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出《亨利六世•中篇》第四幕第七场凯德（ Cade）的一句台词的一部分：a Nowne and a Verbe and such abhominable words）

念完“小学”后，莎士比亚进了国王新校。由于是斯特拉特福镇镇长的儿子，他在国王新校接受了免费教育。18世纪初，第一个为莎士比亚作传的尼古拉斯•罗写道：约翰•莎士比亚“教过自己的儿子。这是真的，因为他上过几天免费学校，很可能会那么一点儿拉丁文，可以当儿子的老师……”。学校在圣十字协会小教堂的后面，所有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这所学校其实就在镇政府礼堂的楼上，联通上下两层的是一段铺有砖面的石梯。这间教室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可见斯特拉特福镇的生活在多方面都保持着悠久的传统和延续性。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有高高的橡木天花板，嵌在很多纵横交错的桁条之间，非常牢实，桁条交汇的中间部分都刻有浮雕，窗户俯瞰教堂街，可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因为尘世的喧嚣肯定会不绝于耳。

一幅作于1574年，以伊丽莎白时代的一间教室为主题的版画，展示了当时上课的情形：一名老师坐在讲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书，学生们坐在板凳上，有专心致志的，也有心不在焉的，神态各异。不可思议的是，地板上还趴着一条狗，正在啃骨头。按说，在16世纪的学校生活中，教鞭应该是一样很常见的东西，但画中却并没有看到这玩意儿的踪迹。看来当时学校纪律的严厉程度，可能是让那些想强调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很残酷的人给夸大了。

在跨入这片新天地之前，年幼的莎士比亚得向校方证明自己具备英语读写能力，“适合”学习拉丁语，而且已“做好了学习‘词形变化和语法规则’的准备”。他马上就要接触这门“有文化的人”的语言了。他和他父亲爬上楼梯，来到了教室，老师向他宣布了校规，小家伙满口答应，一定遵守。然后，花了四便士，威廉•莎士比亚就注册了。他还随身带来了蜡烛、燃料、书和书写用具。书写用具包括一个写字本、一瓶墨水、一个用牛角做的墨水壶和半刀纸。他父亲可能没把自己用过的那套教材留下来给他用，所以教材也应该是现买的。这一趟下来，近乎是父亲给儿子举行了一个告别童年的仪式。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监督都很严格。毕竟，学校是社会栋梁的培养基地。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小小的莎士比亚每天早晨都是六七点钟到校，并且在老师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都会用拉丁语回答一声：“到！”接下来，就是背诵祷文，唱圣歌，然后上课，直到九点钟结束。也有可能按年龄和能力分班上课；莎士比亚和其他约41个孩子在同一个班上课，中间有短暂的休息，属于早餐时间，早餐一般是面包和麦芽酒，然后接着上课，一直上到十一点。然后莎士比亚步行回家吃午餐，下午一点打铃时再回到学校上课。下午的课间，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玩游戏，如摔跤、射箭等。下午五点放学。七天当中有六天他都是这么过的。

斯特拉特福镇小学的课程设置旨在通过不断培养阅读技能、记忆方法和写作技巧，为学生们在拉丁语语法和修辞方面打下一个全面的基础。这一学习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住一些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的拉丁语短语；二是通过理解这些短语的结构，接触这门语言的基础语法。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令其抓狂且很吃力的任务 —动词变形与名词变格，理解受格和离格之间的差别，改变语言的正常结构以便把动词移至句尾等。还有，单词居然还分公母，真是怪哉。一个个单词都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动物了，到了嘴里，不是黏乎乎的，就是滑溜溜的。和弥尔顿与琼森一样，莎士比亚很小就学到了一点：为了悦耳或强调，可以改变词序。这一点，他一辈子都没忘掉。

