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出《约翰王》（King John）第一幕第一场私生子的一句台词：But this is worshipfull society.）

在亨利街的房子和花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斯特拉特福镇依旧是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是一个一个小家庭，就像莎士比亚家一样，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每个家庭都自成一体。不过家庭与家庭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又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邻居的概念不只是指住在同一条街道上的男女老幼。邻居，是指困苦之际，你可以寻求其帮助，反过来你也会为其出手相助的人。人们都希望自己的邻居节俭、勤奋、可靠。

斯特拉特福镇的居民当中很多人都沾亲带故，不是有联姻之谊，便是有手足之情，因而小镇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大家庭。朋友之间往往以“老兄老弟”相称，所以拿莎士比亚来说吧，那些似乎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都管他叫“莎士比亚老弟”。这样的居民关系也促进了官民关系。身为镇长的约翰•莎士比亚既是自己家中的一家之“长”，又是全镇人的一镇之“长”。这一地方传统非常强大，激发了一种深深的定居和占有意识。

亨利街可以看作这一相对较小而又封闭的社会的缩影。游客从桥街出发，经过位于主干道两边的天鹅客栈和大笨熊客栈，就到了亨利街。桥街被一溜儿叫做“中排”的建筑一分为二，前桥街和后桥街拥有一些更为宽敞的商铺和客栈。到了约翰•莎士比亚集市日摆摊的高街十字路口，桥街分岔成亨利街和稍微偏南一点的木材街。亨利街本身就拥有很多像约翰•莎士比亚手套店一样的铺子，还有许多小屋和房子。与中世纪多数街道一样，亨利街是一个人口混杂的居住区。

莎士比亚家的隔壁邻居是裁缝威廉•维治伍德，他家东面冲着桥街。换句话说，他的裁缝铺就挨着莎士比亚家的手套店。威廉•维治伍德在这条街上原本还有另外两处房屋，但他最终被迫离开了斯特拉特福镇，因为有人发现他“发妻健在却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为妻”。此外，他还被指控“非常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动不动就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诚实的邻居发生争吵”。因此，虽是隔壁邻居，此人却可能很难相处。年幼的莎士比亚一定很快就熟悉了人类行为的反复无常。

维治伍德家的隔壁是理查德•霍恩比的铁匠铺，除了其他铁器外，霍恩比还为当地监狱打造锁囚犯的铁链。他用的水取自流经他家房屋旁边的一条小溪。在莎士比亚的《约翰王》第四幕第二场中似乎可以发现裁缝维治伍德和铁匠霍恩比的身影，剧中一个叫休伯特的市民说道：

我见一铁匠这样手持锤子站在那里，

只顾张着嘴听一个手里拿着尺子

与剪刀的裁缝在那儿滔滔不绝，

而他的铁件在砧上早已冷却……

这是从岁月中偶然捕捉到的一个瞬间。

霍恩比有5个孩子，而且说实在的，亨利街满大街都是孩子。其中一家有7个孩子，另一家更是有14个孩子。孩提时代的莎士比亚绝对不会孤单。这便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维洛那二绅士》、《驯悍记》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所纪念的那种城镇的开放生活。这样的生活令《奥赛罗》中的威尼斯和《错误的喜剧》中的以弗所大放异彩。

小溪的另一边住着另外一个手套商，吉尔伯特•布拉德利。因为他是约翰•莎士比亚另一个儿子的教父，因此可以推断他俩是一对关系友好的竞争对手。顺着这条街再往前一点，就到羊毛服装商乔治•惠特利家了，惠特利很有钱，临终时给斯特拉特福镇捐资修建了一小所学校。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的两个兄弟是逃亡的天主教神父。他隔壁就是缝纫用品商威廉•史密斯了，史密斯是莎士比亚的教父，有 5个儿子。他的商铺往前几步，从桥街拐角处过了马路，就是天使客栈，客栈是考德里夫妇开的，夫妇俩也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他们的一个儿子当上了耶稣会神父，遭到了流放。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斯特拉特福镇都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

亨利街的北边，经营各种服装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是同行扎堆儿的标志，大多数商业城镇都是如此。莎士比亚就是在一种生气勃勃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的。这条街西头住着莎士比亚家最亲近的邻居，又一个天主教徒 —乔治•巴杰。巴杰是个羊毛服装商，生意主要在羊街。他曾当选镇府参事，但后来被免了职。他甚至曾因虔诚地信仰天主教而蹲过监狱。约翰•莎士比亚并不想以他为榜样。过了巴杰家，住着一个叫约翰•艾奇韦尔的自耕农，他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亨利街上还有其他邻居，比如，有 6个牧羊人家庭，其中考克斯和大卫两家就住在莎士比亚家对面。约翰•考克斯与哈瑟维一家相当熟悉，哈瑟维家不久就会与莎士比亚家结为亲家。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牧羊人形象，并非凭空杜撰出来的。

