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出《奥赛罗》第四幕第一场奥赛罗的一句台词：That’s not so good now.） 

莎士比亚上学的头几年里，他的父亲一直从事羊毛和放贷的非法交易。在当时，这样的不法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也不会对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声有多大的损害。除此之外，一个小市民还能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这些在公共档案中都有记录，但他依然履行着自己正常的公务。1572年初，他和艾德里安•奎尼去伦敦威斯敏斯特代表他们的小镇出庭。法庭上，他们与小镇的领主沃里克伯爵发生了争执。几个月后，约翰•莎士比亚回到沃里克料理了一个当地磨坊主的验尸事宜。在这段时期，镇议会碰头开会，凡是必须参加的重大“会议”他都参加了。

有一段有关另一次出差的精彩故事，那一趟他可能把儿子也带上了。当时，正在进行定期出巡的伊丽莎白一世，于1575年夏天驾临了离斯特拉特福只有12英里的凯尼尔沃思城堡，当地名流显贵无疑都会“应邀”前来觐见女王陛下。虽然莱斯特伯爵供奉剧团专程前来为女王助兴，但城堡主人还为女王安排了各种形式的假面舞会、露天表演、戏剧演出和游艺比赛等。其中有个幕间短剧，演的就是阿里翁a 骑着海豚，跟随一条美人鱼和几位仙女在一个“湖面”上漂游的场景。这样的场合下一般都会利用寓言故事和古典文献来烘托气氛，这场戏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许多莎士比亚的传记作者都坚持认为他从这场戏中获得了灵感，这才有了《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二场中“骑在海豚背上的阿里翁”和《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中奥伯龙的那一句台词：

……你可记得，

有一次我坐在一个海岬上，

听到一条美人鱼骑在海豚背上……

这种说法起码还是很具启发性的。再说了，权当一个动听的故事，听了也没有什么害处。

约翰•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还不能说在开始步入低谷了。1575年，他花40英镑在斯特拉特福镇买下了两栋带花园和果园的房子，很可能紧挨着他在亨利街的居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将其扩大，解决不断添丁进口所带来的住房问题了。他还在毕肖普顿和威尔科姆买了地，后来遗赠给了他的儿子。此前，他已经把一栋房子租给了威廉•伯比奇，还替理查德•哈瑟维的两笔贷款了担保人。可见他还是比较富裕的，而这越发让人对他后来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了。

1577年初，他突如其来地就退出了镇议会。在过去的13年间，他从未缺席过镇议会的任何议事会议，但此后，他只有一次重回议事厅。这次离奇的退出看似并非因私怨引起。实际上，他昔日的同事对他都比较耐心宽容。缺席一般都是要处以罚款的，但他应缴的罚款都一概免除了，而且他的镇议员身份一直保留了长达十年之久，他的官服也没有被没收或者说“剥夺”。

对于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决定，一直有诸多猜测，比如身体有恙和因酗酒而中风等。他陷入了经济困境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在他儿子离开斯特拉特福之前，他似乎一直都很风光。有人推测说，他是为了逃税，或者有意装穷，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但这或许只是一种误解，因为斯特拉特福教区的税率与自治市镇的税率是有差异的。另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那就是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信奉旧教。在他离开前一年，枢密院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教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全国宗教事务方面的情况。该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条令，其中一条就是调查“所有异端邪说和各种大逆不道的言论”，同时“纠正、改造和惩罚那些肆意不去新教教堂参加礼拜仪式的顽固分子”。督办这些事务，镇议会成员责无旁贷，甚至还要列出一份所谓“固执”地拒绝参加新教礼拜仪式的“异端分子”名单。除了他们，教会委员会的大员们还能靠谁去完成这些事情呢？所以，身为异端分子的约翰•莎士比亚，就只好识趣点，自己走人了。

那年下半年，维特吉夫特被任命为新一任伍斯特主教，斯特拉特福镇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维特吉夫特在追查和检举那些有过“大逆不道的言论”人员的事情上是出了名地卖力。在约翰•莎士比亚辞职的当年，他到斯特拉特福镇搞了一次宗教视察，查找异教徒。当时，他肯定也向斯特拉特福镇议会请求过协助，但约翰•莎士比亚早在 8个月前已经离开了。