在头几个月里，莎士比亚学习了拉丁语的八大词类，接着老师就让他开始学一本他后来在多处援引过的书了。这本书就是威廉•黎里的《语法简介》，很多孩子就是栽在这本书上了的。黎里介绍了简单的语法规则之后，便从加图、西塞罗或者泰伦斯的作品中举出一些例句加以具体说明，要求孩子们模仿这些名家，造一些非常简单的拉丁语句子。已经有人证明，莎士比亚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是从黎里那里学来的，而且他引用名家名句的时候，用的往往都是他在黎里那本书里所读过和记住的段落。在拼写古希腊罗马的人名时，他采用的也是黎里的拼写方式。在他的戏剧中有多处影射过这段学习过程，比如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位最严厉的学究式的老师和颜悦色地对一个叫威廉的小学生说道：“孩子，请你记住‘受格’是荤客、喊客、火客。”（第四幕第一场）这本《语法简介》是一本当年让莎士比亚一拿起来就犯怵，同时又不得不全神贯注学习，已深深地烙进了他记忆里的书。 

莎士比亚提到学校生活的时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开心。他提到的那个磨磨蹭蹭、极不情愿去上学的孩子，就不用细说了，还有一些地方，也间接提到了这些孩子们被迫啃课本的悲惨场景。在《亨利四世•下篇》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学校放学了”，每个孩子都“急急匆匆地跑回家和玩耍的地方”（第四幕第二场）。剧中也就随口提了这么一句，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越发显得意味深长。然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当时的所有剧作家当中，莎士比亚是最喜欢把小学生、小学老师和小学课程拿来当作喜剧成分或评头品足的。上学念书这个概念在他心目中处于中心位置。也许，和多数成年人一样，他经常梦见自己的童年时光。

第二年，年幼的莎士比亚对语法的理解能力受到了进一步的考验，得学习一堆堆精心挑选的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短语、格言，这些东西都得记住。或许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小时候一直在不断地接受这种记忆术的训练，记忆是他在教育中练就的基本功。事实证明，在他以后的演员生涯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简短的句子都收录在《儿童格言录》里，莎士比亚曾在200多处提及这本书。书中那些干巴巴的俗语老话，经过莎士比亚富有魔力的想象，在其生花妙笔下骤然变成了最奇妙的诗句。“人比人，比死人” 在道格伯里的口中变成了“人比人，气死人”；“恰如其分”变成了考斯塔德口中的“恰如其粪”。同一年，莎士比亚还接触到了普劳图斯a 和泰伦斯的戏剧选集，可能正是这些戏剧片段激发了他自己的戏剧活力。在伊拉斯谟b 论及孩子的合适教育问题时，曾建议教师带领学生通读泰伦斯的一个剧本，注意剧中的情节和措辞。老师还可以向学生解释“喜剧的多样性”。从这些权威著作中，莎士比亚对五幕剧的结构也获得了一些模糊认识。

上三年级的时候，他读了用浅显的拉丁语翻译的《伊索寓言》。他肯定背诵过这些故事，因为若干年后，他都还能复述狮子与老鼠、乌鸦借羽毛以及蚂蚁与苍蝇的故事。在他的剧作中，总共提到过约23个这样的经典寓言故事。这个时候，莎士比亚想必已经能够把英语翻译成拉丁语，也能够把拉丁语翻译成英语了。他浏览了伊拉斯谟与斐微斯的对话录，想从中寻找伊拉斯谟所谓“Copia”或者说“丰富”到底是什么含义。他学会了如何堆砌辞藻，学会了如何使用隐喻来含蓄地陈述一个观点，如何使用明喻来阐明一个寓意。他学会了在遣词上做文章，还学会了从不同角度来阐述同一主题。他从那些致力于把经典教育引入现实生活的学者身上学到了润色和推敲的技巧。至少在莎士比亚身上，这些学者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他不负老师的谆谆教诲，明白了一个道理，创作源自模仿。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一道作业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从各种材料中寻章摘句搜罗一些短语，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合到一起，创作出一篇新的作品来；可能是完全从一个想象的角度写一封信，或者撰写一篇演讲稿。模仿名著是任何写作都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要求，这种模仿不算抄袭或剽窃，而是一种通过改编和消化而获得启发的行为。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莎士比亚几乎没有自创过任何情节，而是一字不落、逐字逐句地摘用其他书中的段落。在他成熟的戏剧作品中，情节来源极为广泛，他将这些从不同的地方搜罗来的情节七拼八凑，就编出一个新的故事来了。有一句古老的中世纪谚语，大意是说：一个人小时候所学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忘记。念书念到第四年的时候，莎士比亚就学到了模仿这一方法，当时老师给了他一本名为《诗海撷英》的拉丁语诗人选集，期望他通过对这些诗人的佳作的学习，写出自己的诗歌来。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认识了维吉尔和贺拉斯，这两位诗人的诗句后来就出现在了他自己的作品里。