在这条街的同一边还住着一个叫托马斯•普莱斯的“白铁匠”或者说补锅匠。他的儿子被指控犯了一桩重罪，约翰•莎士比亚曾为年轻人做过担保。这里还住着约翰•卫勒，此人是一名镇府参事，也是一个拒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除了别处租出去的房子外，他在这条街上还有四处房子。街上还有一个叫拉夫•肖的羊毛商，约翰•莎士比亚评定过他的羊毛。还有彼得•斯马特，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了一名裁缝。至此，对于小镇的轮廓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清了，这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许多人之间不是有血缘关系，就是因为宗教信仰或生意来往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把斯特拉特福镇上所有的人都点一下名是多余的，没有那个必要，只需提一提在莎士比亚个人生活中出现过的人就够了。比如，我们发现奎尼一家就曾去伦敦拜访过这位戏剧家，并称他为“亲爱的老朋友和老乡”。奎尼家的一个儿子最后娶了莎士比亚的小女儿朱迪思。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两家是很亲密的。奎尼一家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与巴杰也是亲家，而巴杰家有一栋房子，我们前面提到过，就在约翰•莎士比亚家的隔壁。艾德里安•奎尼是一个杂货商，住在高街，当过三届斯特拉特福镇镇长。身为镇长，他对约翰•莎士比亚很了解，而他的儿子理查德则和莎士比亚成了朋友。莎士比亚很可能还是理查德一个孩子的教父，因为这个孩子的教名叫“威廉”。

奎尼一家还和另外一个家庭—塞德勒家—结成了亲家，这样一来，塞德勒家与莎士比亚家也就很亲了。约翰•塞德勒住在教堂街，是斯特拉特福镇好几座磨坊和谷仓的老板，他还是一个地主，斯特拉特福镇的大笨熊客栈也是他开的。他还当过镇执法官，约翰•莎士比亚为他的第二次连任还投过一票。

大笨熊客栈最后卖给了斯特拉特福镇的纳什家族。纳什一家也是天主教徒，而且与莎士比亚家也是亲家。大笨熊客栈的掌柜托马斯•巴伯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莎士比亚曾像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样保护过“巴伯老爷的利益”。通过斯特拉特福镇生活的表面，认清人们在信仰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很重要的。约翰•塞德勒有一个本家叫罗格•塞德勒，是一个面包商。他去世时，约翰•莎士比亚和托马斯•哈瑟维都还欠着他的钱。

库姆家的一个成员曾在自己的遗嘱中给莎士比亚留下了一笔钱，而莎士比亚后来也投桃报李，把自己的剑遗赠给了库姆家的一个成员。这把剑没准儿就是他在出席各种正式仪式和他担任陛下侍寝官（这一说法有点不靠谱儿）时所佩带过的那把佩剑，因此很值几个钱。库姆家还卖过土地给这位戏剧家，而且还和他平分过一笔什一税收入，换句话说，两家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曾有人把库姆家族描述为“沃里克郡最重要的天主教家族之一”，不过，这个家族也是那个时代宗教信仰冲突的代表；两个兄弟中，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库姆家族还有放贷的家庭传统，这一传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斯特拉特福镇的有钱人中并不鲜见，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莎士比亚曾就这个话题写过一首打油诗，刻在了约翰•库姆的墓碑上。

回到了故乡，躺在病榻上即将咽气的莎士比亚立下遗嘱，给安东尼•纳什和约翰•纳什各留下 26先令8便士，用于购买纪念戒指。安东尼曾耕种莎士比亚名下的什一税土地，因此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比较亲密，可以在斯特拉特福镇大大小小的买卖中充当莎士比亚的全权代表。约翰•纳什也代表莎士比亚做过证人。他俩都是天主教徒，与奎尼家族和库姆家族有姻亲关系和血统关系，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与莎士比亚家沾上了亲。多年之后，安东尼•纳什的儿子还与莎士比亚的孙女修来了夫妻之缘，结成了连理。

即将辞世的莎士比亚还给“哈姆雷特”•塞德勒（“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对此人的称呼）和雷诺兹留下了相同数目的钱。雷诺兹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曾因为自己的信仰与乔治•巴杰一起蹲过监狱。一个乔装打扮的天主教神父曾在雷诺兹家躲避过追捕。莎士比亚还留下了 20先令的金币给他的教子威廉•沃克尔，他是住在高街的绸缎商兼镇府参事亨利•沃克尔的儿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祖父和莎士比亚的祖父很熟。见证过这份遗嘱的人当中有一位叫朱利叶斯或朱利•肖的人，此人是一个住在教堂街的羊毛商和啤酒商，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羊毛商，和约翰•莎士比亚很熟。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普遍来说比较富裕并且毫无疑问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们一个个虽然都很粗鲁，但为人直率，精明能干，对市场对人都能做出敏锐的判断，习惯于积攒钱财，善于讨价还价。莎士比亚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造就出来的。

