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这句话来自于我为我的可能已经彻底无法出版的新作《四书》准备的后记《写作的叛徒》。在那篇后记的开头，我这样写道：

终于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让我犹豫了许久。因为这是一种太高的荣誉，我自知不配这样荣耀的美称，如同阿Q不配姓赵一样。然最后还是把这句话写入《四书》的后记，是想到《四书》中有许多对“习惯文学”变节的笔墨，即便称不上真正的背叛，也还是一种端倪的开始，权作为对今后写作的激励，也就这样写下罢了。

我总是怀着一次“不为出版而胡写”的梦想。《四书》就是这样一次因为不为出版而肆无忌惮的尝试（并不彻底）。这里说的不为出版而随心所欲地肆无忌惮，不是简单地说在故事里种植些什么粗粮细粮，花好月圆，或者鸡粪狗屎，让人所不齿，而是说，那样一个故事，我想怎样去讲，就可能怎样去讲，胡扯八道，信口雌黄，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建立新的叙述秩序，是每个成熟作家的伟大梦想。我把《四书》的写作，当做写作之人生的一段美好假期。假期之间，一切都归我所有。

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

我，就这样去做了。努力做一个写作的皇帝与叛徒。

从这些关于文学的胡言乱语中，可以看到我对某种“写作习惯”逃离之急切，到了激愤、偏颇和张狂的地步。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准备写这本小册之时，我多少有些明悟过来：之所以要做写作的叛徒，或缘于自己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有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作家，曾经告诉我说，在中国的网站上，有一家网站之园地，是专供“八○”、“九○”后的孩子们上网到那里发泄他们对父母的仇恨。上网到了那儿，一如精神的犯人卸下了内心与道德的镣铐，大家就可以志同道合地谩骂父亲、母亲，共同诉说他们的可恨、可笑之处，公布父母那些不为人齿的荒唐、卑劣的行为。总之，在那儿，儿女们可以不被儿女的伦理所约束，攻谄父母如同攻击自己在世界上最为仇恨的敌人。就是说出“我真想杀了父母”那样的仇伦惊人之语，也一定有人群呼应，如同你唤出了一代人共同的心声。

青年作家与我说得绘声绘色，让我愕然不已，但我又丝毫不怀疑那话、那事情并非假情虚构。现在，对于现实主义，我也正有那园地网站上最为真情和声嘶力竭的呐喊：“我真想一刀杀了它们！”真的，对于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我就像那个开门走入仇恨父母之网站的年轻孩子：“我真想一刀杀了它们！”

我确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对它们的逆叛、厌恶到了如此的境地，这让我有些惶惶不安，手足无措，如同去准备行凶而又良心未泯的罪犯。罪犯最大的敌人不是他的对手，而是他的良心。而我在诅咒现实主义的时候，最令我痛苦不安的，是我灵醒明白，我无法彻底地告别它们，逃离它们；更无法真正地一刀杀死它们，置它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如一个逆子把刀搁在父母的脖颈上时，想起的却是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而那种养育之恩，又无力让这行凶的孩子放下屠刀。最终悖理矛盾的结果，就是这个逆子不得不在选择、诅咒中逃离家庭，流浪远方，到一个没有方向的写作的荒原，孑然独立，长默无语。