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开始阅读奥维德的《变形记》了。很小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神话音乐般的魅力。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在不停地引用奥维德的作品。在他的一部早期剧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其中一个人物就拿着一本《变形记》走上了舞台。这是英国戏剧中鲜有的文学“道具”，但却是一件使用得非常恰当的道具。《变形记》中有伊阿宋、美狄亚、埃阿斯、尤里西斯、维纳斯、阿多尼斯、皮拉缪斯和忒斯彼的故事。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石头和树木都具有了灵性，超自然的神话世界的轮廓蕴藏在山川草木之中，依稀可见。奥维德宣扬生命的无常与欲望，歌颂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本质。后来莎士比亚所作的流畅悦耳的诗句，有人认为，有着奥维德的“灵魂”；他们两人之间也确实有些非常相近的地方。对于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莎士比亚天生就具备很强的反应能力。而《变形记》则让他超凡脱俗，走出了平庸的世界。他对《变形记》中奇妙无比的技巧、精彩绝伦的戏剧性以及无处不在的性欲深深着迷。莎士比亚是一个完全具有正常性欲的人，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奥维德也是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纳什最喜爱的作家。但《变形记》却是莎士比亚最珍爱的一本书。奥维德的一字一句都进入了他的脑海，并在那里生根发芽。

接下来的几年里，在镇政府礼堂楼上的那间教室里，莎士比亚又学习了萨卢斯特、恺撒、塞涅卡、朱文纳尔的作品。在《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可以看到哈姆雷特在读朱文纳尔《第十首讽刺诗》时曾不屑地说道：“空话，空话，全都是空话。”这首诗是当时文法学校的一篇基础课文。莎士比亚甚至有可能还粗略地读过一些希腊作家的作品，尽管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证据还微乎其微。然而，他的拉丁语水平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他对拉丁语词汇运用自如，且用得恰到好处；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隔三差五的灾祸” 和“讨厌的拘押”这样的措辞。他驾驭这种语言的能力堪与拉丁语学者和专业老师媲美。我们可以认为他只是有着一对好耳朵，外加一个诗人喜欢简洁而精致的语言的本能而已，但是用《理查三世》第三幕第一场中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太拘泥于形式，太传统”的语言似乎不可能是他生来就会的。塞缪尔•约翰逊，这位能看出别人有多少学问的饱学之士曾说过：“我还是那句话，莎士比亚的拉丁语水平很高，足以规范其英语语法。”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年轻的莎士比亚每个星期会花三四十个小时来记忆、翻译、分析、复述拉丁语散文和诗句。我们可以听到他在用拉丁语与老师和同学们交谈。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谈莎士比亚，也许在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听惯了他那“有如空山鸟语的乡音土调儿”的人看来很怪，但是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中对拉丁文化的复兴所做出的贡献，一点也不逊于弗朗西斯•培根和菲利普•锡德尼。一位赫赫有名的莎士比亚专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莎士比亚的手札真有一天重见天日的话，人们会发现全都是用拉丁语写就的。”

在莎士比亚所受教育的问题上，本•琼森很不买账。他“经常指责莎士比亚不学无术，无视古代名家”，言下之意是说莎士比亚是在刻意不效法古代名家的为文之道。他这是在混淆“忽视”与“无视”的区别。而且他在宣称莎士比亚只略懂“一点儿拉丁语和一丁点儿希腊语”的时候，无非是为了一种措辞而不惜夸大其词。莎士比亚的拉丁语不比任何一个文法学校的孩子差，在知识上也不比当今大学里古典文学专业的任何一个本科生差。琼森或许还私底下比较过国王新校和他自己就读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设的课程；但是，若以斯特拉特福镇的那些老师的学力和专业知识而论的话，这样的比较或许对琼森一点也不利。