如此看来，斯特拉特福镇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天主教群体，而莎士比亚家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但这未必意味着莎士比亚本人就信仰天主教，假如他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话，这仅仅意味着他与这群天主教徒很亲近。从某些方面来看，这里更像是一个氏族部落，比如曾借钱给约翰•莎士比亚和亨利•莎士比亚兄弟俩的地主尼古拉斯•莱恩，一家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衣服都是从木材街 a的一个信天主教的裁缝那里买来的。由此看来，同等条件下，富裕的天主教徒似乎更乐意把钱借给那些跟自己的信仰相同的人。莎士比亚晚年买下的那座大房子，就是从一个叫威廉•安德西尔的天主教徒手里买来的，这个人之所以要卖掉这座房子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拒不信奉国教而遭到了重罚，需要一大笔钱来缴纳巨额罚金。从这笔买卖中我们不难看出，莎士比亚既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又不乏弟兄般的同情心。

据保守估计，小镇上可能有30来户天主教家庭。当然，现有的这些记录从本质上说是残缺不全的。镇上的天主教徒应该远在这个数字之上，只不过他们对地方当局隐瞒了自己的个人信仰。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成了出席新教教堂仪式，却隐瞒自己真实信仰的“新教教堂里的天主教徒”。据推测，当时斯特拉特福镇大多数参加新教教堂仪式的人都属于这一类。

总之，斯特拉特福镇当年的宗教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时任伍斯特主教的宗教改革者休•拉蒂默就曾经宣称斯特拉特福镇是他所管辖的教区内的“盲区”，而拉蒂默的一个同事也证实，在沃里克郡，“很多教区和集镇完全听不到上帝之言。” a 1577年，他的继任者之一约翰•惠特吉夫特也抱怨说，在斯特拉特福镇及其周边地区，他得不到半点有关拒不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的信息。在一个彼此包容、志同道合的社区里，邻居之间是不会相互揭发的。圣十字协会教堂内的天主教圣像，在王室下达了强制拆除令四年多之后，约翰•莎士比亚才命人用石灰将它们刷白了。而且这件事也只是在镇上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家庭克洛普顿一家逃往国外避难，天主教徒陷于群龙无首的状况后才发生的。无论如何，用石灰将这些扎眼的圣像刷白，算不上严格遵守了当局将这些圣像“完全清除和摧毁”、“不留下丝毫记忆”的强制令，而是大打了折扣。约翰•莎士比亚只是将这些圣像暂时遮盖住了，以期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它们可以重见天日。

教堂墙壁上被遮盖起来的圣像中，有两名当地撒克逊圣徒—埃德蒙德和莫德维纳的肖像，人们把他们画在墙上是想歌颂他们为当地所带来的福祉。还有一幅描写托马斯•贝克特b 殉教的壁画，画面上贝克特跪在坎特伯雷圣本笃祭坛前的壁画。还有一幅圣乔治屠龙的油画，一位公主站在他的身后。此外，还有一些天使、魔鬼、圣人、巨龙、君主以及战士全副武装作战的画作。在斯特拉特福镇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五花八门的天主教圣像。其中有一些，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看到对它们的重新展示。

莎士比亚的老师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天主教徒。约翰•莎士比亚和其他人的例子足以证明，在斯特拉特福镇，信奉天主教不会成为一个人获得高官厚禄的绊脚石；反过来，也说明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中不乏对于天主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或同情的人。不过，这也代表了一种脆弱的妥协。外部立法和宗教专员的光临都会给小镇带来紧张的气氛。一些公然偏袒天主教的行为，如窝藏叛教的牧师，会给当事人带来可怕的麻烦。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摒弃旧教，勉强接受新教，已成为大势所趋。到 17世纪初时，斯特拉特福镇已经明显呈现出新教占上风的趋势。当时人们管更让人发怵的清教徒叫“刻板的傻瓜”或“照搬教条的人”，小镇从来就没有被他们左右过，但它却逐渐接受了英国国教颇有争议的正统性。但在16世纪后半叶，尽管有王室禁令和地方清理、罚款、扣押、监禁等措施，天主教在小镇上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

从某个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这可能对莎士比亚一家产生过直接影响。不喜欢改革后的宗教，意味着把对天主教的虔诚从教堂转移到了家里。孩子们此时也许必须参加新的礼拜形式，并且认真聆听伊丽莎白版的布道，但在家里，却仍然要学习并操练旧信仰的教义和一度流行的宗教仪式。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鉴于莎士比亚的长女苏珊娜一生都是一名坚定不移的著名天主教徒，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对天主教的虔诚在莎士比亚家族中一直在代代相传呢？有人推论，天主教社区当时呈现以女性为主的趋势，女性“较低的法律和公共地位，为她们在信仰上换来了较高的地位，使得她们成了天主教堂里的骨干成员”a。由于旧信仰很可能是由家庭中的女性传承，这一点对莎士比亚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女性亲属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