由于与阿登家族的姻亲关系，使得约翰•莎士比亚的处境更加危险。而这期间，天主教徒爱德华•阿登与新教徒莱斯特伯爵结下了深仇大恨，关系剑拔弩张，而莱斯特伯爵当时正好总揽该郡事务大权，他向斯特拉特福镇派了一些新教传教士。阿登家族的任何成员，不分亲疏，都会成为怀疑的对象。所以，那样一个宗教政治的世道对莎士比亚的父亲极为不利，迫使他退出了公众生活。他的同事真的不愿看到他的离开，但他们都明白他的苦衷。当然，这不过是一个推测，但至少能对他后来的行为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父亲辞去公职，荣耀不再时，莎士比亚才 13岁。父亲的下台对于儿子造成了什么影响，只能推测了，但莎士比亚当时正处在把在同伴们中间地位和身份看得很重的年龄段。在这么等级森严的一个小圈子里，对于父亲的离职，他的感受很有可能是刻骨铭心的。要想对他对此事的反应做出一个估计，最好是相信他自己所写的故事，而不是道听途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大权在握却以失败告终的男性角色比比皆是。当然，这或许是对悲剧本身的一种诠释：这样的话，父亲下台这件事也可以看作莎士比亚酷爱悲剧题材的理由之一。他戏剧中的许多男主角在现实世界中都很不得志，如泰门、哈姆雷特、普洛斯彼罗和科利奥兰纳斯。这样的失败按理说是不会对剧作家本身造成伤害或痛苦的；而莎士比亚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他总是同情失败者，同情安东尼、布鲁图斯或者理查二世。正如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评价《一切皆真》中的乌尔西时所说的一样：“他把自己的失败和没落当作了公众同情的主题。” 只要男主角开始失去自己的地位，莎士比亚就会倾尽自己的全部才情来表达对他们的同情。或许，父亲地位的衰败也变成了莎士比亚一心跻身上流社会和重振家族荣耀的主要动力；这一点即使不能完全解释，也将有助于弄清他对国王这一角色空前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一家之主已经一败涂地，徒有虚名了，那么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说了算的家庭或者理想化的父子关系，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无论如何，莎士比亚已经下定了决心，绝不会让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再次吞下失败的苦果。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约翰•莎士比亚陷入了更大的困难和更复杂的纠纷之中。1578年，6个额外士兵的装备费需要斯特拉特福镇来出，而他拒绝掏这笔钱。这一年，选举日的会议他一次也没参加过。本来这些都属于违规行为，是非罚款不可的，但镇上放了他一马，并没要求他缴纳罚金。他还卷入了复杂的土地交易纠纷，这些土地都是阿登家族馈赠给他妻子的财产。同年11月12日，他把阿登家族在威尔姆科特村的70英亩祖传的土地卖给了托马斯•韦伯和他的后人。签订的条款是：21年之后，这些土地将归还给莎士比亚家族。托马斯•韦伯和莎士比亚家族算得上是亲戚，因为罗伯特•韦伯是玛丽•阿登的外甥。而仅仅两天之后，约翰•莎士比亚则将威尔姆科特村的一处房产及56英亩土地抵押给了玛丽•阿登的妹夫埃德蒙•兰伯特，作为莎士比亚借了兰伯特40英镑的担保。这笔钱按当初的约定应在两年后，也即1580年还清，钱还了，房子和土地也就会归还给莎士比亚家族。结果，后来埃德蒙•兰伯特死活不肯将房子和土地归还给莎士比亚家族，理由是有多笔欠款未还，于是约翰•莎士比亚起诉了他。这段历史虽然比较混乱，但脉络却很清晰：都是莎士比亚家族一边在把土地卖给亲戚，一边又在筹划着日后的归还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把位于斯尼特菲尔德村原本属于罗伯特•阿登，后来到了自己名下的那一部分不动产卖给了自己的外甥。

对于这些复杂的安排，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约翰•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出了名的拒不参加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其处境相当困难。维特吉夫特早就造访过斯特拉特福镇了，约翰•莎士比亚这位昔日的镇议员将被列入拒不参加国教仪式者的名单。对于这类躲避国教的异端分子的惩罚之一就是没收土地。在稍晚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写道，异端分子通常“采取欺骗手段……防止土地被没收”。报告详细描述了其中一种托辞或者说“对策”：“这些拒不参加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会把自己的土地或财产统统转移到亲朋好友名下，靠那些得到了土地的亲友来替自己解围。”还有一些人则“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某些佃户” a。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意图其实非常明显。像约翰•莎士比亚这样的拒不参加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可以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靠得住的人名下，转移到亲戚而不是“朋友”的名下，这样就不愁有朝一日被没收了。经过一段互相商定好的时间间隔之后，这些财产再归还到转让者手里。然而埃德蒙•兰伯特的做法却为这些人提了一个醒，有时事情的结果并不总会像事先预料的那样乐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说到“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的那句简练的台词，或许就是兰伯特拒绝归还威尔姆科特村的土地那件事。约翰•莎士比亚的确“丧失”了一度传给了玛丽•阿登的土地。不用请婚姻关系的专家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对夫妻之间、阿登家族和莎士比亚家族的继承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双方都没有公开承认的紧张关系。或许正如D.H.劳伦斯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紧张关系对于作为孩子的莎士比亚而言也许是件坏事，但对于作为作家的莎士比亚而言却是一件好事。

这一系列的纠葛令约翰•莎士比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且无疑也会令其家人越来越忧虑不安。而1579年春天，莎士比亚年仅8岁的妹妹安妮•莎士比亚的夭折，对于莎士比亚家的情况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教区的记录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为莎士比亚先生的女儿鸣钟致哀。”莎士比亚一家的哀痛之情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