莎士比亚学习的最后阶段或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阶段。他从语法的学习过渡到了雄辩术的学习，并学习了演说艺术。我们今天所说的创造性写作，在伊丽莎白时代叫做修辞术a 。在学校里，莎士比亚必须学习这门现在已鲜为人知的学科的一些基本法则和规则。他读了一点点西塞罗和昆体良的作品，懂得了立意、布局、措辞、记忆、表达的重要性；这些原则他牢记了一辈子。他知道如何从多方面去阐述一个主题，如何让字音和词义发生变化；他知道如何巧妙立意和写出正式的演说词；他还学会了如何避免过度夸张和使用伪修辞术；他在自己的戏剧中把这两样“才能”都赋予了戏中的滑稽角色。对于这个机敏的孩子而言，这已经成为写作本身的一个神奇手段。修辞术，或者说修辞技巧，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创作形式。

在创作训练中，他还学会了任何问题都要从正反两面去考虑。哲学家和雄辩家历来就有一种古老的习惯，那就是对任何一个论点，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证。因此任何事件或行为都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家必须像两面神杰纳斯一样，同时看到两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争论或者说竞争。但对于年轻的莎士比亚来说，同等重要的是，任何情况下，真理都不是死的，而是无限多变的，而且完全取决于演讲者的口才。对于一个戏剧家而言，除了修辞术，还能打下什么更好的基础？《裘力斯•凯撒》中的马克•安东尼那力挽狂澜的演讲，《威尼斯商人》里鲍西娅那令人拍案叫绝的辩护，舍了修辞术，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训练才能写得出？

学校还专门针对演说的动作及表达开设了一些课程。当时文法学校通用的一本教材上就规定学生“要学会把每一个音都发得响亮、从容、清楚、自然；最后一个音节尤其要字正腔圆，每一个单词都应能让人完全听明白”。练就一副好嗓子，把“声音发得悦耳动听”是很重要的。这本教材还要求学生“朗读每一段对话时都要生动活泼一些，就像是自己在跟人对话一样”b。这对于戏剧表演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也是一门鼓励自主的课程。莎士比亚晚年一点都不讳言自己在戏剧方面的杰出成就，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小时候应当也是个极其争强好胜的孩子。他可能不会像年少轻狂的济慈那样，动不动就跟人家动手打架，但也很野，而且有一身的狂劲儿。我们猜测，莎士比亚是一个容易喜新厌旧的人。

修辞术在当时并不是一种非得依赖印刷术不可的纸上文化，它还是一种口头文化。当时修辞术的大师主要是传道者、牧师和演员。这就是戏剧迅速成为那个时代顶尖的艺术形式的原因之所在。这种口头文化势必与古老的英国中世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那时候的说书人、诵诗者、民谣歌手和吟游诗人，都是口头文化的始祖。莎士比亚诗歌方面的修养和积累，更可能是听来的，而不是读来的。口头文化的传播还要依赖强大的记忆力。如果你无书可查，那就必须靠博闻强记了。当时的学生都会接受系统的记忆力也就是“记忆术”训练。本•琼森曾宣称：“我能把我读过的书全部复述出来。”c但这并不是什么独门绝技。在伊丽莎白时代，演员们几乎个个都具备这样的记忆本领，因为他们一周要演好几出戏。

当时英国的文法学校都会定期上演戏剧，孩子们的保留剧目主要是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剧作。在什鲁斯伯里的文法学校里，孩子们每周四上午必须表演一幕喜剧。坎特伯雷国王学校的孩子们—克里斯托弗•马洛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年圣诞节都会演出戏剧，而且已经形成传统，这一传统后来肯定又传到了许多其他文法学校。戏剧是伊丽莎白时代教育的基础内容之一，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从最小的文法学校到律师学院的“模拟法庭”，辩论和对话都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因此，最早期的英国戏剧多出自律师学院，这绝非偶然，因为这样的法庭“辩论”训练稍事加工就是一台地地道道的喜剧。在斯特拉特福的国王新校，学生要学习和发表演讲，并且同学之间的交谈也常常被看成是才智的较量。“表达清晰，动作优美”，有人写道，“是学者演说的风度和魅力之所在”。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正好是莎士比亚的长项。对于这个以优雅和口才而著称的人来说，小时候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才华，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国王新校里是否上演过戏剧，但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找到了证据，证明当时有一出校园剧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剧名叫《阿克拉斯图斯》。孩子们都有一种把什么都戏剧化的天赋，完全可以从读过的东西里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场景和人物来。莎士比亚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把这种本领延续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这也说明，某些极度的恼怒或者说不满情绪，给成人世界带来了种种限制。

