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戏剧中创造了“个人隐私”这个概念。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在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不多见的东西。

人们普遍认为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小镇的气氛和风貌都未曾有所改变，直到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然而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不断变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圈地运动，外加畜牧业的集约化，把许多劳动者从土地上赶走了。镇子的街道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无地可种的打工者更多了。1601年，小镇管理者们把镇上700名穷人召集起来训了一通话，这些穷人大部分是来自周围乡村的劳工。穷人涌入小镇也加剧了潜在的社会生活中的紧张状态。在1590—1620年间，该郡巡回审判庭判定的“严重冒犯罪”的比率急剧增加。

无地农民与无业游民的涌入，使一个在当时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更趋棘手。如何阻止这些穷人变得更加赤贫？这个时期各种物品价格上涨，一磅食糖在1586年的价格是1先令4便士，而在1612年则涨到2先令2便士；一夸脱大麦在1574年卖13先令3便士，而到了16世纪90年代中期，则涨到了16先令8便士。人口的持续增长也使靠薪水吃饭的劳工们收入减少。一个泥瓦匠在1570年每天的报酬是1先令1便士，而30年后，伴随着价格的急剧上涨，他的收入却降到了一天只有1先令。1594年之后连续四年的坏收成，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在1596年的下半年和1597年的前几个月，斯特拉特福镇死了很多人，而死亡的直接原因似乎都是营养不良。这是一个饥荒的年代。《科利奥兰纳斯》b 中市民“因为食不果腹”而纷纷成了暴民，这绝对不是历史的幻想。

然而当穷人穷到了只能勉强活命的地步，或者连活命都成问题的时候，自耕农和地主却越来越殷实富裕。人口的增长，特别是羊毛需求量的上升，助长了大规模土地投机活动。这是一种轻轻松松赚大钱的手段，莎士比亚自己也很喜欢，而且实际上，他可以算得上是这次经济转型的一个大赢家，而事实证明，这次经济转型可让劳苦大众吃了大亏。对此，他一点也没有多愁善感，而且他还把自己戏剧创作方面的聪明才智用到了理财上。不过他清楚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怎么说，新的世俗经济特征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明朗，莎士比亚反映和刻画了中世纪到早期现代英国的变化，对此，已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的研究。当信仰和权力的传统观念被颠覆，恩泽与义务之间的古老纽带被割裂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答案就在由李尔王过渡到高纳里尔和里根 a、由邓肯过渡到麦克白的故事情节中。高雅的传统文化与和流行文化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差距，莎士比亚可能是最后一位调停这两种文化的英国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