还有证据表明，在戏剧方面，莎士比亚曾得益于当年执教于斯特拉特福镇的老师们的熏陶。他们中有两位，托马斯•詹金斯和约翰•科塔姆，都曾就读于麦钱特•泰勒斯学校，受业于理查德•马尔卡斯特门下。马尔卡斯特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法体系，“倡导通过戏剧，特别是通过表演实施教学”。他们在教学中秉承自己大名鼎鼎的老师所创造的戏剧教学法传统，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有关第一任校长沃尔特•罗奇的情况，是相关资料最少的。莎士比亚入学的那一年，他就辞职了，不过他的余生都是在斯特拉特福镇度过的。不管怎样，向学校给年幼的莎士比亚做正式推荐，这个声望他还是有的。斯特拉特福学校第二任校长的经历就有意思多了，他叫西蒙•亨特，是莎士比亚一到四年级的老师，虽然说多数课程无疑都是他的助手所授，但他在莎士比亚的童年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却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又重新信奉了自己原来所信的天主教。他离开了斯特拉特福镇，以耶稣会派往英国的牧师兼传教士的身份前往法国杜埃 a的神学院接受培训。他对天主教的忠诚是否对年幼的莎士比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另当别论，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的这种忠诚使得莎士比亚家族对天主教更加虔诚了，也支撑了莎士比亚似乎是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的说法。

西蒙•亨特下来就是托马斯•詹金斯了。詹金斯是伦敦人，出身“穷人”家庭，父亲是托马斯•怀特爵士的一名“老仆人”。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这所学院的创建者恰恰就是这个托马斯•怀特爵士。怀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圣约翰学院对于信奉天主教的学生则是出了名的同情。天主教圣徒和殉道者埃德蒙•坎皮恩曾在圣约翰学院执教，并教过托马斯•詹金斯。因此可以说，詹金斯对天主教方面的事情，最起码还是持宽容态度的。他还称得上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专家，而且第一个让莎士比亚接触到奥维德著作的人就是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老师；他曾经向自己就读的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请了两年的假，“一门心思来教孩子” b。 

1579年詹金斯辞职后，找来了约翰•科塔姆来接替自己的工作。约翰•科塔姆是詹金斯在麦钱特•泰勒斯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同学。他的弟弟托马斯•科塔姆是一位耶稣会牧师和传教士，当时跟西蒙•亨特一起住在杜埃，后来又多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同学，名叫罗伯特•德布戴尔，苏达利村 c一个新天主的农民的儿子。因此，他们与莎士比亚的联系很密切，甚至是非常紧密。托马斯•科塔姆回到英国时，还捎回了一封罗伯特•德布戴尔写给他父亲的信。后来托马斯•科塔姆和罗伯特•德布戴尔因为在英国从事劝诱人们改信天主教的活动而被捕，并被处以死刑。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很多言外之意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还是颇有兴趣去完成自己这位老同学的未竟事业的。你也许会说，他就是一个很重兄弟情谊的人。

约翰•科塔姆在他弟弟被处决的那一年离开了国王新校。与莎士比亚的学生时代最后相关的人是另一位校长，亚历山大•阿斯皮纳尔，很多人都认为他可以当荷罗孚尼这个迂腐透顶的大傻瓜的榜样。于是，这个倒霉蛋后来闯进了英国人的想象世界里—莎士比亚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剧中。但是由于莎士比亚18岁时他才进入国王新校任教，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怎么亲密。莎士比亚这个小伙子当时已经不在新校念书了，但他的确认识阿斯皮纳尔，而且可以用比一个在校学生更客观的眼光观察他那股子爱装出一肚子学问的酸劲儿。有人甚至相信他还写过一首诗，塞在了阿斯皮纳尔赠给一位心仪对象的那副手套里（这副手套是从约翰•莎士比亚的手套店里购买的）：

礼物虽小，

心意都在里面了。

亚历山大•阿斯皮纳尔顿草

有趣的是，这首小诗念起来很像莎士比亚的风格，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看成是对豪劳弗尼斯的一点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